毛泽东住宿地旧址内景。
泸定县朱德同志旧居。
乡城 红六军团指挥部旧址外景。位于城县香巴拉镇色尔宫村。
丹巴藏民独立师是(红军在丹巴帮助建立的第一支藏族红军武装。师长马骏(又名麻孜阿布,当地小头人)有一支为数不多的武装,红军长征到丹巴后将这支武装改编为丹巴番民独立团,马骏任团长。1935年12月底,扩建为丹巴藏民独立师,全师2000余人,编为三团,师部设在离丹巴县城约10公里的聂呷乡喀卡一村。)
红四方面军总部、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红军大学、红军党校遗址。位于炉霍老寿灵寺。1936年3月7日,红军包围炉霍老寿灵寺, 3月23日攻克。随即红军总部、总政治部、红军大学、红军党校进驻该寺。1936年6月6月,张国焘在此宣布撤销“第二中央”。
红5军团政治部遗址(1935年10月,红四方面军南下攻占丹巴后,5军团驻防丹巴,建立丹巴革命根据地,作为南下红军的中转基地。军团政治部设在离县城约7公里的聂呷乡甲居一村村口,与藏民独立师师部遥相呼应)。(州委党史办供稿)
2013年至2016年,州、县党史部门对全州红军长征遗址、遗物开展了数次普查工作,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通过普查,我们发现州内红军遗址大多处于无保护、无标识、无开发以、无利用的状态:一些重要遗址,如炉霍县四方面军政治部、四方面军运动会、波巴共和国中央政府等遗址早已损毁;二、四方面军会师遗址等重要遗址没有必要的标识;道孚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旧居或已拆除重建或损毁严重;泸定岚安红军墙长期日晒雨淋,未得到基本保护……凡此总总,不一而足!州委党史研究室就此情况多次呼吁尽早予以重视,也多方与社会力量联系(现正与中国红色基金联系争取红色文物保护资金),但由于种种原因收效甚微。
恰逢今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本报与州党史部门联合推出本栏目,在此展示我州红色遗址,带读者重温那段光辉岁月,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力量,共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在此,本网与党史部门共同呼吁,珍惜州内的革命遗址,珍视州内革命历史文物,尽早予以保护、开发,真正使红色遗址、遗物成为传承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成为红色旅游的重要资源。
■州委党史办
1935年5月26日,红一方面军分左、右两个纵队从石棉安顺场出发,逆流而上,奔袭泸定桥。5月29日晨,左纵队2师4团一昼夜奔袭240华里抵达泸定。下午4时,发起了对泸定桥东岸的强攻,经2个小时激战飞夺泸定桥,粉碎了蒋介石让朱、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的梦想,打通了红军北上抗日的通道,泸定桥因此成为红军长征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被国际友人赞誉为“十三根铁链劈开了通往共和国之路”;毛泽东同志也为此写下了“大渡桥横铁索寒”的壮美诗篇,飞夺泸定桥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的奇迹。红一方面军飞夺泸定桥成功以后,又迅速突破敌飞越岭防线并实现了一、四方面军会师,彻底宣告蒋介石了“南追北堵”、将红军“截击其为数段”图谋的彻底破产。
为接应红一方面军,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康区。两个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北上方针,红四方面军南下执行《绥崇丹懋战役计划》《天芦名邛雅大战役计划》,进入甘孜藏区大渡河流域。百丈关战役遭受重大损失后,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开始怀疑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此时又接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严厉批评,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的坚决抵制和劝说下,张国焘接受了1936年1月16日中共中央以中共秘书处名义电告红四方面军的瓦窑堡会议精神,1936年2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以刘伯承为中国抗日红军先遣军司令员,率红30军翻越党岭雪山向道孚等地挺进,开始西进康北,相继攻占了道孚、炉霍、甘孜、瞻对(新龙)等康北重镇,并在这一地区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休整。同时,红四方面军帮助藏族人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自治政权,积极作好会合红二、六军团共同北上的准备。
红二、六军团在准备离开云南中旬进入康南时,为了尽力量减少穿越康南时部队可能发生的粮食困难,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决定从1936年5月5日开始,分两路进军,即:红六军团经定乡(今乡城),稻城,理化(今理塘),瞻化(今新龙)至甘孜,红二军团经得荣、巴安(今巴塘)、白玉至甘孜。1936年6月23日,红六军团到达甘孜普玉隆孜苏寺,与红军总政治部会师及30军88师会师;红二军团5月5日从中甸出发, 6月30进抵甘孜绒巴岔地区,受到了红30军88师、波巴政府代表及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7月2日,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县城城郊举行了会师大会。会后,红二、六军团改编组建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军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两个方面军根据红军总部电令,以松潘、包座为目标,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北上。7月下旬,北上红军三个纵队经过艰苦行军,已经先后离开西康境域,逐渐聚集于川西北与甘南结合部地带。
红军长征在甘孜藏区15个县(按现在行政区域计算,未到德格、石渠、九龙)经过、停驻和开展活动,时间长达15个月,在这里建立了党的地方组织和“波巴政府”,探索实践了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休养生息,为夺取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以疲惫之师,入人烟稀少、物产不丰、气候恶劣的藏区,并在这里休整、补充,作北上准备,此间红军数万人的粮食物质均由甘孜藏区人民供给,这对贫穷的甘孜藏区人民来说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但甘孜藏区人民经受住了这一严峻考验,为支援红军,献出了自己最后一粒青稞,最后一点羊毛,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历史性的贡献,其革命功绩永载青史。据不完全统计,甘孜藏区为红军提供粮食约900万斤,即15个县10余万人口人平为红军供应了约90~100斤粮食。红军离开甘孜藏区后,留下了众多的伤病员,藏区人民在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中,为保护红军伤病员尽了最大努力,有的还为此献出了生命。红军北上抗日时不少人为红军带路当翻译,甚至参加红军并肩战斗,有的血染疆场,有的成为后来的革命骨干。1950年,邓小平同志做出了“甘孜藏区人民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的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开国十大元帅除陈毅元帅外,长征时都到过甘孜藏区,其中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罗荣恒、聂荣臻、叶剑英七位元帅长征时经过了泸定桥,贺龙、徐向前两位元帅长征也经过了甘孜藏区。开国十位大将中,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等七位大将在长征中也曾到过甘孜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