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佐

   提出红军在康北休整部队、策应红2、6军团（即会师后的二方面军）入康与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共同北上，是朱德的英明决策，是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关键一步。

   1935年11月雅州战役受挫后，张国焘的“南下方针”受到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普遍怀疑，四方面军表面上虽然还蒙着张国焘伪中央的阴影，但内部却在起着质的变化。张国焘也感到南下无望，又接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严厉批评。于是改变手法，摆出向一方面军干部拉拢的姿态。朱德适时对张国焘进行了劝说，使他勉强同意了1935年12 月中共中央瓦窑堡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936年2月中旬到3月初，红四方面军先后发布《康道炉战役计划》和《康道炉战役补充计划》，对外更名中国抗日红军总司令部，正式挥师西进康北准备策应红二、六军团共同北上。

   1936年3月，红2、6军团转战到黔滇边界。3月23 日，朱德和张国焘致电红2、6军团：“建议你们在渡河技术有把握及旧历三月水涨前，设法渡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如果你们决定后我们即布置接应你们”。 红2、6军团接电后，放弃了建立新根据地的打算，决定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合北上。朱德与张国焘联名致电让红2、6军团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意见是一个，目的却不同。朱德后来回忆此事时说：“他（指张国焘）没有决定北上前，是想叫二方面军在江南配合他，他好在甘孜呆下来保存实力，他的中央就搞成了。他想北上时，才希望二方面军渡江北上。”“我想二方面军过江我们就气壮了，所以总想你们早点过来好”，“北上就有把握了。”

   5月20日，陕北党中央发电，对四方面军和2、6军团“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张国焘接此电报，又迫于红2、6军团即将到来的形势，遂于6月6日宣布取消他的“中央”，成立西北局。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终告破产。6月底，红2、6军团到达甘孜附近的绒坝岔和普玉隆，朱德亲往这两个地方迎接，并分别同两军团的领导人谈话，针对张国焘诋毁中央的舆论，澄清事实真相。在庆祝红2、6军团和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的大会上，朱德讲话指出：“这里不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团结一致，战胜北上的一切困难，到陕北和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会合。”他还同任弼时、贺龙商量，如何将部队分开行动，防止被张国焘控制；给贺龙出主意，向张国焘要求支援，把原红9军团编到二方面军中。7月初，二、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北上。朱德建议：任弼时随红军总部行动，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这是他精心考虑做出的安排：任弼时是老资格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原则性强，随总部行动，可随时对张国焘起制约作用；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可使他摆脱南下以来被张国焘排挤控制的状况，并可从外面对张国焘起制约作用。张国焘仍不死心，在朱德面前表示要向二方面军宣传中央的“错误”。朱德对张国焘说：“不要宣传，任弼时是不会听你的宣传的。”张国焘向朱德发火，说朱德向他“进攻”。朱德始终坚持中央决定北上的方针，并同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一起推动张国焘北上。

   在各种压力下，张国焘被迫同意会合后的二、四两个方面军，组成三个纵队分头北上。大量史料表明，红四方面军各部队接总部1936年6月25日电报指示后，红二、四方面军均以松潘、包座为目标，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前进。右纵队以驻防金川流域的5军及31军91师在丹巴的两个团组成，由董振堂、黄超指挥，从绥靖、崇化、丹巴出发，经梭磨、马塘、侧格、杂窝、哈龙，向包座进发；中纵队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9军、31军93师、4军12师、独立师、红军大学、总供给部、卫生部组成，由徐向前率领，从炉霍出发，经色科、诺科、让倘（壤塘）、三湾（沙湾）、按坝（安坝）、查理寺、上让口、毛儿盖，向包座进发；左纵队由30军、骑兵师、总部五局、4军10和11师、省委党校及二方面军（含32军）组成，由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挥，从甘孜出发、经东谷、日庆、西倾寺、阿坝、向巴西、班佑进发。除右纵队外，中、左两纵队从出发之日起即基本上在高原牧场（老红军称干草地）上开始了北上的长途行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