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佐

    国民党败逃之前，制定了所谓的“西南复兴计划”，在甘孜藏区布置潜伏了一批特务，暗中组织土匪武装，散布谣言、挑拨民族关系、扰乱社会治安；田中田部流窜滋扰甘孜藏区后，挑动部分已起义的二十四军部队哗变，再次站到与人民为敌的立场；甘孜藏区历史上匪患猖獗，惯匪、股匪与国民党反动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解放后又迅速成为政治土匪。解决这些形形色色的匪患，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迅速安定甘孜藏区社会局面，成为康定地委及军管会成立后的首要任务。

    康定地委和军管会制定了“剿抚兼施、军政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方针，在普遍发动和依靠群众的基础上，对国民党残余匪特展开了政治、军事攻势。首先在1950年4月，争取了24军起义后又叛变反水的师长唐英、团长付德全、马子良等投降，顺利地将长期盘踞巴塘的付德全团调往内地进行整编，消除了康南一大隐患；9月中旬，康定军分区又调集部队开赴丹巴，配合川西部队会剿丹巴、懋功一带的国民党残匪，消灭了李富熙为师长的134师、以罗厚义为司令的“川康甘青反共救国军三支队”等残敌。对那些长期为患的土匪、惯匪，首先在泸定争取了以张晋中为首的千余名惯匪投诚，保障了泸（定）、汉（源）的交通安全；尔后又争取了丹巴惯匪张得安、赵明武等人投降，并使其在丹、懋剿匪斗争中为我所用，捕获杨志清、杨志全、沈文德等当地匪首，彻底消灭了丹巴县土匪武装；消灭了流窜于康定县大炮山一带的惯匪冯庭选、殷全安等人，枪决了恶贯满盈的惯匪头目张三麻子等3人。

    从1950年5月开始，康定地委和军管会在康定、泸定两县开展了对国民党反动党团人员及特务的登记工作，进行肃反肃特，这期间破获了一批国民党中统、军统及其他杂牌特务组织，逮捕了田中田窜康后委任的西康政务委员会主任杨仲华，潜伏康定的反共救国军头目张必林、余和生，青年党特务戴季华、李万杰等一批特务。

    在整个剿匪肃特斗争中，康定地委始终贯彻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得到了各族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和有力支援；在丹、懋会剿中，丹巴县巴底、巴旺两乡藏族群众，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在解放军未到丹巴前，自发组织武装，英勇抵抗流窜到丹巴的国民党残匪；部队进入丹巴后，两乡群众又为部队准备粮食7万余斤、柴草数万斤，派人给部队带路、送信、修桥、抬担架，有力地支援了部队剿匪作战；崇化群众为部队侦察敌情，配合部队消灭了敌134师残匪；匪首杨志成、沈文德、陈炔云等兵败逃回家后，半扇门乡群众主动将其捉拿交给解放军；泸定捕匪英雄陈万高带民兵12人，协同九龙民兵阿扎尼拉等人，通过长途追踪将匪首冉孟奎、梅甲生、王成玉等15人在盐源、木里捉拿归案。康定民兵薜万禄、冯秀云等人，击毙反共救国军团长李强及任世昌等匪首，捉获从天全窜到康定的匪首余国湘等人。

    从1950年3月康定解放到11月西康藏族自治区政府成立的8个月时间里，剿匪肃特工作取得了重大成绩。8个月中，共消灭国民党残余匪特和地方惯匪2095人，缴获轻机枪47挺、重机枪9挺、步枪1470支、短枪84支、五零炮13门、八二炮9门、山炮1门、各种枪炮弹2000发、子弹15995发，另有电话机18部、电台11部。

    1951年6月，康定鱼通土司甲安仁、鱼通区副区长杨维周勾结国民党特务蓝希一、刘野樵等人在鱼通进行反革命暴乱，对甲、杨等人的暴乱，地委、自治区政府及康定军分区曾多次写信派人做工 作，希望其“悬崖勒马、停止叛乱、交出反革命分子，政府从宽处理，保证其生命财产安全”，但甲、杨二人执迷不悟，仍坚持其反革命立场，与人民为敌。在政治争取无效的情况下，6月14日，康定军分区开始围剿甲、杨二匪， 26日战斗基本结束，甲安仁被困死在山上，杨维周被击毙。截至8月，争取被胁迫群众4万余人回家，缴获长短枪400多支、子弹1万多发，甲、杨暴乱平息后，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没收了甲、杨等叛匪头目的土地财产，分给了鱼通的贫苦农民。

    对藏族聚居区潜藏的匪特，因考虑到民族关系的稳定和团结上层的需要，一般未大规模开展剿匪肃特工作，对藏族匪特，只要与匪特划清界限，不再与人民为敌，就一笔勾销、既往不咎，一般不再作处理。对潜藏于上层人士处的匪特分子，分别采取了“交、要、捉”的办法解决，即：首先通过做上层人士的工作，动员上层人士自己主动交出来；其次是在掌握确凿证据后，到上层人士处要出来；再次是在做好充分准备后，在不与上层人士正面冲突的原则下捉出来。由于政策对头、措施得力，大都能取得上层人士的合作和配合，如理塘喇嘛寺所仁克尊向政府交出了国民党旅长兼专员曾言枢，夏克刀登交出了特务牟尚仁，稻城赤土土司交出了国民党团长龚耕耘，使藏族聚居区的肃清残余匪特工作进行得较为顺利，肃清了大部分潜藏在藏区的匪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