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孝纪

自从父母去世之后，回故乡的次数就少了很多。并且每次回故乡，已看不到往日田园丰收忙碌的景象了，村庄空落，土地荒芜，那些曾经一辈子躬耕于田野的庄稼人或已故去，或风烛残年，越来越少了。

可是，在二三十年前，确切地说，在我的童年到青年时代，故乡的大地，山明水秀，那真是一派生机勃勃。人们勤勉于土地上的劳作，人畜两旺，鸡犬相闻，百业繁盛，炊烟袅袅。

那时的故乡八公分村，位于湘南山区偏僻一隅。在囿于方圆两三公里的范围内，乡村社会自成系统，以耕作为生的庄稼人，除了与生俱来的农民身份之外，还常常有着各种社会职业身份。这些带着明显时代特征的社会职业身份，既有民间的，也有官方性质的，一同维系了整个乡村社会的正常运转，演绎了一幅特定时代下的湘南乡村民俗风情长卷。

旧日的故乡，限于当时的社会生活条件，还保存着许多传统的老职业。这些老职业与普通大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服务众生，其名称也有着明显的地域性。

在我儿时，接生娘是很受乡民尊敬的。每个乡村孩子的出生，都离不开接生娘。接生娘一般都是年老的妇女，她们本身多次生育，有着丰富的生育经验。就我而言，给我接生的，就是我家的邻居小脚老奶奶。听我母亲说，我的姐姐们和那些早夭的哥哥，都是这位慈祥的老奶奶接生的。只是村中这些年迈的接生娘一般都不识字，没有什么文化，更不懂现代医学知识，接生的手段简单而粗糙，因此，在简陋贫穷的乡村，新生儿死亡率向来很高，他们大多死于俗称“脐风疾”的病症，也就是破伤风疾病，是因为脐带消毒不严而导致的新生儿感染。于今看来，在那样的年代，一个乡村孩子能够存活下来，实在是一件偶然又幸运的事情！

缺医少药的年代，乡民日常有个伤寒暑湿之类的小病痛，一般都是自己找个土方子，扯一些枝枝叶叶熬点汤药喝。遇着大的难治的病症，自然要找郎中。每个村庄，基本都有草药郎中，不同之处在于郎中的技艺高低和名气大小。也有的郎中，擅长于某一个方面，比如治疗跌打损伤的郎中，在乡村就很受待见。我在童年和少年时，因为顽皮，曾经先后两次分别折断了手臂和小腿，都是请了邻村的郎中给医治好的。

养猪是那时乡村最重要的一项养殖业，差不多家家户户都养猪。基于此，猪郎倌和屠户的职业就必不可少。猪郎倌又俗称赶猪公的，就是专门应邀上门去给母猪配种。操持这种古老职业的人，身份卑微，所事又敏感，时常要受到乡民的取乐和调笑。一个地方，猪郎倌往往方圆几里路才一个，而杀猪的屠户则多多了，无村不有，像我们村庄，就有好几个。尤其是到了年底，临近春节的那段日子，许多人家都杀猪，是屠户最忙碌的时候。

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牵涉的老职业还有许多：那时男婚女嫁，还盛行请媒婆，在媒婆的牵线之下，促成一对对婚姻；人们日常所添置的新衣物，在供销社扯了布，要靠裁缝师傅量体裁衣，缝制而成；办红白两喜的乡村酒宴，离不开乡间厨子；到了深冬打油茶的季节，榨油坊整日烟火缭绕，茶油飘香，掌管榨油坊的榨头，又成了炙手可热的人……

以后，随着分田到户，改革开放，一些老职业先后淡出了乡村生活，成为了历史，而一些新兴的职业，诸如开代销店的小店主，承包小工程的包工头等等，又在乡村陆续出现了，正所谓新陈代谢。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名目繁多的乡村职业中，工匠是一个特别的群体。乡村民居的建造，生产生活中所使用的农具和家什，乃至丧葬用品，大多都出自这些乡村工匠之手。

工匠中，木匠无疑是活路最多的匠人之一。那时的乡村，日常所使用的诸多家什，木床、木柜、木椅、木凳、木盆、木桶……都是木制品。小时候，每当有人家在厅屋里做木工活，我们常去围观。看着一根根大木头，在木匠的锯、斧、刨、凿之下，变戏法似的做成了一件件器具，觉得真是有趣又神奇。也有的人，从小耳濡目染，爱上了做木工，日后拜师学艺，成了年轻的木匠。在我们附近的一个小村，甚至还有一位盲人木匠，手艺之巧，令人称奇。

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分田到户，人们生产积极性高涨，乡村经济渐趋活跃，兴起了建新瓦房的高潮。我少年时代居住的新瓦房，就是这期间建造的，砌匠都是我们本村的人，有的还是我家的邻居。新房建好后，自然要砌新灶台。不过，按照故乡的风俗，只有那些德艺双馨、儿女双全的砌匠，才会被人邀请去砌筑新灶，是村里人公认的灶匠。

除此之外，乡村工匠还有多种，棕匠，篾匠，砻匠，陶匠，乃至豆油匠，阉猪匠等等，不一而足，他们凭着各自特殊的技能，行走于故乡大地，为家家户户的生产与生活服务，也为自己在耕作之余，另谋了一份额外的生计。

如果说，上面这些工匠，所从事的职业主要是服务于人之生，那么，也有一种工匠，是服务于人之死，那就是纸木匠。在故乡，纸木匠也称作扎花的，他以自己独到的美学眼光和灵巧双手，为亡人扎纸花，扎灵屋，扎各种丧葬用品，让劳累了一生的亡人，在永离人间的时刻，享受一段短暂的花团锦簇的热闹荣光。

乡村是一个稳定的熟人社会，秩序对于乡村尤为重要。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乡村社会里，总会出现一些官方或半官方的职业，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的呈现。

我的少年时代前期，正值农村大集体生产时代。我的故乡八公分村，是羊乌生产大队下辖的一个自然村。因为我们村庄较大，一共分为了四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三四十户人家，一同在集体里劳作。

在生产队，队长无疑是最核心的人物，一年四季的耕种与收获，田土山的管理，每天劳动的安排……但凡与生产相关的大小事务，他都要了然于胸，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指令，并带头执行。选为队长的人，通常都是经验丰富的农民，办事公道，勤劳肯干。家家户户在生产队劳动，挣的是工分，工分的多少，直接与每户人家所能分得的粮食相关，关乎每个家庭每个人的温饱。因此，对于每一分一厘工分，人们都分毫必较。作为生产队的记工员，他自己在劳动之余，每天都必须将每户人家每个劳动力当天所做的事情、应得的工分准确记录在劳动簿上，来不得半点马虎和徇私舞弊，否则，就会挨骂，失去威信。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一个生产队一年所收获的谷物，其实也十分有限，粮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负有保管责任的保管员，身上所系的职责自然也是重大的，防偷盗，防损坏，日夜牵挂于心。我的父亲是一个不识字的文盲，但忠于值守，曾有多年，就担负着保管员的职务。

大集体时代，每个生产大队都有学校，学校的老师，大多数是本地的民办老师，他们本身是农民，或者读了初中，或者读了高中，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被大队选为民办老师。他们的主要收入，依然是计算工分，到所在生产队分粮食，外加上级部门每月发放的几块钱补贴。在故乡，我小学时代的老师，基本上都是本乡本土的民办老师。有的老师，中途因为待遇低，退出了教书育人的行列。有的则选择了坚持，以后赶上好政策，转为了公办老师。

当然，赤脚医生、广播员、管电员、供销社营业员、邮递员……也曾是大集体时代乡村大地上的标配。在我临近上小学的时候，故乡一带的乡村已经用上了电，从此，看电影成了我童年时代不可磨灭的美好记忆。当放映员和他的放映设备来到村庄，人们兴高采烈，远近相告，宛如迎来了一场盛大的节庆。

在旧日的乡村，关于巫术和神灵，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也是一种精神的寄托。每一个乡村人，从出生到死亡，都会与这些话题，与操持这相关神秘职业的人，有着或多或少的交集。在今天看来，这多少有些迷信色彩，但作为特定时期的历史和文化现象，它记录着乡人独特的情感和记忆，仍然弥足珍贵。

在我小时候，收魂在故乡就十分寻常。那时的乡人普遍相信，若是家中有孩子生病了，或吓着了，魂不守舍，就可能是丢了魂了，得赶紧收回来。因此，每当夜幕临近，就常有中年的母亲或年迈的奶奶，在村前呼喊着自家病孩的名字，为其喊魂，其声悲切。我的母亲就曾多次牵着我的手，在村口的水边喊魂，母亲的神情之悲伤，我至今历历在目。

成年人的娱神也很普遍，那些唱山歌的歌者，打拳舞狮的拳师，甚至唱渔鼓词的渔鼓师，演皮影戏的师傅，他们的仪式、唱词、戏文故事，他们想象的另一个世界，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人之一生，免不了生老病死。当一个乡村老者寿终正寝，为亡者服务的守祠人、开圹人、地仙、礼生，更是成了与神灵直接打交道的人。而村庄的宗祠里，孝家的神台上，又多了一位庇佑子孙后代的祖先和家神。岁深月久，对已逝亲人的思念，却总是长存心间。遇着清明、七月半前后这些特别的日子，那时的人们以为，能够沟通阴阳两端的，便是仙娘婆。就常有乡人，怀着隐忧，怀着思念，借助仙娘婆的情态、动作和语言，来一场与亡亲泪眼婆娑、抚慰人心的对话。

数十年沧海桑田，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随着教育和医疗水平的极大提高，如今的乡村早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精神风貌，也有了截然的不同，原先许多附着在乡民身上的传统职业、技艺和信仰，正淡出乡村的视野。新一代的农民，大多流入城镇谋生，已疏于农耕。我们的父辈，那些为时代所限，没有多少文化，却创造了灿烂农耕文明的人，也成了传统农耕乡村最后一代一辈子耕种于乡土的农民，他们是田野上真正的庄稼人！

如今，这一辈庄稼人许多已故去，留存于世的，也到了风烛残年，他们的身影正逐渐远离乡村，远离田野。写下这本书，为一个可敬可念的时代作记，为这一辈正从田野上走远的庄稼人，献上我的一份诚挚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