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书
    兴亡谁人定
    “兴亡谁人定，盛衰皆无凭。”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明神宗朱翊钧在位，大明朝经历了嘉靖年间的戚继光抗日，打败倭寇，树了国威，外表光鲜。万历年间，明神宗继续抗日。万历二十年、二十五年，明朝军队在朝鲜彻底打败日本军队，明神宗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诸侯有国）。外看，日本已臣服于中国。中国，来自海外的威胁已解除。中国只需处理好与周边游牧民族如蒙古族、藏族的关系，即可江山永固。然而，谁人知，中华民族最大的对手，已在蕴育之中，且非周边游牧民族，而来自包括日本在内的海外。终至清末，海外的坚船利炮造成了中国百年的民不聊生、国破家亡。
    兴亡谁人定？兴亡有人定吗？兴亡可以定吗？对一个生于乱世，经历了滇缅远征，经历了国共内战的军人来说，太渴望兴亡可以定，天下可以安。
    然而，兴亡如何定？以人的力量可以定兴亡吗？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命运始终在朝代的更替中轮回，是否有一条轮回之外的路留给中华民族？黄仁宇先生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之大无畏精神，通五千年历史，钩沉史海，辟一条以人的力量可以左右的道路，辟一条兴亡可以定的道路。
    黄仁宇先生的研究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历史，唐太宗“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代表了中国人的态度。历史对于中国人，最大的意义在于一面镜子。怎样解读历史，由镜外人决定。因此，镜子里映照出的也许是哈哈镜的效果。在中国人的视野里，历史没有规律，历史没有法则，历史没有客观。对于历史，仅有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历史是有变化规律的，在司马迁的眼里。司马迁用毕生之力，意图寻找古今之变之路。然而，因时代的局限，他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除司马迁之外，历史都逃脱不了唯心的命运，都逃脱不了“服务”的命运。为统治阶级服务，为王朝服务，是历史的最大功能。宏大的《资治通鉴》，鲜明地体现了其“为尊者正”的出发点。
    从唯心出发，历史是一团迷雾。面对过去，面对未来，我们无力把握，只能听凭天命，因而“盛衰皆无凭”。
    历史是有迹可循的。近代，在科学的帮助下，历史在欧洲掀开了唯物的新篇章。马克思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历史学的研究打开了一扇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门。然而，长期以来，受神秘主义以及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影响，国人看待历史，难以摆脱唯心的出发点。清末后，在坚船利炮的逼迫下，不少仁人志士试图摆脱轮回的命运，试图破译中国历史的密码。如梁启超、黄炎培、柏杨等人。可是，距离中国历史的真相，他们始终差一步。
    中国历史的真相是什么？中华文明的未来在哪里？怎样以真性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黄仁宇先生在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博士的帮助下，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出发点，以大历史眼光为钥匙，打开了中国历史真相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