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庆和
    惨烈鹦哥嘴
    谁没有最后的栖息地？有的可主动选择，有的则是被悲凉无奈圈定。对凤全来说，他最后的栖息地到了，那就是鹦哥嘴，只是它在离开土司官寨时根本没有意识到罢了。
    堂堂男子汉，马革裹尸，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也是一种壮举。然而，凤全折翅荒野，血液不再喧哗流淌，还使灵魂蒙羞，这也是他不愿见到的结果。
    这是一个震惊朝庭、震惊高原的一个日子，这件事的发生让后来许多历史学家感到十分困惑。1905年2月底的那天早晨，凤全一行人马走出土司官寨时，并没有丝毫的轻松感觉，虽然没有暴民前来起哄，也没有多少人来送行，气氛显得平静而阴沉。这种平静下面涌动的暗流，还是让巴塘县粮末委员吴锡珍警惕起来，总感到这事并不那么简单，对刚刚走出官寨的凤全说，暴民之言不能全信，还是回到寨楼留守巴塘待援。
    清政府在巴塘设立了粮台（又称军粮府），以县级官员充任粮务委员（简称粮员或粮务），负责输藏的粮饷转运，兼理地方政务。也就是说吴锡珍是朝庭派驻巴塘的地方官员。对熟悉地方事务的地方官员的劝阻，凤全已经油盐不进。在暴民围困土司官寨子的日子里，见康定援兵不至，凤全思忖的对策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凤全去意已决，坚持相信土司的话，坚信那些暴民会遵守“只要离开巴塘，性命得到保全”的诺言。其实就凤全的选择而言，已经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如果是两军对垒，凤全的选择叫弃阵而逃，输掉了气势，输掉了立场，输掉了斗志，因为凤全代表的是朝庭，代表的是在高原行使的国家意志，凤全的溃退决不仅是个人意志的溃退，而是国家意志在暴民的威逼下的溃退。也许这是后来者的思考，但作为当局者的凤大人来说，更没有想到的是他的退却离走，已经陷入无法收拾的困局，他也根本没有想到过去对他言听计从的土司已经与那些暴民和制造阴谋的寺庙活佛沆瀣一气，设计了一个大阴谋。
    当凤全一行骑着马走出官寨，离开县城，沿着那条弯曲的茶马古道向康定方向退去时，他们并没有丝毫轻松，依然感到万分紧张，因为他们刚走出县城就看见有不少挥刀弄枪的暴民尾随着撤离队伍，那些人打着口哨，不停地叫嚣，他们知道，这不是来欢送，而是一种威吓和嘲笑。
    那条被称作茶马古道的小道，是碎石、泥巴与石块铺成，路旁长满荒草，向一条蛇向山坡游走而去，这条小道在巴塘城郊的那段路并不是在今天的川藏公路上，而是要沿着一条沟谷向城后的山坡延伸。凤全一行走了个把小时，当来到一个叫鹦哥嘴的地方时，凤全对这里的地形还是感到恐惧，惊出了一身冷汗。两边高山对峙，一条深沟弯来拐去，阴风惨惨，山道贴着崖壁而过，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一声清脆而带有幽默似的口哨在山谷响起，几声牛角号震响山谷，顷刻之间弹雨和滚石竞相落下，火光在山谷燃烧，刀光在谷底闪动，那些带有洋枪的卫兵没有放出几声还击的枪弹，兵士们也没有发出几声凄惨的嚎啕，油光水滑的骏马也未能撒开蹄子奔逃多远，凤大人也未能在护兵的掩护下逃出山谷，几十人的队伍全都命丧于黑压压的暴民施暴中，他们就像一片片树叶、几块石子在那些由暴民组成的黑色泥石流般的冲击下毫无还手之力。
    那天的滚石、弹雨、刀光、呼叫一起在山谷肆虐。看着一个个跟随他的兵士绝望地倒下和像羊羔一样被杀戮，凤全已经失去抵抗的意志和力量，像个战败的骑士翻身下马，沿着通向打箭炉的山道向东退却。但他能退向哪里？围猎的幕布已经拉开，他自己已经没有胆气和力量摆脱猎狗一样围拢来的暴民了。他躲在一个岩石下边等待命运的发落。在生命最后结束的时刻，他的眼睛盯着那些灰头垢面的人影，发问道：谁是领头的？没有人回答。他便自言自语地说，你们还是不是大清的良民？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回答他的是蛛网一样的人群围拢来了，接着几把钢刀在空中划过，他感觉身体中的血液像河水涌出。山谷里卷起一阵冷风，像寺庙凄厉的长号，在野草和灌木中穿过。
    凤全生前是个令暴民胆寒、恐惧的人物，他死后还有余威，那些暴民开始根本不敢接近凤全的身体，只有一些胆子大的人才敢靠近，有的甚至根本不敢相信倒在荒野的尸体就是让他们神经错乱、大脑膨胀的凤大人。当确信凤全已经命丧黄泉后，他们像打了鸡血似的兴奋起来。“啊嘿嘿！”他们打着一串又一串的口哨，离开惨烈的山谷。
    倒是没有和凤全一同离去、在县城坚守的粮末委员吴锡珍等听到这个灾难，连忙找到罗进宝土司，和他们一起将凤全及其随员尸体收到城中待处。
    追问凤全
    不是画蛇添足，也不是过分打捞沉淀的历史，我一直在追问这个叫凤全的驻藏大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的思绪曾让我在一个个夜晚，走进历史史册探寻，《清史稿》、地方文史资料、专家研究成果都是我涉猎的对象，那些散发着油墨芳香的文字虽然有所异同，但描绘的凤全这个人的内容都有一个共同点：凤全并非是个鲁莽汉，而是个能吏。他流淌着满洲镶黄旗高贵民族的血液，以举人出身，入川作官，先后在开县、成都、绵竹、蒲江等县和崇庆州、邛州、资州、泸州及嘉定府、成都府任职，作官作得风生水起，安民缉盗很有建树，行一路，走一地，好评如潮。四川总督鹿传霖对他上奏评价道：“凤全性情劲直，办事勤能，治盗安民，立志向上”。光绪二十九年，四川总督岑春煊以“明决廉能，胸有经纬”奏请以道员留川补用。光绪三十年四月，任命凤全为驻藏帮办大臣，赏给副都统衔。在任此职之前，他对边藏危急情况早有风闻，被任驻藏要员后，感到朝廷对自己的倚重，故“激发忠诚，即有奋不顾身之慨”，急于建功立业。然而，历史在发问，“急”就能建功，就能立业？
    宽敞的大门，幽深的院落，泥土坝子，长长的回廊，大大的转经筒，红墙黄瓦，飞椽凌空，经幡飘飞，莽号声声，诵经如歌，红衣飘飘，僧影闪闪。这就是闻名康巴大地的丁宁寺，不仅在康区有名，在全藏区也属有名之寺。初入巴塘的凤全，在这天走进了这座寺庙，不是为参观寺庙壮观的建筑，也不是感受佛教文化，而是对这座寺庙庞大的规模不解，询问陪同参观的寺庙堪布得知，寺庙中的喇嘛有近两千人，这个数据在当时的巴塘城来说，已经过于沉重。全城只有几千百姓，而一个寺庙就占了半个城。长期以往，这怎么得了？他立即对傲拉扎巴喇嘛说，裁减僧人，此寺喇嘛不得逾三百名，以二十年为期。十三岁之内喇嘛，由亲属领回还俗。暂停剃度，今后禁绝私度一僧。
    裁减喇嘛，并非凤全创举，他是拾人牙慧。雍正元年（1723） 青海蒙古罗布藏丹津叛乱时，青海、甘南等地喇嘛多有参与叛乱，“西宁各庙喇嘛多者二、三千，少者五、六百，遂成藏垢纳污之地”，大将军年羹尧为稳固平叛成果，防止寺庙势力发展，因而提出限制寺庙喇嘛人数之议。清廷当时虽曾批准此事。但不久年羹尧被处死，此事便被搁置。凤全由于不了解藏区民众的宗教感情和当地信仰习惯，在清政府尚未批准其限制寺庙人数奏议，也没有充分地实施准备的情况下，不仅对丁宁寺的喇嘛说，还多次在社会上讲，“每寺只许住喇嘛三百名，余则一千余名即行还俗，如不遵允，定行诛戮。”
    喇嘛是人，不是动物，岂能随意诛戮？在当今社会，就是动物还得受到保护，何况是人。当然凤全并非真的要对多余喇嘛“定行诛戮”，而是一种恐吓。这种恐吓好比一个泼皮在别人面前挥舞着亮闪闪的尖刀，虽然没有打算刺人，但总是对别人的一种威胁。然而恐吓不是为官之道，也不能作为推动工作的手段，因为恐吓只能引来仇恨。
    凤全虽然干练，又勇于任事，但他为官的经历都在四川内地，对川边藏区了解甚少，对藏族社会、文化、宗教十分陌生，却又想下车伊始即刻对其改革，这就必然只能收到南辕北辙的效果，注定了其悲剧的命运。
    仕途获得高升，这是多少为官者的梦想。高升、重用，就意味着有了更重的权柄。有了权柄，就可能威震四方，就可能主宰更多的人，就可能号令天下。但有权不可任性。凤全用“如不遵允，定行诛戮”的话语来敲打土司的故事当然可以读出他的另一面。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按照此话说，修身是第一位的。如果个人修身不够，治国平天下也难。修身不够，这不是凤全个人的局限。勤于修身，这是为官的起码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