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巍

    终于结束掉随父亲长年漂泊在外的生活，回到家乡安顿下来的那个年月，我已经六岁，母亲尚且年轻。

    说是安定，其实只是租下了我出生以来的第一间房子，房间里一大一小两张床，衣服和日用品一律堆在床底下，除此之外再无任何家什。即便如此，也总好过六年间，每跟着父亲出差到一个新的城市就换一家最便宜的小旅店，跟老板商量开出面值稍大一点的票子，好多报销几块钱的差旅费。通常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事情办完了再换下一个地方。离开的时候跟店里的老板娘和服务员几乎都已经混熟，她们常常用各地奇怪的口音不太标准地喊着我的名字，然后用各色糖果诱惑着逗我背诗读报纸给她们听。可能是父亲太健谈的缘故，无论走到哪里，都很快有人知道这家的女儿很聪明，两岁就已经认识很多字，会拿起报纸来读。只是身体出奇地虚弱，像一棵豆芽。

    不记得到底走过多少地方，那些城市，那些人，因为停留时间太短，还不足以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刻下更深的痕迹。在很多年后的现在，绝大部分匆匆而过的风景，我即使对着当年的照片拼命回忆，依然没办法记得起来。只剩下零星的几个片段偶尔会浮上记忆最浅层：第一次坐轮船，兴奋得不想睡觉，夜里偷偷去甲板上玩，却被月光下浓黑却泛着刺眼白光的水面吓得哇哇大哭，恐惧地想象船会突然翻掉，我将被那浓黑更深处的浓黑吞噬；深冬的火车上没有任何取暖设备，但我并未感觉到一丝寒冷，因为父亲和母亲都脱下了棉外套裹在我身上，我甚至有些热，躺在母亲的怀里睡得无比香甜，偶尔抬眼看见父母亲脸上正挂着满足的微笑，好像他们一点也不冷；狭窄的旅店房间里母亲捏着我的鼻子灌我喝中药，好歹喂下去就奖励性地剥一粒糖给我，怕坏了牙齿又立刻催我去漱口、刷牙……这些记忆的残片拼接成了我的童年，似和别的孩子不同，却同样地伴我一天天长大。

    我从小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母亲说我从出生第七天便开始生病住院，此后打针吃药成了家常便饭，住院似成了每季度必经的一道手续。所以母亲很多年没有上过班，专门照顾我。好多个夜里母亲需要不眠不休地盯着我，因为我的喉咙被粘痰堵住无法呼吸，眼睛憋得充了血，像只濒死的兔子。母亲就用手把痰一点点地抠出来，喂我一片冰糖梨子，再把屋里所有的镜子遮起来。因为长年吃药，我的牙齿过早地被腐蚀掉，母亲用毛巾沾着牙膏为还不能自理的我洗牙齿，每天洗上十几次，我知道母亲尽到力了，但她阻止不了大量的药物对牙齿无休止的侵袭，所以每次牙疼得要命的时候，我都忍着不哭。

    母亲也是细心的。再怎样忙乱，她都不忘记用喝剩的牛奶擦一点在我脸上，所以长大以后，从一个肤色偏黑的家族出生的我，脸上的皮肤却比身上其它部位白一些，除了在一起生活过的室友，很少有人知道我这个秘密。母亲也从未忽视对我的启蒙教育，我不生病的时候，每天跟着母亲看图片认字，读童话书，背九九表，做算术题，所以我虽然没有上过幼儿园，学到的知识却并不比同龄的孩子少。

    八岁那年，我终于上学了。母亲也终于上班，两个人的工资，毕竟比一个人的要宽裕一些。在学校附近，我们重新租了一套大一点的房子，有两个房间，也是一大一小，一个窄窄的厨房，但是没有客厅。

    平淡的日子里并没有太多故事。父亲依然经常出差，而我依然经常生病。生病的日子母亲便很疲惫，可是父亲回来了，母亲就把那些疲惫收进围裙里，并不告诉他我生病的事情。然而父亲似乎比母亲更疲惫。

    我病了，没有胃口吃东西，母亲买来好多花花绿绿的零食来哄我。我病着快乐了三天，于是也就好起来了。

    想吃零食，我又对母亲说头怎么这么痛，不能上学去了。可是母亲却是真的病倒了，她有气无力地掏出五角钱让我自己去买，我换来爆米花便蹦跳着去上课了。

    从那以后母亲便拿我没有办法，没有好吃的，我就会头痛。我不知是母亲有意让着我，还是当真害怕我生病。反正我不管这些，我只要有好吃的就行。

    生病也是一件挺美好的事。我有时想。

    深夜里父亲的开门声很轻，但我还是醒了。我看见父亲黑黑的头在我房门上的玻璃外面停了好一会儿，终于缩回去了。

    不久，父母亲开始细细地讲话。我听不大清楚，于是悄悄起身，躲在房门后面。

   “家里没什么事吧？”父亲问。

   “没事，孩子很好。”

   “天越来越冷了，当心不要着凉。”

   “嗯，我给她穿得很暖。”

   “钱还够用么？”

    母亲迟疑了一下。

   “工资还没领回来呢。昨天又收电费，十几块呢。”

   “怎么这么多？”

   “是啊，冰箱用的电一度也少不得，孩子写作业要多开一盏灯，不然眼睛要近视。”

    我不知道为什么时常有人讨债似的上门收电费，只知道每掏一回钱，母亲就一定发一回愁，她会盯住那张收据单子仔细看很久，像做一种研究。

    父亲好像想起什么来了，去包里翻了一翻：“给你。”

   “什么？”

   “二十块。”

   “奖金？”

   “车票钱。”

    母亲皱皱眉把钱接下了：“没有钱，家里会尽量省的。单位给你报销四十，你不买卧铺，一定要坐硬座，两天的火车，怎么熬得住啊！”

    父亲懒懒地笑一笑：“不累，睡一觉就好了。”

    母亲也笑了：“将来折腾出病来，可没钱治去。”

    看来他们准备睡了，母亲却从门缝里一眼扫到了我：“呀，你怎么不穿衣服傻站在那儿！要是明天冻感冒了，看我不收拾你！”

    我溜回床上去。有那么一会儿，母亲那句话总是在响：“没有钱，家里会尽量省的。”怎么省呢？冰箱不能断电，夜里不能没有灯，父亲不能不坐火车，我也不能没有五角钱的爆米花呀！想来这件事上我是帮不上忙的，索性睡着了。

    再醒来的时候，父亲又不见了。

    我迷迷糊糊地发起烧来。

    母亲并没有收拾我，她把一大堆果冻、威化、巧克力和药摆在我床边。

    然而温度越烧越高，超过了41度，以至于我不能够清楚地说话了。母亲慌了，连夜将我抱进医院。

    终于烧成了肺炎。

    针尖从手背上扎进去，药水一瓶瓶高吊起来，我不再想吃什么零食了。高烧固执地不肯退，母亲找来白酒，倒在手心里揉搓在我身上，瞬间的冰凉，但很快又蒸发、燃烧起来。滚烫中只听见母亲哭着轻轻地喊，喊的全是我和父亲的名字。

    又能抓起零食吃的时候我已全然不记得高烧的滋味了。针还是要打，药也一定得吃，吊瓶一天要挂五六个小时，难熬死了。我吵着要回家，母亲说：“再等几天，要等你彻底不咳嗽了才行。”

    回家那天，天晴得简直不像话，太阳晃得眼睛隐隐地痛。我追着踩着母亲的影子，一蹦就上了公交车。

    空位子不少，但母亲要我坐在她身上。我不肯，一定要像大人那样独占一个位置。

    “你坐妈妈身上，我们只交一个人的钱，回去给你买好吃的，不好吗？”

    我乐了，窜上母亲的腿，但母亲立刻呻吟了一声，用手捶几下腰。

    售票员来了：“一位，两角。”

    母亲递过一张是五十的。

    售票员皱着眉：“没有零钱？”

    母亲有点无奈地说：“只有这一张了。”

    找回的一角、两角和五角钱七拼八凑，足有满满一大把。

    我立即高兴起来：“妈，换了这么多钱！”

    母亲也笑了一笑，却很苦。

    家门口正贴着催缴电费的单子。我掂起脚来读上面的数字：这个月只有四角。

    母亲说要省钱的话又响在耳朵里了。

    “妈，太好了，我们省了这么多钱！” 我兴高采烈地跳起来。

    母亲望着我，一个月间促起的皱纹似乎真的随着我的喜悦而舒展开来，她放下整整一口袋的中药、西药和一张一张的收据，然后把一个整整的我高高地抱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