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绍俊

    我欣赏阿来《瞻对》的叙述，而且我正是要从他的叙述入手，来证明这部作品的发表和出版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它促使我们再一次认真思考纪实文学的文体问题。

    非虚构是这几年流行起来的说法，其实就是应对着纪实文学。但为什么放着我们早已习惯了的纪实文学不用，非要用一个非虚构呢？难道仅仅是喜新厌旧吗？我以为不完全是，这里也许还包含着人们对纪实文学现状的不满。纪实文学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纪实，很多纪实文学作品写得像小说，很多纪实文学作家以小说笔法来写纪实文学。所以人们要提倡“非虚构”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在提醒纪实文学作家，纪实文学的根本原则就是非虚构，非虚构也就是不虚构。一旦虚构，你就把纪实文学写成了小说。非虚构是套在纪实文学作家头上的紧箍咒。但很多纪实文学作家不愿意戴上这个紧箍咒。他们的理由很充分，纪实文学可以合理想象，中国的史著就有这样的传统，他们举出司马迁写《史记》作为最有力的例子。《史记》开创了中国的历史叙述传统，我们的纪实文学也大大发扬了这一传统，从而使纪实文学的叙述空间更加开阔。但《史记》的传统也包含着坏的因素，我们在继承时却不加辨识，甚至还将其当成祖传的宝物，这就带来了纪实文学根除不了的恶果，即对虚构的容忍和纵容。我们决不应该以《史记》里有什么我们就可以有什么作为允许虚构在纪实文学中存在的理由。因为今天和古代的文化环境迥异，古代的历史观、世界观特别是对历史的界定，与今天的现代历史观有很大的区别。古代，特别是先秦及两汉时期，在人们的观念中，真实的事实和传说、神话往往都被混在一起，并不作严格的区分。我以为，《史记》中那些生动的历史细节，并不完全是司马迁凭空面壁虚构出来的，多半是口口相传的传说，司马迁广泛采撷到这些传说，并作为信史写进了《史记》，我甚至愿意把司马迁视为一位善于开展田野调查的学者。因此今天的作家，有资讯如此发达的条件，就不应该以司马迁为借口，为自己在纪实文学写作中的投机取巧辩护。纪实文学界在不断地讨论要不要想象，如何区分想象与虚构的界限，讨论来讨论去也解决不了纪实文学失真的问题。因为说到底，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涉及纪实文学本质的伦理问题。也就是说，纪实文学作家应该把拒绝虚构作为写作的伦理标准。所以对于纪实文学中的虚构，或者说纪实文学中的小说笔法，我们应该采取零容忍，应该进行一票否决。

    难道零容忍、一票否决，就不能写出好看的纪实文学了吗？阿来通过这部作品响亮地回答道：能！我以为这就是阿来这部作品的意义所在。

    作品是以一个川属藏民的居住地瞻对在近200年间的变迁为主要内容，充满了传奇性，阿来是一个出色的小说家，他写的这个题材又太有想象的余地了。但阿来并没有因其传奇性就滥用小说的叙述，他完全控制住了自己的小说思维，完全依靠着史料以及民间采访到的历史传说，梳理出一条清晰的历史线索，他的叙述条分缕析，引人入胜。比如作品一开始从1744年发生在川藏大道上的一桩抢劫案说起，正是这桩抢劫案引发了后来不间断的战争。他极其清晰地呈现出战争的起承转合，跌宕起伏，但他做到这一点根本就没有靠虚构，他不写乾隆皇帝如何龙颜大怒，也不写瞻对土司班滚如何负隅顽抗，而是依凭着皇帝圣旨和官员奏折之间的往来，把这场战争讲解得头头是道。而且，没有那种所谓的合理想象，阿来的叙述同样能够传达出人物的神采，这同样也是靠他对史料的重新组织及评析。如写赵尔丰，他甚至还说：“我一直想知道赵尔丰是个什么样的形象，但存世的文字中却很少有他形象的直接描述”。阿来并没有因为史料的缺乏就去“合理想象”一个赵尔丰的形象，而是将有限的史料综合起来，细加分析。如有则材料说他在战事最为紧张危急时，头发一夜之间全数变白了，凸显了一个效忠尽责的老臣形象。如有则材料说他朔风凛冽时“戎装坐马上”，阿来又查阅史料知道此时的赵尔丰已60多岁，便说“矫健如此，其形象跃然纸上”。赵尔丰临刑前留下了一张照片，可惜这张照片模糊不清，阿来也没有以妙笔生花的方式来“还原”赵尔丰当时的神情，只是说从这张模糊不清的照片中“可以看出他的表情并不惊恐，却显出无奈与苍凉”。

    我在这里强调阿来的叙述是地道的非虚构叙述，而且证明非虚构叙述同样可以写得引人入胜。这首先当然是一个技巧问题。阿来的文学功底，特别是他对于故事深层结构的谋划，显然是他叙述成功的关键。这也说明纪实文学的文学性是多方面的，但就是与虚构无关。最后，要说说的是，叙述最终是为思想服务的。纪实文学的灵魂还在作家的思想。一部书写历史的纪实作品，重要的还不在于重现历史，而在于重新认识历史。就像阿来为什么要写两百年来一个川属藏民居住地的变迁，是因为他要破除“过去读二手书被灌输的错误印象”。他对历史的重新认识，不仅值得我们深思，而且很有现实感。如他从瞻对传奇中“看中国历史，于国计民生都有利的改革，总是不能在最容易实行时进行”，为什么？他得出结论：“原因无非是官僚机构的怠惰，和利益集团的反对”。这简直就不像在说历史。特别是他关于文化之化的思考，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共和”的背景下如何去处理文明与野蛮的冲突，都是这部作品的魂。古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认为治史需要史才、史学和史识三长。阿来的这部作品是三长齐备，从他的叙述看出他的史才，从详细史料的运用自如看出他的史学，而他对历史独到和清醒的认识看出他的史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