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

   人类从跌跌撞撞地进入城市化之后，写作者就开始分成了两拨：一是从小生长在闹市里的，二是出生在乡野间的。

   一个终生不愿迈出城区的作家，竟能走得那样远，该有多好的体力和才华。他们如果像出走修行的人士那样，再获得一些安静和旷野绿地，又会是怎样一种惊人的情形？不知道，或许一切还恰好相反，因为生命性质不同，人的灵性是不一样的，有人可能天生就对于闹市特别敏感。

   比如说索尔·贝娄就是一个典型的城市动物，他一辈子没有离开城市，作品中不停地写知识分子和城市纠葛，但也实在伟大宏阔。但是如果研究索尔·贝娄的作品，就会发现他终生在做两种事情：一是在文字世界里畅游，并让这种生活成为虚构的重要基础；二是他仍然极度地向往自然，利用一切机会与大自然亲近，与大地的神经丝丝相接。

   比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屠格涅夫，看起来都是生于贵族之家或城市街区的，但他们整个的生活历程中，与平民的来往是很频繁的。而且他们大量的时间是在俄罗斯大地上行走。普希金主要住在郊区；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了流放地生活；托尔斯泰不离树木蓊郁的庄园；屠格涅夫迷恋俄罗斯大地。

   有人认为中国没有纯粹的城市作家。他们大概以现代作家为例，却没有以今天的作家为例。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城市化程度很低，即便看起来是一座大城市，实际气质也还是一个大乡村。它的本质内容跟乡村的交接边缘不是特别清晰，有时候似乎是介于二者之间。所以中国作家更多地置身于城市和乡村之间。有些看起来已经相当繁华的大都市，从形式到内容仍然是处于对西方都会的摹写，外洋内土。这些城市还没有称得上自身的独特文化与历史，严格讲还算不上真正的现代都会。所以聪明的城市写作者一生都在省悟这个生活主题，尽一切机会与乡野密切交融。

   到了当代，情况就有些稍稍改观了，这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关。我们渐渐会发现比较纯粹的城市作家在出现。由于中国对西方城市的模仿，对其生活状态的模仿，时间日久，也会衍生出很特殊的、中国当下的一份城市生活。这种生活培植起来的写作自有优势，那就是在模仿中的忘我状态、一种与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西方都大为不同的特殊生活情状。他们的心理不同，描述也不同。他们在不难察觉的自卑中与世界对话，居然也能对得起来。这就是当今的乡野作家所不具备的生活内容和文化视野。这就呈现了表述身份和表述内容的极端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也许是只有第三世界的中国才具备的。但是他们和西方那些纯粹的城市化作家所面临的困境仍然是一样的，就是同样需要大地和乡野，需要去见识大风景——那些地方氧气充足。

   这里的“氧气”当然不光是指化学分子式的意义了。

   文学研究者可能也是如此。一个完全不了解乡村与土地的人，也就处在了长期缺氧的环境之中。西方的个别研究者依赖于学府传统和流派，可以在那个研究的小圈子里名声日隆，因为他们掌握了一个体系，掌握了一种现代解剖方法，有学术家族的密码。这个密码和钥匙似乎攥在他们手里，有时候是近亲私授，靠血缘关系传递。这种游戏由于看上去过于认真，也就显得有些荒诞。

   这一类高深晦涩的西方学院派，其实与文学的簇新感动和真正的诗意是对立的。但是他们可以在对立中快活地繁衍，正像塑料化纤布景与真实的自然风貌对立，却具有很大的市场一样。商业主义时代什么都可以成功，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对于有一部分较真的人来说，他们却不会满足这些，一定还要吸收被世俗落叶所覆盖了的、广袤大地上的营养。这是另一类令人尊敬的学院派。

   关于乡野与成长的话题，还可以再扩展开来说。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俄罗斯是触目的，给人震撼最大。它横跨欧亚大陆，与欧洲其他国家的狭促地理环境很不一样，跟北美国家也不一样。它有西伯利亚，也有欧洲的部分，在它广阔的国土上有很苍凉的地区：冬天很冷，白雪无垠。可是春夏天的圣彼得堡鲜花遍地，又是浪漫之都。它的东部城市也非常浪漫，这是从它的西部蔓延过去的。但是它给人整个的感觉还是宽阔和苍凉。这样的民族很容易产生严肃的思想，他们生长在一片忧郁的土地上，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类作家，赫尔岑那样的思想者，普希金、莱蒙托夫那一类的歌者，他们的出现绝非偶然。推理起来，从一个民族到一些个体，道理全都一样：没有开阔苍凉的大野，生命的求索和想象就成了另一番景致。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的一些都会，一方面是很现代化的城市，另一方面它的大自然保持得极好，比如湖水树林，比如近郊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大农场，这使它的乡村乡野味仍然很浓。有的城市直接就拥有成千上万的野湖和广阔的大平原，城市里面以及城市很近的周边全是乡野风光：橡树、枫树、玉米田、豆田、苹果园……城与乡是交融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