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春春

    尹向东的家庭叙事除过上述四平八稳的叙述之外，还有关于婚外恋的描写。如《愿言》中洛绒与静萍约会跑马山，享受婚外恋爱的激情与紧张。而《像阳光一样透明》则是婚外情被发现后出现的一系列的耐人寻味的故事。吴默发现了张大年与刘敏的婚外恋情，由此拉开了三个家庭的混乱局面，直到最后当所有人把矛头指向发现人吴默时，他发现所有人都在遮掩真相，都在说谎，甚至产生了“许多事情就是这样说不清，也不需要说清”的认识，这种观念彻底击碎了吴默的生活信念，于是，他站在楼上“鸟一样张开双臂跳了出去”。这两部作品中，结局都有一个男人跳了下去，《愿言》中的洛绒为证明对静萍的感情而奋身跳崖，《像阳光一样透明》中的吴默无法忍受谎言而跳楼。尹向东在作品中关注的不是婚外恋情，而是人们对婚外恋的态度以及恋情被揭穿后人们的表现，身处恋情中的已婚男女既不会抛弃家庭而结合，也不愿意放弃彼此之间的爱恋，他们紧张地小心翼翼的维护自己精心编织的谎言，一旦谎言被揭穿，就将几个家庭内部的平衡彻底打破，就引发出一系列的人生世相。

    此外，在尹向东的康定书写中，还试图编织康定的历史，展现历史风云变幻中康定不灭的魂灵，显著者是《唱情歌的人》。开篇“那时候康定满城还是木质镌花的板房，两层楼，沿折多河两侧排列开来。满城的街道也都由青石板铺就，关外来的藏人，赶着马，的的嘚嘚行走其上，混合穿长衫的陕西商人，以及戴白帽的回人，共同为这小小的城市添加繁华”，将叙述的镜头拉向康定的过往，而将过去与现在连接在一起的是康定情歌。在不同的时期，康定情歌承载着不同的社会功能，或者说人们赋予康定情歌别样的价值，而歌唱者尼玛就直接与康定情歌不同时期的社会功能连接在一起。走亲访友唱情歌是欢娱的象征，面对外来的贵客唱情歌是展现康定特色的荣耀，当“夺吉村被短暂地更名为战斗生产队，随这名称的变化，尼玛不能唱歌可，唱这些情歌意味着堕落和小资”，最终尼玛被剥夺了歌唱的权利，也失去了生活的乐趣，只能黯然死去，而随着尼玛一并逝去的还有那古老质朴的康定情歌。

    在尹向东的康定书写，锅庄书写明显带有成长记忆的痕迹。《坎上》追忆的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是对少年生活的记叙；《丢手巾》记叙的则是父辈之间的故事，这两篇作品着力凸显出康定锅庄生活的多样性和融合性。关于锅庄，在这两篇作品中有相同的描写：康定锅庄是旧日茶马古道上以茶易马的媒介，又是各路商人栖脚歇马的店子，由一色的镌花木质板房构成，两层楼，像不规则的四合院。院子里铺满大青石板，藏区汉子牵马赶牛，带雪域的药材、珠宝来康定，住进熟识的锅庄。汉地商人雇背夫，把成捆的茶负在身上，一步一个脚印翻越二郎山来康定，也住熟识的锅庄。他们在锅庄里完成交易，锅庄主当中间人，也当翻译。多年前的康定城，就由大大小小的锅庄院坝组成。不过这都是进入史书的事情了，解放后，修房建屋，大部分锅庄变为钢筋水泥的楼房，剩余的一些也分配给平民作了居所。后来的锅庄更像一个大杂院，居住着不同民族、不同职业的人们。

    罗家锅庄在一个坎上，两进院子，大院坝进去，里面还有一小院，也都铺了青石板。锅庄里住十多户，大部分是藏族。十来户人家里，又有许多靠赶马为生，康定人习惯把他们称为驮脚娃，挂靠在群众运输站。许多区乡还没有通公路，他们把日常用品驮到偏远的区乡，再把粮食驮回来。

    锅庄的历史功能既是旅店，又是交易场地，承担着茶马易市的重要职能；康定城由锅庄汇聚而成，康定城就是最大的锅庄。锅庄容纳着不同民族的人群，因而，民族间日常生活的交融就非常的频繁。尹向东将目光锁定在罗家锅庄，铺叙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在锅庄里，藏族是主体，而藏族男性们多为驮脚娃，不断地行走在城乡之间；汉族和其他民族是少数，他们由于各种原因，暂时栖居在锅庄，于是，孩子之间、大人之间的日常交往就不得不产生交集。而在尹向东的书写中，藏族驮脚娃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是孔武有力、热情、豪爽和善饮，而无一例外的是汉族家庭中男女老少都是相对谦卑文雅瘦弱，而在相互之间的交往中，饮酒是重要的交际方式。而汉族的男子或男孩子们都不擅长饮酒，为了彼此之间的交往更为和谐，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学会了饮酒，于是，尹向东在作品中有许多是关于饮酒环节的描写。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倒酒或倒茶，汉人都习惯反着手倒，“按藏族人的规矩，反手是给故去的人倒，一正一反，亦是一阴一阳两个世界”，于是在藏族家庭中的聚会，汉人的此种行为往往受到藏族主人的呵斥，让汉人们有一种屈辱之感，心生不快，为此，当他们想要获取主动权，满足个人的心理平衡时，就以反手倒酒的动作惩戒对方，这就产生了彼此之间的摩擦以及相互之间的融合等情节。锅庄成了民族融合、民族对话的场域，具备了特殊的文化交融、情感共融的社会空间的意义。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康定亦具备如此的文化空间价值。

    回顾尹向东的创作历程，或会发现他早期的写作中，夺翁玛贡玛与康定是分离的，如同两条平行线一般构成他的写作路径，这可能是由于这一时期尹向东的写作还处于自发状态，侧重情感的自然流露，还可以看出尹向东此一时期，较为注重理想之境的写作，试图张扬民族原生态生活的理想图景。但是封闭式的写作方式显然不适应文学发展的实际，尹向东试图回到康定的历史文化书写，但发现单纯的藏汉或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对话太过单一，难以打破民族书写的藩篱，难以有新的突破，为此，当他在作品中希冀打通夺翁玛贡玛与康定之间的联系，而在更为宏大的视野中关注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人们时，他的写作进入到新的阶段，既有传统的望乡情怀的诗意表达，也有展望栖居地的现实呈现，两相交融，势必创作出康巴文学的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