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征

    阿琼的《渡口魂》以质朴的叙事，诗性的语言娓娓讲述了直门达渡口直本家族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其美好的世风人情，虔诚的宗教信仰，以及在此背景下发生的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以其深沉的命运感，厚重的历史、宗教、地域文化意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意蕴丰富的爱情悲剧

    小说开篇，“我”还是个六岁的小孩，“我”的名字叫诺布才仁，是直本家的珍宝明珠，肩负家族传承的重任。当时家族的当家人是爷爷，爷爷本来有四子二女，但是，四个儿子都出家了，大女儿远嫁，“我”是爷爷小女儿的儿子，但“我”的生身父亲却是个迷。“我”的阿妈美丽、忧郁、多病。原来达哇卓玛（阿妈的名字）年轻时美丽动人，爱上了年轻的活佛，活佛也爱她。但直本家族对神圣的信仰是虔诚的，作为佛徒对佛教的教义戒律，是忠实的维护者和修持者，绝对不做亵渎信仰的事。特别是达哇卓玛的母亲，深信让活佛破戒的女人会堕入恶趣，沦为堕入十八层地狱的女鬼，永世不得翻身。刚好活佛和达哇卓玛的另一个热烈的追求者秀啦百户少爷都住在直本家，达哇卓玛的母亲旺毛太太让喝了酒的秀啦少爷闯进了女儿的闺房，并且吩咐下人听到了什么动静也不许管。“我只有这样毁我女儿的清白之身才能不让她堕入恶趣做一个罪孽深重的女人。”此举虽然拆散了达哇卓玛与活佛的恋情，但也毁掉了她一生的幸福，从此她郁郁寡欢。秀啦少爷虽然占有了达哇卓玛的身体，但是因为双方都要肩负继承各自家族的重任，一个不能出嫁，一个不能入赘，所以连没有爱情的婚姻也不能成就。阿妈怀孕生下了“我”，在爷爷年老，“我”未成人的当中，爷爷做主替阿妈入赘了一个丈夫，由于门第各方面的制约，只选到了一个品貌一无可取的老男人，让她旧伤未愈的心再受新创。后来，听到活佛圆寂的消息，并不年老的阿妈也就香消玉殒，谱就了叫人唏嘘叹息、意蕴丰富的一曲爱情悲歌。

    之所以说这是一曲意蕴丰富的爱情悲歌，是基于这几点：首先，它包蕴着丰厚的地域、宗教文化内涵。美好的人性，淳朴的世风是小说表达的一个重要内容。直门达渡口因为人口稳定，摆渡客商充足，民风淳朴，直本家族管理公正，再加上自古以来约定俗成地免去了各种捐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过着平和宽裕的生活，宛如世外桃源。小说追溯到三百多年前直本家族的传奇人物，活了一百一十三岁的直本·罗文雍仲，他临终前告诫家人：直本的子孙们，我们直门达渡口的灵魂是——办事公正，做到能把马尾巴的一根毛分成两半、能把芫根种子从正中穿孔的公正。请记住渡口没有善恶取舍，没有美丑之分，没有贵贱之分······只要到直门达渡口，都是渡客······我们渡口的直本、船家要做到锐气藏于胸，和气浮于脸，污垢讳言不出口，渡客的刻薄言语不留耳······而这些美德，正是小说一开头，米玛老人等要为爷爷写颂词书赞文，供奉在寺院里的美德，可见直本家族几百年来都很好地传承着。直本一家待下人宽厚仁爱，收留乞丐切周三兄弟，救助逃难的姑娘巴桑，巴桑和普扎结婚后，安排他们放牧，送给他们十头牛、十几只羊做结婚礼物，后来，巴桑的哥哥来寻找妹妹，巴桑一家愿意跟哥哥回家乡，直本家把牛羊都送给他们。小说里绝大多数人，不管主仆，男女，老少，一个个重情重义，谱写着人性善良之歌。直门达渡口民风的淳朴，有一件事可从反面来证明。米玛是直本家的管家，他的妻子性格孤僻，因为病后的孩子想吃黑糖，在渡口的马帮货物里偷了三块黑糖，被船家们认为坏了渡口的名声，犯了渡口的天条，爷爷说：“屎尿压屁股底下，臭味向四周弥散。”丈夫米玛也因此辞去了管家的工作。这种小错误也带来严重后果的情况，可见当地对美德、对名誉的看重。当地人们佛虔诚信奉佛教。活佛高僧在人们的心目中是神圣不可怀疑的，活佛的神奇传说在作品中随处可见：尖格活佛对直本·罗文雍仲寿命的准确预言；活佛让哑巴开口说话；活佛神奇地治好人的病等等。活佛的圆寂会让所有的人悲痛难禁。出家为僧于本人与家族都是光荣的事情，直本家的四个儿子都出家做了僧人，导致家族的这一代缺少男丁顶立门户也在所不惜。布毛奶奶不管遇到幸与不幸都说：“福是三宝赐的，苦是前世定的。”与宗教相连而来的神秘现象的书写也是《渡口魂》的一个特色。这并非作者故弄玄虚，而是当时藏地人们对世界认知的现实反映。也是人类对万物保持敬畏与诗性体认的需要。“如果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近一百多年来的西方文化无论是抒情文学还是叙事文学，其总体发展趋势是从祛魅走向世界含魅的。”“因为唯心与唯物、含魅与祛魅、神秘主义与理性主义，互从两个相反的维度滋润着、养护着人类的心灵，也滋润和养护着人类赖以生存的这块大地的诗意。这两个维度如果出现很显然的偏至，人类的心灵与大地的诗意不是出现板结与干枯，就是变得晦暗与幽冥。”这些内容的书写，不仅使小说有着厚重的文化底蕴，也揭示了达哇卓玛爱情悲剧产生的背景与基因。不是因为对佛教因果报应的深信，对佛教戒律的严格持守，不是因为对家族传承、门当户对、家族名誉的重视，以及爷爷一家之主权威的专横，阿妈的悲剧都有可能避免。

    其次，它有着揭示人生悲剧性本质的存在之思。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说：由叔本华之说，悲剧之中，又有三种之别：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命运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有蛇蝎之人物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疚。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何则？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固有故也。《渡口魂》里阿妈的爱情婚姻悲剧，也可谓是第三种悲剧，其中并无极恶之人，也无盲目的命运之捉弄，也不过是当时当地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造成。综观达哇卓玛的悲剧故事，我们找不到元凶巨恶。两情相悦的爱情没有错，遵守虔诚信仰的宗教教义没有错，爱护自己的女儿没有错，肩负家族的责任也没有错，那么错在哪里？也许，我们会想到沈从文先生的名言“美丽总是愁人的”。作品里活佛留给达哇卓玛的信里，引用了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诗句“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安得”，哪里能够得到，怎么才能得到，实际上就是得不到啊。用哲学家雅思贝尔斯的话讲，“悲剧是真实的”，因为正是悲剧“代表人类存在的终极不和谐。”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悲剧是人生固有的。

    最后，它具备关注女性命运的现代意识。对女性命运的关注，是作品的一个焦点，所以在阿妈悲剧为主的故事框架下，还点缀着几个爱情的故事。一个是孔萨女土司为了和相爱的人在一起，冲破一切阻挠，抛弃了地位、财富，生活拮据也在所不惜。她是阿妈羡慕的对象。还有一个是秀啦百户的姑姑，草原上传说的那个貌美赛王妃珠姆的，为了不嫁土司王遁入佛门，成了女活佛。阿妈对她也是甚为敬重与仰慕，深有感触。或许，不幸的阿妈对他人的羡慕，正是对自己的叹息与反思，觉得自己缺少女土司与女活佛身上那种决绝的勇气。但作为读者，却不能简单地以此论高下，为家族，为父母委曲求全，牺牲自己的幸福，她身上未尝没有崇高的人性的光辉。就像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虽备受欧风美雨的洗涤，为新思想新道德呐喊呼吁，但自己却无悔接受母亲为自己定下的旧婚姻，为的就是不愿那么些人为自己的决定而痛苦。然而，阿妈越是美丽善良，她的悲剧就越是打动人心，人们就越是希望类似的悲剧不要重演，所以在“我”的婚姻上，不论是爷爷还是阿妈，都表现得非常慎重，非常尊重本人的意愿，阿妈说“我的不幸不会在我儿子身上重复了”，这也是作品内在的呼唤。小说写到当地主要的重体力活都由女子承担，并且通过见多识广的周专员比较汉藏女子的区别：“表面看，汉地女子金贵，其实不然，她们被束缚得更多，捆绑得更紧。藏地生活本来艰涩，女人是过得辛苦，但是身心比较自由。”可见作品对这个问题有着有意识的探索。

    质朴的叙事手法

    读《渡口魂》，首先感觉这是一部不讲技巧的小说，你会很快注意到，它连章节都没有分。（当然，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优点。）它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按照时间的顺序，把“我”的一生，“我”的家人，主要是爷爷，阿妈的一生，超过半个世纪的家族历史娓娓道来。其间主要通过人物的讲述，回溯历史，插叙过去，赋予了作品丰富的内涵，厚重的历史感。但是，简朴也是一种技巧，白色也是一种颜色，淡极始知花更艳，作品靠其内在的质地，靠故事和人物本身，牢牢地抓住了读者，并深深地打动他们。俄国著名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醒人们：创造杰作的奥秘在于领悟生命，理解艺术的途径即是认识生活。因为归根结底，作家是用人的命运的秘密说话。因此人的遭遇这才是小说中主要的东西，长篇小说的内容就是坎坷人生。《渡口魂》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达哇卓玛的坎坷人生，作品也将失去它大部分的魅力。《渡口魂》也许就属于那种久违的“完整且简单，没有现代叙事的那些缺陷”的“原始的叙事”。《渡口魂》的语言也是质朴的，既不花哨，也不故作高深，比喻富有地域特色与民族特色。如：“这事像肚子里盘着的肠子，说清楚挺难的。”“马跑了还能牵回来，话说出口抓不住。”“罗文雍仲离世几百年了，可他的名声、威仪还在，猛虎虽死利爪不烂，狐狸虽死毛色不变，名声比过寿命，寿命如流走的河水，名声就是河滩，留在后世。”

    当然，《渡口魂》在语言的洗练简洁，人物的个性鲜明，叙事的富有节奏等方面还有待提高。但是总体来讲，还是一部对神秘的康巴地区一次生动言说的较为优秀的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