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寅

  “康巴作家群”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其内在的康巴精神的延续与传递也自然成为了作家们的使命，除了共同特征之外，每位作家又提供了各自表述康巴精神的可能。亮炯·朗萨的长篇小说《寻找康巴汉子》就是其中的代表，小说讲述了康巴汉子吾杰少年离家寻梦，在城市追梦的过程中“觉悟”返乡，为了打造心中理想的“康巴家园”而拼搏与奋斗的故事。女作家借助“寻找”的过程，让我们看到了康巴男女身上的特质，以及藏族人为建设精神家园所付出的努力，那种被雪山孕育滋养的纯净又可贵的文化正是当下我们所匮乏的。

       一、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康巴作家群”

   “康巴作家群”的兴起是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地区文学与文化形成集团式井喷的典型代表，藏族作家阿来曾在《为“康巴作家群”书系序》中指出，“康巴作家群”这样一群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自我书写者的集体亮相，自然就构成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阿来谦虚的称之为“文化事件”的康巴作家们的创作，在今天看来，已然成为一种独特存在的文化现象，它正在自觉开辟着上世纪80年代西藏文学热后全新的文学道路，而其源头也已由拉萨为代表的西藏转移至多元文化不断交融的康巴藏区。2012、2013年，“康巴作家群”书系第一辑和第二辑先后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和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2015年，甘孜州文联又联合玉树和迪庆两州，推出“康巴作家群”书系第三辑。这样一系列优秀作品的出版与推广，不仅使得当代藏族文学迎来了一个崭新的篇章，同时，“康巴作家群”作为一个地域、族裔特征鲜明的创作群体，在中国文坛上异军突起，受到国内文学界和媒体的高度关注，笔者相信在新世纪“康巴作家群”的创作也能像文学史中曾出现的地域特征明显的那些流派，如“山药蛋派”、“白洋淀派”、京派、海派小说、“文学陕军”一样逐渐进入主流文学史的视野。

       康巴作家们之所以能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从内、外两个层面的原因去考察：从内部来看，藏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形成了一套族裔精神的独特表征体系，它也成为了藏族文化的内核，具体体现在思维方式、宗教信仰、文化认知等方面，这支撑起了我们今天广义上的藏族文化，也不断哺育着藏族作家的创作灵感；然而“康巴作家群”的形成势必有其区别于其他藏族地区作家群之处，这就由其生存的外部特殊环境所造就。独特的地理风貌决定了藏族整体的族裔文化特征是异于内陆地区的，这里的人们面对艰苦的自然条件和恶劣的气候环境，有更顽强的生命毅力和豁达开朗的生活态度。但是，藏族文化不等于西藏文化，即便同样生活在青藏高原上，因地理、气候分布的差异，也使得他们呈现出文化特征的差别。藏族有句俗语，“卫藏的法，安多的马，康巴的人”，这里既表明按照方言的不同，藏区可进一步划分为三大方言区，同时也指出不同区域内文化特征的差异：“卫藏”在藏语里是指“河谷的中心”，其集中在青藏高原的西南部，以雅鲁藏布江流域为中心，河谷与盆地相间，有大量的冲积平原，雨量充沛，适合农作物生长，属于藏南谷地区域。它是藏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吐蕃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藏传佛教的传播也集中在这片区域，因此卫藏是佛法弘扬最集中的地方。“安多”在藏语中有“下部、末尾”的意思，《安多政教史》解释为取阿庆岗嘉雪山和多拉山的第一个字，构成了“安多”，安多方言区处在卫藏方言区的边缘地带，地域范围广大，分布有浅切割的山地和平坦的高原，特别适合畜牧业的发展，盛产名马。“康”据《白史》解释：“所言‘康’者，系指‘边地’而言，如‘边地小国’名为‘康吉贾陈’”。康方言区分布在川、藏、滇、青交界处的横断山脉地区，海拔悬殊、气候垂直变化、自然环境复杂多样，也正是这样的生态环境，养成了康巴人豪爽坚毅的性格特征和善于经商的头脑。

        当代藏族作家达真在谈到康区时指出：“我生活在青藏高原东缘——康巴藏区，生物界将海拔3000米以上的区域视为人类生存的禁区，而康巴藏人数千年就生活在海拔3000至4000米的禁区上。这片土地的自然境况极端恶劣，它集中了全世界最复杂的地形地貌，集中了台风之外的所有自然灾害，包括干旱、雪灾、地震等，这里的氧气含量仅为内地的一半。在不通公路的年代，只要你踏上这片土地，就不难发现，康巴人的眼神里流露出对变幻莫测、喜怒无常的大自然的极度恐慌和无助，手中的转经筒准确地表达了人们的祈求与希望。但是，康巴地区也有另一个侧面。当下，我们的城市正经历着严重的道德、环境、生态、社会危机。于是，很多人游历青藏高原，感受一种精神上的召唤，体验暂时性的皈依。我觉得，最能让人们分享、容纳和接受的哲学基础，就是关于自然和内心深处的和谐观念。这些观念，康巴这里有”。区域环境的影响形成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观念，而作家们对区域文化的认知则推进着区域文学写作的形成。

       由此观之，“康巴作家群”的出现和发展是康巴藏区特殊环境影响下所形成的普遍心理状况在文学领域的集中反映，涉及到小说、诗歌、散文等创作形式，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中青年男女作家，其成果显著者如意西泽仁、列美平措、格绒追美、达真、尹向东、桑丹、梅萨、拥塔拉姆、亮炯·朗萨等，他们的创作在国内获得了诸多优秀奖项，有的甚至被译介到国外。

       二、亮炯·朗萨的寻找——真正的康巴汉子

      亮炯·朗萨出生在四川甘孜州，1983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中文系。毕业后任教于甘孜州财校，后调任甘孜州文联办公室主任、州文联专职副主席等职。她于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在200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情祭桑德尔》《布隆德誓言》《寻找康巴汉子》，散文集《恢宏千年茶马古道》。曾获四川省少数民族优秀作品奖、四川省优秀文学创作组织奖及部分省级以上优秀作品奖项。散文《恢宏千年茶马古道》被译为英文推介到国外。可以说，亮炯·朗萨的小说创作以女性的视角和独特关怀展现了康巴藏区的那种康巴精神，也让并不了解康区的人们看到了真实生存在这片文化交融地区的男男女女。如果说在《布隆德誓言》中，亮炯·朗萨还延续了藏族作家们对部落文化的热衷，以家族为单位，描写土司、头人之间的恩怨纷争以及贵族与贫民的矛盾，这似乎也是藏族作家们所擅长的，类似的作品还有阿来的《尘埃落定》、梅卓的《太阳部落》、《月亮营地》等，那么到她的《寻找康巴汉子》中，亮炯·朗萨则完全跳出了历史叙事的圈子，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塑造了一个当代藏族英雄改革者的形象——康巴汉子吾杰；如果说前作中还充斥着自然生态主义、性别主义的种种隐喻，那么在后面这部小说中，则完完全全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社会主义治下的康巴藏区，原始的自然主义的情怀被改革的态势所取代，性别的冲突则消解在了英雄主义的化身背后，这就是《寻找康巴汉子》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它体现出女作家对当代康巴精神的观照。

       康巴英雄的觉悟。纵观藏族历史及其文学发展可以看到，藏族族裔文化形成的根基正是其悠久历史文化中不断积累和沉淀的共同心理素质所打造出来的。根据格勒的调查，“无论在国外的藏族，还是在内地的藏族，无论其语言、生活变化多大，但心理不易改变。他们共同的一个心理素质就是强烈的自我意识，无论走到哪里都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藏族人，于是关心藏族的事，喜欢与藏族人在一起”。由此可知，一个民族的民族自识性或自我意识是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重要特点。藏族人因为自然环境的限制以及经济生产方式与中原地区的差异，使得他们自然而然对青藏高原有着极强的依赖性，这就形成了基于生存需要和社群交往需要的最初的心理认知。在满足了生存需求之后，藏族先民努力建立起共同的祖先传说，“尽管其血统是异族或与藏族的混血产物，但世代传播下来的祖先传说告诉他们的民族成分是藏族，从而有了‘我是藏族’这种自我意识。” 通过确立祖先崇拜，塑造民族英雄形象，在族群内部达成共识。最典型的就是历史上出现的藏王松赞干布的形象和民间流传的格萨尔王的英雄形象，几乎现代每个藏族人提到这两个人物时，都会以此作为民族骄傲。尤其是后者的影响，在康巴地区尤甚，相传格萨尔就出生在今甘孜州德格县阿须镇，其属国活动的区域也多在康区。

       这样的自我意识的生成使得亮炯·朗萨在她的小说创作中自然而然会去寻找和塑造一个贴近格萨尔的英雄形象，在《布隆德誓言》中是部落英雄坚赞，而到了《寻找康巴汉子》中女作家一路寻找的吾杰正是这一英雄。为了给吾杰的形象套上一圈命定的光环，在小说开篇她就借蒙这一充满了苯教神秘色彩的人物之口道出了吾杰的命运——将来会是个有觉悟的人……觉悟就是智慧！ 也许正是“觉悟”的促使，才有了吾杰命运的层层推进：他放弃了城市里优厚的待遇和自己喜爱的歌唱事业，毅然决然回到噶麦村当起了不起眼的村官，为了改变村里落后的局面，他自己掏钱买下一台挖掘机，面对众人的非议，坚定地带领村民们开始了修路计划，随后又开展了一系列的如村办小学、办核桃加工厂等艰难却又具有拓荒意义的举措；在吾杰的村支书工作得到上下认可与支持后，他又被调到了乡里带领全乡的发展，这一时期的他变得更加成熟，同时骨子里那股康巴人的倔强与不服输也使得他在解决草场争端、雪山救险中一马当先、身先士卒，他不仅被塑造成为了康巴英雄，更是成为当代社会中一名优秀的地方干部。

        吾杰的事迹体现了亮炯·朗萨的良苦用心，她渴望塑造出这样一个当代格萨尔的形象。如果说《格萨尔》中所载的英雄格萨尔是带领岭国人民不断击退外敌、拓宽疆域，那么到了当代康巴汉子吾杰这里，他是回归了自己所热爱的故土，带领着村民、乡民克服万难、走出大山，寻求一条共同致富改变命运的康庄大道，所不同的是前者是神的化身，后者则是平凡又普通的人，于是“觉悟”在这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当代康巴人的这种觉悟正源自他们强大的精神内核——一种对母族文化的坚守。在亮炯·朗萨笔下，吾杰本可以通过进城打工而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也在之前的黑茶生意和后来的乐队主唱经历中尝到了甜头，但当面对老支书的请求和亲眼目睹噶麦村落后又贫困的现状时，吾杰意识到家乡的美好温暖只存在梦境中，现实的家乡有着那么多让人无法忽视的落后，这让他敏感和难受。在面对汉地文化与藏地文化的抉择时，吾杰果断地选择了回归，不为别的，只为心中血脉相连的族裔情怀，这种情怀也恰恰印证了女作家借蒙之口说出的这种康巴精神的觉悟：“用的东西，够用就行了，人生重要的是快乐，来自心灵的快乐，这最重要。” 藏族人对于藏传佛教的信奉，使得他们特别注重现世的修行为来世造福，为此甚至可以抛弃今生的物质享受，很多藏族人会拿出自己整年的积蓄来供奉“三宝”，这并没有使他们变得贫病交加，反而获得了心灵上的极大富足，相比之下的汉族人，此生的物质享受胜过了对来世的期待，物质追求成为了第一性，精神家园则处在一种遗失的状态。

     “康巴家园”的寻觅与建构。物质享受与精神追求是一对永恒的话题，尤其是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伴随着全球范围内工业时代向后工业时代过渡，经济的增速离不开物质的消费，而物质消费狂热的背后则是人性一味的沉溺和精神家园的无所依托。在《寻找康巴汉子》中，我们可以从侧面看出相对于噶麦村而存在的城市，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和享乐成为了习以为常，黑茶、虫草这些东西价格在城市的暴涨，抛开实际功效而言，利益的追求成为背后的推手，而城市人却对这些软黄金的原产地揣着异样的眼光，就像叶丰的追求者家崎在陪她去过噶麦以后的感慨：

      他也无法理解叶丰居然会留下来，待那么长的时间，没有电，没有电视，不通电话以及吃的等等一切都让他受不了。人活着不就是要享受生活的优越，创造更好的生活，就是为了感受优越和舒适。

      在家崎这个城市里的人看来，噶麦村一无是处，顶多是城里人偶尔散心和艺术家们寻找灵感的地方，但他却忽略了这块土地上的藏族人祖祖辈辈顽强生存和传承的精神，那种对超越物质存在的“康巴家园”的建构，直到小说的后半段，他被高原文化逐渐征服，并爱上了康巴姑娘央金，他才真正寻找到了心中的“家园”。

      亮炯·朗萨在小说中精心地打造了这样一个“康巴家园”，它既是属于土生土长的康巴藏人的，也是属于那些寻找灵魂归宿、精神寄托的外来人口的。就如小说中写到的：“‘家园’在更多的时候应该是内在的，是文化和精神层面的美好。” 说到精神家园，除了上文提及过的藏族人的祖先崇拜之外，藏族人还通过建立共同的宗教文化信仰来确立精神属性的归一，巩固族群的共同心理，这其中包括早期的苯教文化——藏人自称“蕃（བོད།）”，有学者认为这其实是从“苯（པོན）”音变而来 ，目的就是强化藏族人的族裔认同心理，以及随后出现的藏传佛教文化也同样是为了强化这种自我认同。

      生长在康巴藏区的藏族作家们，他们成长的环境本身具有较为明显的苯教文化特征。据苯教研究专家才让太在2003年出版的《西藏和喜马拉雅地区苯教寺院和神殿研究》一书所载，国内藏区从事苯教活动的场所大约有300座，包括寺庙、修炼地和神殿，而其中四川、云南等地的藏区因其远离藏传佛教文化的中心地带，苯教文化显得更为活跃。尤其是四川阿坝藏区，境内拥有最大的苯教寺院，所以在来自阿坝的藏族作家阿来的汉语作品中，我们常常能看到他对巫师形象的展现以及巫术场面的描写，这些都是苯教文化特征的体现。同样的因素也影响到康巴藏族女作家们的汉语写作。亮炯·朗萨在《寻找康巴汉子》中就着力于苯教文化特点的展示，上文也提及康巴汉子吾杰离开高原进入城市生存后的命运发生剧变，使得他又再度返乡，这其中当然与其自身的“觉悟”密不可分，但是现代藏族人在面对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抉择时精神信仰的至上，则离不开康巴藏区独特的苯教文化的影响。小说一开篇就塑造苯教法师蒙这一形象：从来，人们都叫他蒙。不知蒙是他的名字还是他职业的称谓；他不是僧人，不属于寺庙，只属于他自己和他特殊的角色，属于民间。他可以沟通人和山水的神界，他身上其实更多的附有藏族原始苯波教文化，做法事是他的职业，但是他更应该叫做艺人。他有优美的嗓音，是天生的歌者，一生都在唱歌，会唱上千首的歌，包括失传了的许多古歌，在他那里就能找到。

      女作家之所以塑造这样一个独特的人物形象，不仅因为在他的山歌和鹰笛中噶麦村的孩子们获得最初的启蒙，而且他能与神对话的能力更增添了苯教文化的神秘色彩。蒙也是小说主人公吾杰一生命运的预言者。在这里，苯教文化成为暗含在小说文本中的一条辅线，引领男性主人公的精神走向。小说最后，蒙以充满苯教特色的方式坐化而去，“他的法器和所有的鹰笛已经在死前撒布和埋藏在了深山峡谷里，如果谁能够把所有的法器都捡到，就是说把伏藏都找到，那这个人将成为他的转世和继承者，他会在冥冥中把他所有的故事和歌，以神授的方式传授给他，他将继续为天地、为一切大美和土地一样朴素的最普通者而歌！” “伏藏”“法器”“神授”这些具有苯教特色的意象代表着民间文化的精髓，它同藏传佛教文化一起化育了雪域大地上众生的谦卑、祥和，成为“康巴家园”的精神支柱。

      跨民族的康巴之恋。当代藏族作家的汉语写作，往往会选择突出藏族文化独特性的部分，同时强调部落、家族基础上形成的母族文化在面对异质文化时所具有的封闭性、保守性和抵抗性，展现出在现代文明冲击下它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亮炯·朗萨之前的小说《布隆德誓言》中就留有明显的痕迹，通过文化的对立与冲突，来揭示母族文化的优劣性，以此唤起强烈地族裔认同，到《寻找康巴汉子》中，女作家巧妙地设计了几对藏汉情侣之间感情的纠葛，以此揭示出不同民族身份背后的文化表征，进而凸显藏文化所具有的独特向心力。亮炯·朗萨用她的小说告诉我们，在藏汉文化乃至多元文化交融的横断山脉区域，文化的向心力未必体现在主流文化身上，作为相对弱势的藏族文化，却能够依靠其雪山滋养出的纯洁与干净而兼收并蓄各种文化。

     作为康巴汉子代表的吾杰和来自津城的女画家叶丰，他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家庭背景、文化身份的差异，但恰恰是吾杰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康巴精神和他为了建设“康巴家园”所付出的努力，在为人、处事、做官等方方面面所展现出的那种人格魅力打动了叶丰，让她甚至愿意为了吾杰而扎根藏区，共同打造美丽的家园，他们之间的爱是含蓄而又深沉的；叶丰的追求者家崎，他代表的是一批对藏区、对乡村有偏见的城市人群，在亮炯·朗萨的笔下，他由一开始的不理解叶丰为何如此痴迷噶麦村，到最后自己受到心灵的洗礼，同康巴姑娘央金坠入爱河，开始寻觅到自己内心的“康巴家园”，正如他所发出的感慨：高原文化的迷人是无法让另一个文化环境里长大的人抵挡得了的。 虽然家崎的这一转变被女作家描写的略显生硬，但是以他为代表的这些心存偏见的人的转变，不正是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生存的人们所展现出的魅力所在么？他和央金之间的爱是热烈而又奔放的；还有一类，以援藏教师郭京京为主，他代表的是充满了青春朝气，怀揣着理想以及对生活无比热爱的一批年轻人，在作品所反映的那个年代，他们可以为了理想而去到祖国任何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但正因为他们的梦想，可能与现实相冲突，在面临支教结束去留问题时，康巴姑娘娜珍执着的爱却让郭京京为难，亮炯·朗萨没有让这种为难成为阻碍这段恋情发展的桎梏，和叶丰决定留在噶麦不同的是，为了一份爱娜珍毅然决然离开了家乡，跟随郭京京去建造他们的梦想，这体现了康巴姑娘对爱情的坚守与追求，他们之间的爱是大胆而又执着的。这样典型的三段跨民族之恋，虽然各自充满曲折，但女作家都赋予了完满和团圆的结局，其中寄托的是女性对于美好的追求。

      亮炯·朗萨的《寻找康巴汉子》中吾杰从走出噶麦村，到进入城市磨练，再到回归，带动噶麦村、桑德尔乡经济、文化发展这一系列决定都来自文本中男性主体性的选择。朗萨笔下的吾杰是一个典型的康巴汉子，敏锐、自我、豁达、果敢，同时又不贪图虚荣、沉溺放纵。他是一个新时代集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于一身的形象。小说的题目叫“寻找”，读罢小说，不仅是作品中的汉族女性叶丰最终找到他心仪的康巴男人，女作家亮炯·朗萨找到了她所认可的当代民族英雄，读者们也从中找到康巴汉子所代表的那种精神价值。文中有这么一段通过叶丰心理活动的描写侧面烘托吾杰的形象：

她理解吾杰，乡村是吾杰的舞台，她是亲眼看见和感受了吾杰全身心奋斗、艰苦创业和村乡百姓在吾杰的带领下所发生的变化。她越来越感受到，从她开始进高原，她想寻找的真正的康巴汉子精神，就在吾杰身上。

     吾杰在两种文化冲突中并没有选择一味坚守城市，而是果断放弃多数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回到他的人生起点和精神家园，在他熟悉的土地上获得心灵的自由。都市男性形象这种在肉体与精神之间的徘徊，更多体现面对现代文明时藏族女作家所做出的思考，亮炯·朗萨借“寻找康巴汉子”在男性形象身上寄托了守望家园、传承族裔精神的美好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