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康巴藏族长篇小说的整体性考察（上）

 ◎胡沛萍 于宏

       新世纪以来，康巴地区的文学创作作为一种地域文化色彩非常显著的文学现象，越来越受到外界的关注，显示出了一道耀眼的文学景观。

       试图用一种眼光，一种角度来全面呈现和揭示康巴文学的审美风貌和文化意蕴，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当我们把某种体裁的作品视为一个整体性的认识对象，在某些层面上做宏观性的考察、探究，也会寻找到一些具有普遍性指示的审美取向。

       就笔者的阅读感受而言，康巴藏族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中展开的康巴书写，所表现出的最为显著的精神气象是，对康巴多民族融合和文化兼容并包的多元性，以及康巴大地上生活着的人们包容性品格的集中描绘和反映。

       在康巴藏族长篇小说对康定的书写中，对康巴人和康巴文化包容性的表现，是与康巴这块土地所处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的。

       康巴（以康定为中心）自古以来就是茶马古道这条交通、贸易要道上的重要驿站。由于此，这里也就成了一个人流聚集地、货物中转站。来自天南海北、五湖四海的人们，操持着各种口音和方言土语的人们，出于各种原因、怀着各种目的来到康定以及周边城镇，逐渐形成了一个有着显著地域特色的生活群落。在这个生存群落里，生活着不同地位、不同身份、不同祖籍、不同族别，甚至是不同国别的人们。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把“茶马古道”途径康巴地区的这段通道称作“藏彝走廊”，有人认为应称作“藏汉走廊”。但也有人认为这两种称呼都是片面的，应该称作“民族走廊”更符合“茶马古道”在横断山区途径康巴的实际情况。无论哪个命名或称谓，它们所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那就是：“茶马古道”途径的康巴地区，是一个多民族混合、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地域。

       民族走廊的这一特殊背景构成了康巴地区民族分布众多、民族构成复杂多元的局面。目前，康巴地区主体民族虽为藏族，但也有汉、彝、蒙古、纳西、羌、回等多个民族，他们与康巴藏族形成相互比邻或混居的局面。而单就康巴藏族的形成来看，其成份也相当多元与复杂。总体上说，康巴藏族主要是以汉代以来当地原有的氐、羌、夷等众多民族成分为主体，自唐以来在不断受到吐蕃和藏文化的融合与同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历史上由于民族间的迁徙、冲突与交融，后来也有若干民族成份陆续以各种方式融合到康巴藏族之中，这些民族成份包括了汉、彝、回、蒙古、纳西、羌等等。

      对于这种多民族混杂聚居，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现象，康巴藏族长篇小说大都所有描写和反映。而它们的描写和反映，以艺术表现的形式呈现了康巴书写兼容并包的审美特征和精神气象。在康巴藏族长篇小说中，关于这方面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或者说，许多长篇小说主要是通过对以下几种生活现象和文化现象的描写，来表现康定的这种兼容并包的精神气象的。

      族群间的融合、包容、接纳

      在阅读过多部书写康巴历史和现实的长篇小说后，笔者的一个明显感觉是，作品中总会出现一些大致相同的片段。比如，不同族别的人们在一起做工、生活，大街上（主要是康定城）来来往往的人们穿着不同的民族服装，讲着不同的方言土语或民族语言等。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族别不同、信仰相异、身份有别的人居然能够互不干扰、和谐相处。这种情形最为明显地体现在关于康定城镇的书写中。而最集中的空间，则是具有地域特色的康定街道、锅庄和茶马古道。这三个空间是康定书写中经常出现的人物活动的场所，也是故事情节发生发展的场域。读者会在这里看到一种不同身份、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自然平和地共处的生活景象。

      民族的多样化和包容性，必然会形成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康巴地区多样化的自然环境以及作为民族走廊地区的多民族交融与互动，形成了具有突出多样性、复合性与兼容性特点、极富特色和典型意义的康巴地域文化。就多样性而言，世界上恐怕很少有一种地域文化能与康巴文化相媲美。在藏族三大历史区划中，康巴藏族无论在语言、服饰、建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婚姻形态、社会类型等各个方面呈现的多样性、丰富性都是堪称首屈一指。

对于这种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景观，康巴藏族长篇小说也不程度地有所反映。尤其是在涉及到城镇生活的作品中，对此的反映最为集中典型。在日常生活中，有着不同信仰和文化背景的人群都能够和平相处。他们交朋友、谈生意、吃饭聊天、打牌娱乐，他们并不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产生影响他们正常关系的各类矛盾冲突。同一家人甚至可以遵循不同文化伦理规范。《康定情人》中的一个并不起眼的小细节，也许能够很好地说明这种情形。《康定情人》中有一个给小孩起名的细节。一家人生了小孩，家长抱着孩子既到寺庙主持或活佛那里，让主持或活佛给小孩起一个藏族名族，又到有学问的汉族知识分子那里，让他给孩子起一个汉族名字。对于这种现象，不但当事人家庭成员能够心地坦然地接受，周围的人们也能够接受，认为是极为平常的事情。还有一些情节会表现如下的情形：有的家庭，夫妻中既有基督徒，也有佛教徒，甚至是伊斯兰教徒，但他们的家庭生活并没有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发生冲突，也不会因为不同的生活习俗而产生别扭。相反，他们对各种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都能够接受，并以一种习以为常的态度对待。这种有着不同信仰和文化背景的人们自然和谐的交往，不仅仅出现在以亲情为纽带的家庭中，在其他场合，他们同样能够很好地交往和相处。比如在锅庄里，有着不同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的人一起做工，相互之间闲聊、交谈，脾性相合者还能够成为坦承相见的朋友，空闲时一起吃饭喝酒，吐露心声。这种生活场面和情形在《风马》 《康定情人》 《康定》 《命定》等小说中表现的相当突出、普遍。由此可以看出，在康定这样的地区，似乎天然地有着一种多元一体的文化精神气脉。这种气脉像空气影响着人们的呼吸一样，影响、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意识。

      当代康巴藏族长篇小说对这种多元文化交流融合景象的描写，既是作家对康巴文化精神和生活现实的真实反映，也是他们自身对这种文化现实深刻认识，并自觉表现的艺术追求。达真在谈到创作《康巴》的动机时，有过这样的说法。

      如何用文学作品反映康巴众多民族的人生、人性，以及他们对生命的理解，着墨点就从我的故乡——被中国民族学的奠基人费孝通称

      为民族大走廊的中心康定开始，在这里你可以看见藏传的五大教派的万神聚会；你可以听见旧时中国夭主教八大教区之一的康定真元堂的钟声；你可以看见伊斯兰教的清真寺；你可以看见中国内地的儒、释、道各家的关帝庙、圣谕庙、娘娘庙、将军庙以及通元宫、川王宫、三圣祠、观音阁等等的各路神仙……如此林林总总的教派齐聚这片天空下，数百年间在这里友好相处，至今没有传说和记载诉说这里因教派不同而发生过纷争、械斗和流血事件，人们在这个多民族交汇地区世世代代和谐相处，这绝不是希尔顿笔下的梦中“香格里拉”，它的伟大价值就在于活生生地存在于现实中。

      从达真的创作谈中可知，康巴藏族作家在地域文化的熏陶下，自身就培育出了博大包容的文化胸怀。这种胸怀对他们叙述态度和意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得他们的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包容品格的艺术实践。关于这方面的情形，后面将做进一步的论述。在此不做赘述。

      不同民族间自然而然的婚恋关系

     婚恋是人们生活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人生安排与选择，它不仅关系到两个人的情感与幸福，也关涉到两个家族的颜面和利益。因此，在婚恋安排与选择上，往往会关涉到许多与单纯的情感无关的因素。其中族别身份和生活习俗等，是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在我们所经常耳闻目睹的婚恋中，因族别身份、生活习俗不同而不能喜结良缘的情形似乎是一种普遍现象。但这种普遍现象在康巴藏族长篇小说却是极少存在的。在婚恋家庭方面，生活在康定的人们持有极为开放的态度和胸怀。在小说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形：只要青年男女两个人你情我愿，其他的因素，尤其是族别身份和生活习俗，大都不是他们考虑的障碍性因素。在康巴人的意识中，大致不存在民族身份和生活习俗上的隔阂。或者说，民族身份和生活习俗上的差异并不是无法跨越的鸿沟。甚至可以说，在他们的意识中似乎就没有民族身份和生活习俗上的差异，他们已经习惯了与不同族别的人和有着不同生活习俗的人生活在一起。康巴藏族长篇小说在康定书写中所表现的这种婚恋家庭状况，看似只是一种常见的生活形态，其实体现出的是康巴人包容兼收的心理意识和人生胸襟。当然，这种心理意识和人生胸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自觉地意识到的，但它确实已经内化为了人们的心理意识，且培育、滋养了他们不拘陈规的人生胸襟。这种情形在许多作品的相关描写中都能够得到很好地印证。比如，写到青年男女的婚恋时，作家不会强调当事人的族别身份，也不会在生活习俗方面借题发挥，而是把注意力放在其他相关的因素上。在作品中，很少出现恋爱双方谈情说爱时会首先后考虑对方是哪个民族，来自哪里，有什么样的生活习俗。只要情投意合、你情我愿，他们就会走到一起。这种婚恋关系，其实也很有力地说明康定人兼容并包的心理意识和生活态度。人们大都听过《康定情歌》这首著名的民歌，但未必能很好地理解其中的地域性内涵。当我们从康巴人宏阔、包容的生命情怀这一层面上来理解和欣赏这首曲子时，也许会能够真正领会“世上溜溜的女子，任我溜溜的爱；世上溜溜的男子，任我溜溜的求”这样率直、纯真的歌词中，所包含的康巴人开阔的胸襟和开放的人生态度；我们也许会真正明白，为什么康巴藏族长篇小说会不约而同地去表现康定大地上独有的那种兼容并包的精神气象。

       作家叙述态度上的包容精神

      康定藏族长篇小说对康巴地区兼容并包的精神气象的描写和表现，并不仅仅只体现在作品所描述的具体情节中；更重要的还体现在作家们所持有的包容、宏大、开放的书写态度上。阅读康巴藏族作家的长篇小说，留给笔者的深刻印象不止一点，但最为深刻的印象莫过于作家们在叙述上所持有的态度。说得具体一些就是，作家们看待自己笔下的人事时所怀有的态度。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持有大体相同的叙述态度，那就是：包容、宽厚。康巴藏族作家们对出现在自己笔下的任何人事，都持有超越地域、民族、阶层，甚至超越亲情的包容、宽厚态度。在康巴藏族作家的笔下，自然也会出现对各种不良社会现象和人性阴暗面的描写和揭示，但他们不会对此做出旗帜鲜明或者说自以为是的贬斥和批判。他们总会以平和包容的态度，去对待人性的弱点和社会不良现象。即使是对那些看上去万恶不赦的所谓的坏人或敌人，他们也会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出宽容平和的态度。我个人认为，这种叙述态度，可以说是康巴藏族作家的长篇小说，在精神气象上最值得让人关注的方面。这不仅仅因为，这是康巴藏族长篇小说所揭示出来的一种非常普遍的伦理取向；更因为这种叙述伦理所蕴含的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它体现的是一种高贵的人性品质，它是那种超越个人恩怨，超越简单的是非判断的生命关怀。尽管其中带有理想化的浪漫色彩，但它给予人们的情感滋补和精神提升的作用还是不容忽视的。为了说明问题，不妨在此举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

      在达真的《命定》中，主人公之一的土尔吉因为违反寺庙戒律而被赶出寺院，又遭到自己爱恋的女孩的父亲手下人的追捕，不得不仓皇出逃。在逃跑途中，土尔吉遇到了因杀人而逃亡的贡布。在贡布的带领下，土尔吉参军成了中国抗日远征军中的一名医护人员。在随军的日子里，他亲眼目睹了战友们被残酷的战争夺取生命的血腥场面，体验了战争的野蛮与疯狂。作为一个曾经在寺庙里当过喇嘛的军人，他竭尽全力挽救战友的性命，也为他们的平安暗自祈祷。在一次激烈的遭遇战中，为了摧毁日军的火力，已经成为部队中赫赫有名的“战神”的贡布，自愿承担突击手的危险任务。最终，敌人的火力被摧毁了，但贡布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永远地躺在滇缅边境的大山密林里。贡布的死让土尔吉悲痛不已，他按照贡布临死前的请求，就地在战场上为贡布举行诵经超度的法事。土尔吉诵经超度的场景恰巧被一个身受重伤，行将死去的日本兵看到了。这个日本兵居然也请求土尔吉为他做一次超度法事，因为他也是一个佛教徒。此时的土尔吉有些犹豫。为一个杀人魔王做超度法事？面对那么多被敌人的子弹和刺刀伤害的战友，面对那么多血淋淋的同胞的尸体，他觉得实在无法接受这个荒谬的请求；让他无法接受的还有，既然是佛教徒，为什么还要杀人呢？但在经过一阵内心的搏斗后，土尔吉还是为这个日本兵举行了超度。在小说中，有一段描写揭示了土尔吉在超度日本兵前所看到情景和他的内心想法。

       面对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杀人者，那浮肿的脸上覆盖着一层烟熏火燎的焦黑，焦黑的上眼皮里面的眼珠在痛苦地左右移动着，少佐在盼望外力将他致死，以便尽快结束痛苦。少佐依旧躺着等待佛的召唤，报应在他身上或许诱导着他完成了由“兽”到人的转变，这是近半年来同日军残酷厮杀后得出的判断。擦肩而过的死神让土尔吉赢得了机会，他想，“你可以用武力击败日军，但很难征服他，他们是一群认死理的暴徒。眼下征服他的机会就摆在我的眼前，机会要我征服他。如果他像他自称的那样是一位佛教徒的话，他一定在心灵的深处掩藏着善，兽性是外力强加的，因为人类最强大的力量不是武器或智慧，而是人类利他精神所孕育出来的无私无畏。所以，我必须在精神上征服他。”

从内容上看，这段话有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描写行将死亡的日本兵被战争伤害的残像，另一部分是土尔吉为日本兵超度前的心理活动，也可以说是为超度日本兵寻找一些合适的能够说服自己的理由。这两部分内容虽然性质有别，一部分是客观的现实景象，另一部分是人物内心的主观认识和推测性感想；但采用的都是第三人称视角，叙述者是小说之外的人，大体就是现代叙述学上所说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因为他既看到了客观景象——受伤的日本兵的残像，也洞悉土尔吉内心的想法。

     从叙述者所带有的强烈的主观意念来看，这段描写带有显著的理想化色彩，作者的主观意念太过明显；因此，从艺术的角度看，叙述上显得有些粗糙。但就它所表达的那种宽容胸怀，那种对生命一视同仁的超越态度，那种对任何生命都抱以尊重的态度，却具有很大的艺术感染力和强劲的伦理震撼力。从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对战争的另一种理解，那就是：战争既是对人性的扭曲，也是人性扭曲的结果，如果没有战争，如果人性没有扭曲，人与人其实都是一样的。同时，它还让我们看到了作者所怀有的美好的思想意念，那就是：即使是在地狱里，也会有天使出现。这是小说中的人物土尔吉所怀有的信念，但何尝不是作者所持有的信念。毫无疑问，这种信念会让我们的灵魂深受启迪，会让我们的精神完成了一次洗礼与升华。在战争中面对残忍杀戮自己同胞的敌人时能够持有如此的胸怀，能够如此大度地表现出尊重生命的态度，能够以如此平静的笔调把敌人当做“人”来写，作者包容、宽厚的胸怀可见一斑。也许做个简单的比较，会更能清晰地感受到，《命定》中的这种“给生命以尊严”的叙述态度所具有的那种浑厚强劲的艺术力量。

      从上面所举例子能够感受到，康巴藏族作家在长篇小说中所表现出的包容宽厚的叙述态度是清晰可见的，是令人震撼的，也是让人钦佩的。事实上，康巴藏族作家对生活中所有的人事，都抱着“一视同仁”的态度，而且是一种普遍的、自然的态度。需要指出的是，康巴藏族作家之所以怀有这种叙述态度，并不是因为他们泯灭了是非之心，而是他们自身的精神意识在地域文化的熏陶下，在康定独有的生活生态食粮的滋养下，所培育出的一种为人处世的态度。

      除了包容性之外，顽强坚韧的生命品格和随遇而安的适应性，也是康巴书写体现出的一种地域性精神气象。

      康巴地区地处横断山区，大河大山随处可见。山高谷深是其最为显著的地理构造特征。在险峻陡峭的横断山中择“路”开辟的茶马古道途经康巴大地，号称是从川西到藏区的生命线。事实上，这条闻名中外的茶马古道一路蜿蜒崎岖、危机四伏。正是在这种极限考验和严峻的挑战中，锻造铸就了康巴人坚韧顽强的生命品格和性格特征。关于这种生命品格和性格特征，在众多长篇小说中都有或多或少、或轻或重的描写和反映。其中有三部小说分别从不同方面有过较为细致的描述和表现。这三部作品分别是《寻找康巴汉子》《康巴》《风马》。

     《寻找康巴汉子》亮炯朗萨著

      主要讲述桑德尔村的村民们在年轻村支书吾杰的带领下，为建设家乡不懈奋斗的过程。小说的核心意旨是塑造吾杰这位新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敢于牺牲，勇于承担的光辉形象，表现他不辱使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热情颂扬具有新的形象特征和气质的康巴汉子。为了达到这一艺术目的，小说设计了一系列展现吾杰性格特征和心理意识的故事情节。比如，吾杰自己出资购买挖掘机修路，动员村民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锲而不舍地到县里寻求资金援助，甘愿担任条件最为艰苦的乡村的领导，冒着生命危险抢救遭遇雪崩的旅游者等。从这些故事情节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吾杰是一个不怕困难、坚韧顽强的康巴汉子；是一个压不垮、折不断的时代弄潮儿。可以说，他身上最鲜明的性格特征是坚韧不拔，遇到任何苦难都绝不退缩，反而是越挫越勇。只要是他所认定的事情，一定会付之行动且想法设法去完成、做好。其实，作为一个乡村干部，尤其是极为偏僻落后地区的乡村干部，做任何事情都是非常困难的。许多事情并不是想好了就能去做的。吾杰之前的村干部并不是不想做事，而是无法做成。然而，到了吾杰这里，情况有所变化。而这变化主要就体现在吾杰个人意志和性格特征方面。他身上最显著的品质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韧与顽强。当然，对于吾杰这一人物形象，作者是寄予了很大的美好期待的，他是一个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物。这一点从小说的题名“寻找康巴汉子”中可以感知到一二。但即使是理想化的人物，他依然具有现实生活的深厚基础和地域文化精神底蕴。小说中多次强调吾杰对民间流传的格萨尔王的英勇事迹的神往，对格萨尔王不惧困难、战胜强敌的英雄品格的由衷敬佩，并常常提醒自己学习格萨尔王的牺牲精神。就是其精神品格产生的地域文化根基。小说中的老村长曾经对吾杰和他的伙伴们说过一句话，这句话既是提醒，也是忠告，“记住，你们是格萨尔王的后代”。从吾杰这一人物所具有这些地域文化背景和精神心理来看，他身上所体现的那种坚韧、顽强的性格特征和精神品格，其实就是康巴人所敬仰的一种性格特征和精神品格。对于生活在康巴大地上的人们来说，这是一种属于他们这方土地所孕育出的精神品格。

      《康巴》达真著

      在表现康巴人坚韧、顽强的性格特征和精神品格时，把关注的焦点聚集在了“茶马古道”的背夫身上。从整体看，对“茶马古道”上背夫艰辛困苦生活的描写和坚韧顽强品格的表现，并不是这部小说的核心内容，它只占整部小说的一小部分。但这一小部分内容却与作品中一个贯穿始终的重要人物有关，由此这一小段情节在小说内容的构成上，就具有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具体说，它对表现小说中的重点人物郑云龙的性格特征和心理意识至关重要。完全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经历了“茶马古道”上命悬一线、死里逃生的逃亡经历，使得郑云龙这位一直生活在成都平原的汉子体验到了悬挂在死亡边缘的生命状态，从而也坚定了他无论如何都活下去的信念。在逃亡到康定的日子里，郑龙云经受了各种艰难困苦，甚至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但这些困苦磨难都没有使得他向命运低头，反而催生了他能够在任何情形下都以乐观积极的态度面对现实的韧劲，使得他能够接受任何意料到的或没有意料到的人生变故，从而引导他最终获得了一个还算“功成名就”的圆满人生。郑云龙之所以能够在充满了陷阱与苦难的人生道路上坚持下来，就在于他有了强大的心理准备和精神意志。而其强大的心理准备和精神意志的形成，与他对康定人生活态度和坚韧品格的认识和体悟息息相关。或者可以说，从踏上茶马古道，决定逃往康定的那一刻起，他的生命品格就开始被康定人坚韧、顽强的生存品格所感染、浸润。他的生命品格中坚韧、顽强的成分，随着他在康定生活岁月的积累，越来越浓重，越来越强势，直至成了他性格特征中最为显著的主导性力量。

     《风马》尹向东著

     对康巴人坚韧顽强品格也有一定的描写和表现。这部小说主要题旨在于反映以康定县城为中心的康巴地区的历史变迁，以此揭示康巴底层民众的生活情状和他们对待社会变迁与清贫、困苦生活的种种态度。从作品对康定人生活态度的描写中，我们可以感觉到，那些因各种原因来到康定的底层民众，或许各有各的活路和生活癖好，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具有顽强坚韧的生命品格，在苦难重重的生活洪流中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存活下去。他们的存活，并不受那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消极观念所驱使，相反，表现出的是一种随遇而安、乐享其成、自满自足的人生态度。无论是为了躲避凶杀而逃离草原的仁青多吉、仁青扎西兄弟俩，还是为了生存而在锅庄里打工的八斤夫妇，以及其他那些居无定所的贫苦民众，他们身上无不具有坚韧、顽强的生命品格和极为强大的适应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