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康巴藏族长篇小说的整体性考察（下）

◎胡沛萍 于宏

（上接5月23日第七版）

二

康巴藏族长篇小说在艺术上都有一定的传奇性。这里提及的传奇性，主要包含以下内涵。一是人物生活经历的曲折。经历曲折，不仅仅是指人物人生道路的坎坷艰难，更指人物有过九死一生或者是起死回生的惊险经历，这其中还包括与人物经历有关的故事情节的惊险刺激。二是人物活动和故事发生的空间别具一格，富有奇幻色彩。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看，康巴藏族长篇小说大都散发着充满艺术魅力的传奇性，从而使得作品获得了曲折生动、惊险刺激、引人入胜的艺术感染力。康巴藏族长篇小说大多具备了上述两个方面的艺术要素。当然，不同的作品中，两个不同的要素占据的轻重位置会有差别，其中发挥的艺术功能也各不相同。在一些作品中，有些艺术要素可能显得若有若无，但这些并不妨碍和影响小说的传奇性特征。下面结合具体的作品做些适当的分析、论述。

首先是人物活动空间的设置。说到这一要素，对于具有传奇色彩的小说来说，往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古往今来由艺术作品演绎的传奇故事，其发生的空间或场域都很有特色。比如：大漠戈壁、密林高山、天涯海角、雪地草原，或者是具有异域色彩的陌生之地等。这些空间或场域，往往是传奇故事诞生和演绎的必要条件。且不说国外文学在这方面的典型文本，就中国文学而言，可以列举例子就比比皆是。综观文学艺术发展的大致情形，可以说，艺术世界里传奇故事与传奇人物的演绎和塑造，很大程度上与艺术空间的设置与选择有直接的关系。艺术空间虽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但却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康巴藏族长篇小说在这方面也可算作是较为典型的模式化艺术制作。当然，康巴藏族长篇小说在这方面与那些武侠小说，以及为了追求作品奇幻色彩而刻意设置奇特的空间环境的通俗作品有着很大的区别。其区别主要是，康巴藏族小说并没有刻意去设置奇特的空间环境，没有刻意选择人物活动的场所，也没有刻意编造故事发生的场域。康巴藏族小说中所有的空间环境，人物活动的场域，故事发生的场所，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这些实实在在存在着的空间环境和场所，进入艺术世界之后，会“魔术般”地产生奇异的艺术效果。

就笔者所阅读过的小说来看，许多作品所选择的空间环境不外乎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康定城里的锅庄；二是漫长险峻的茶马古道；三是广袤无垠的草原；四是山河相间、沟壑纵横的险峻之地。康定城里的锅庄，是康巴地区最具有地方特色一种贸易交易场所。它集客栈、仓库、交易、做工于一身，是一个来自四面八方的各色人等云集交流，各种故事发生、各种传闻散播流传的空间。在康定城这样一个本身就是南来北往的商客、逃难者、军人、牧人、外国人汇集的地方，锅庄的存在似乎天然地具有一种“神秘意味”。就像许多惊险、悬疑、侦破小说和影视作品中的路边客栈、山野驿站、人迹罕至的破庙、老店等在作品中留给人们的印象那样，锅庄也会让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那些惊险、悬疑、刺激的故事情节和审美感受。当然，在康巴藏族长篇小说中，锅庄在制造小说的神秘气氛和传奇意味上，远远没有那些刻意追求惊险、刺激、悬疑效果的艺术作品那么浓厚。原因主要在于，康巴藏族作家在主观上并没有追求这种艺术效果的意图。但我的阅读感受是，锅庄的存在在客观上的确能够给作品增加神秘色彩。比如，在《风马》这部作品中，尽管锅庄里并没有发生惊险刺激的故事，但它却是一个产生传闻的地方。在锅庄里，人们谈论着各种各样的传闻，讲述着看似不着边际的故事，各色人物都怀着好奇的心理打探着、编造着各种传闻和故事。社会上发生的事情，经过锅庄里人们的讨论，很快就会丰富起来，且被不可避免地渲染上神奇色彩。而那些闲聊各种传闻和故事的人们，自身的经历也带有种种神奇的意味。如此一来，即使作者主观上并不追求神秘、传奇的艺术性效果，但这些情节的设置自身却显现出神秘、传奇的艺术意味。此种艺术效果，在《康巴》 《康定情人》等涉及到锅庄的小说中也同样存在。

与康定城里的锅庄相比，险峻蜿蜒的茶马古道这一空间更能为作品增添惊险传奇的意味。以云南边地为起点的漫长的茶马古道，途径康巴地区。康巴地区的茶马古道自然也因其地理因素和文化因素而充满了神奇色彩。可以说，这条被视为川藏民族走廊的贸易通道，即使不做任何艺术上的加工和渲染，其自身就带有强烈的传奇意味。马帮为了生活而演绎的种种故事，本身就是一个个传奇。在涉及到茶马古道的相关描述中，即使是叙述上平实淡然的《康定情人》，有些故事情节也带有传奇色彩。比如来自甘孜的商人扎西多吉因为贪恋女色，与锅庄主意西曲珍的女儿格桑麦朵暗生恋情。扎西多吉仗着自己雄厚的财力和俊朗的面孔引诱格桑麦朵，并与格桑麦朵发生苟且之事。格桑麦朵的丈夫尼玛知道两人的奸情后很是生气，但又无力做出回击，为此而深感郁闷伤感。曾经驰骋草原的土匪彭措朗杰看到尼玛情绪低落，精神状态萎靡不振，再三询问缘由。尼玛无奈之下告知其实情。彭措朗杰为了替尼玛“报仇雪恨”，在蜿蜒险峻茶马古道上设下埋伏，逮住扎西多吉，并割去了他的两只耳朵。上演了一场荒野峡谷活捉情敌的惊险战斗。

人物形象的传奇性经历，是康巴藏族长篇小说具有传奇色彩的第二个艺术要点。就笔者所阅读过的近十部藏族长篇小说来看，绝大多数小说在对人物经历的设置上都非常在意人物命运轨迹的曲折起伏。用一波三折来形容这些小说中人物的人生经历和命运起伏，似乎非常恰当。当然，为了表现人物人生经历和命运起伏的一波三折，作家在人物的社会身份或出生上多有特意的选择。即，这些人物大多是逃亡者、仇杀者、流浪者，抑或是以抢劫偷盗为生的土匪。可以说，作品人物的这种出身或社会身份，天然地就让他们的人生经历带有了传奇色彩。这其中已经产生较大影响的几部小说，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达真的《康定》 《命定》，尹向东的《风马》，泽仁达娃的《雪山的话语》，格绒追美的《隐蔽的脸》等。这几部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带有非常强烈的传奇色彩。

关于康巴书写中人物塑造上表现出来的传奇性，当然不仅仅只体现在上述几部作品中的几个人物身上。这种审美取向在康巴藏族长篇小说中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上述列举的几个例子所涉及的题材是历史方面的，在人物塑造上大概更容易达取得传奇性效果，这自然更有利于此种审美取向的达成。其实，即使是反映当下生活的作品，作家似乎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出这样的审美选择。比如亮炯朗萨的《寻找康巴汉子》在塑造主人公吾杰时，也带有鲜明的传奇色彩。在作者笔下，吾杰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人物，尤其是在克服困难，实现崇高理想这方面，他几乎无可指摘，是一个高度理想化的人物。这容易让人想起藏族民间文学中的格萨尔王。事实上，作者大致也是依照普通老百姓对格萨尔王的认识标准来塑造吾杰的。像吾杰这样的人物，即使是来自当下的现实生活，他依然是一个充满了传奇意味的艺术形象。由此可见，康巴藏族长篇小说在追求传奇性方面，的确是有着自己的艺术个性的。或者说，这是它们的一个显著的地域化的艺术个性。当然，这种个性不仅仅只体现在人物塑造方面。

三

康巴地区的藏族长篇小说对康巴的书写，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审美取向，那就是对英雄主义的崇敬和颂扬，这使得康巴书写往往具有一种英雄情结。由于这种英雄主义和英雄情结都体现在男性身上，或者说都是通过男性人物表现出来的，所以还可以把这种情结和英雄主义称作“男子汉情结”。在康定藏族长篇小说中，关于康巴的书写，对这方面的表现是非常鲜明的。而几乎所有的小说在涉及到这方面的书写时，都表现出了对“男子汉精神”的肯定与颂扬。这使得康巴藏族长篇小说都呈现出一种昂扬刚毅的阳刚气质。康巴书写中对男子汉形象的塑造，最显著的特征是对他们刚烈、勇猛、无畏无惧的性格特征的多方描写和着意颂扬。而没有这些特征的男人，则是被众人鄙视的对象，其自身也会自觉低人一等。像《康巴》 《命定》 《雪山的话语》 《寻找康巴汉子》这几部小说对男性主人公的塑造，完全就是按照“民间英雄人物”的模式来完成的，里面的男性主人公都是典型的勇猛刚烈的“康巴汉子”。即使是《康定情人》 《风马》 《康巴方式》等这类并不着意表现康巴男人英雄行为和气魄的作品，在描写作品中占主要角色的康巴男人时，也会把他们塑造成具有勇猛之气、刚烈之性，令人敬佩的男子汉。比如《康定情人》中的彭措朗杰，就是一位并不占据主要角色，但却是一个令人敬佩的“男子汉形象”，是一个被视为草原英雄般的人物。彭措朗杰是一个土匪头子，以抢劫掠夺为生，常常骚扰草原牧民，使牧民生活不得安宁。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小说中却是一个看上去有点叱咤风云气势的英雄人物。不但追随他的那些手下人和他身边的多个女人为他的“英雄气概”和“英雄行为”欢呼雀跃，并甘愿为他做出任何牺牲，包括不惜丧失自己的性命。即使是奉命去围剿他的政府军队的带兵军官，也被他的“英勇气概”所震慑和征服。曾经发誓消灭彭措朗杰的政府军小官尼玛，最终还与这个土匪头子结成了生死弟兄。小说结尾处，这个曾经的土匪头子还为尼玛报仇雪恨，残忍地割去了尼玛情敌的耳朵，情敌因为无法忍受这种奇耻大辱而自杀身亡。小说中的彭措朗杰是一个极为边缘的小角色，作品用来描述他的笔墨也非常少，但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描绘，却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作者笔下，作为土匪头子的彭措朗杰，是一个率性无畏、敢作敢为、勇猛刚烈，能够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男子汉。除此之外，彭措朗杰还是一位大孝子，对母亲言听计从。从小说对这一人物的相关描述中可以看出，对于这类人物，作者是把他们当做正面形象来看待的。即便是他们抢劫掠夺、骚扰百姓，但他们依然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他们身上表现出的是康巴男人应有的精神气概。这种精神气概是康巴人为之自豪的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具有此种精神气概和性格特征的人物，无论他是从事何种“职业”的人，都会得到人们的尊重和敬仰。《风马》中的仁泽民，也是这样一位受人们尊重的康巴汉子。与《康定情人》相似，《风马》的主要题旨并不在于表现康巴男人的英雄气概，但当关涉到这方面的内容时，作者却以赞赏的口吻来讲述人物的“英雄事迹”，以颂扬的口吻描述这一人物的男子汉气概。比如，仁泽民在大山密林中与黑熊搏斗，最后战胜黑熊，为此而威名远扬，成了当地的英雄人物。不但广大民众崇拜他颂扬他，当地政府也邀他为座上客，盛情款待。仁泽民孤身斗熊的英勇事迹，有点像《水浒传》中武松打虎的故事，而其受到的追捧和颂扬，也与武松受到的待遇大致相似，都被视为英雄人物。除此之外，仁泽民后来受到诬陷，被关入大牢。面对严刑拷打，他无所畏惧，没有被残酷的刑罚所吓到，表现出了士可杀而不可辱的铁汉精神。虽然小说对此着墨不多，但叙述者对这一人物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男子汉气概却持有鲜明的赞赏态度。至于《寻找康巴汉子》，虽然描写的是当下社会现实，主人公是活动于当下生活中的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的现实人物，而主人公吾杰身上也已经没有了民间英雄的那种粗莽之气，但在精神气质上，依然与康巴民间文化中所推崇的民间英雄有着血脉联系。这些性格特征与其他作品中所塑造的那些民间英雄人物所表现出的性格特征其实是相同的。不同之处是，他们各自生活的环境所有变化而已。

康巴藏族长篇小说为什么会表现这种英雄情结和英雄主义思想观念呢？就目前文献资料提供的启示看，缘由主要集中在这一地域的民间文化方面。具体来说，康巴地区广泛流传的关于格萨尔王的种种传说和故事，是最为重要的精神文化资源。

康巴人之勇敢、康巴人的精明、康巴人个性之张扬、康巴人天性的善良，强烈地反映了康巴文化的精髓——格萨尔人文精神。正是格萨尔人文精神，使得康巴在浓厚宗教氛围中能张扬人性、奋发进取。

因此，所谓康巴的文化精神，实际上就是《格萨尔》英雄史诗所表现的对人间英雄的赞美和对人性的颂扬与肯定，这也正是康巴文化精神之实质。

历史文化学界的这种认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康巴书写中会出现“英雄情结”或“男子汉情结”这一重要的审美取向。事实上，在康巴藏族长篇小说中，对于这种审美取向出现的文化根源的提示性描写并不少见。在笔者所读过的相关长篇小说中，几乎都有大致相似的描写，只是详略相异，具体场景不同而已。这里不妨仍然以《康定情人》这部并非着力表现“英雄情结”的作品中的一个片段来做些分析说明。尼玛是小说的主人公之一。他从小就文弱单薄，为人诚实内敛，对生活的要求只是希望能够平安愉快地过安定日子。成年后，尼玛与锅庄主意西曲珍的女儿格桑麦多相恋相爱，组建了家庭。虽然意西曲珍和格桑麦多母女俩都比较中意尼玛，但对尼玛的也心怀不满，因为尼玛无法给锅庄生意带来好处。甘孜商人扎西多吉的出现，打破了锅庄的平静。扎西多吉身材高大魁梧，面容俊朗，生性风流。来到锅庄后，他对尼玛的妻子格桑麦多产生了好感，于是依仗自己财大气粗，能够照顾到锅庄生意而想法设法亲近格桑麦多母女俩，常常与格桑麦多打情骂俏。这让尼玛难以接受，内心非常恼火，但又无可奈何。更让他难过的是，格桑麦多母女俩居然也对他冷眼相对，却对扎西多吉很是热情。尼玛感受到了被人冷落鄙夷的屈辱。尤其是曾经青梅竹马、相亲相爱的格桑麦多的态度的改变，更是让他深感憋屈窝火。但凭他的能力和身板，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合适办法。正当此时，草原上传来土匪扰民的讯息，尼玛随军去剿匪。广阔无垠的草原让尼玛压抑的精神为之一振作，他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于此同时，他联想到了草原上到处流传的关于格萨尔王的传奇故事。更为奇异的是，站在蓝天白云映照下的广阔草原上，尼玛把自己想象成了格萨尔王。他想象自己能够像格萨尔王那样既潇洒英俊，又无所不能。他想象自己像格萨尔王那样统帅着手下，像英武雄壮的王一样驰骋于草原。他还想象格桑麦多像王妃一样与自己相亲相爱、自由无拘、幸福快乐地生活在草原上。之后尼玛见到了土匪头子彭措朗杰，尽管他非常痛恨彭措朗杰横行霸道、抢劫扰民的恶劣行径，但看到彭措朗杰受到随从前呼后拥、山呼海啸般的欢呼拥戴，以及众多女人心甘情愿为之献身的场景后，他却在内心深处对彭措朗杰产生了好感，认为他的确有点草原英雄的威武之气。尼玛来到草原后头脑里产生奇异的幻想，目睹彭措朗杰后产生羡慕之意，自然与他在现实生活中受到的种种屈辱有关；但他不由自主地把自己想象成武威雄壮、无所不能的格萨尔王，渴望成为草原上的英雄，一个重要的根本性原因是，他从小就听祖辈们讲述关于英雄格萨尔王的种种传说。正因为此，在想到英雄的时候，格萨尔王高大光辉的形象，就会像设计好的程序一样，自动地进入他的思想意识中，根本不需做任何选择。尼玛这样一个并不具备英雄潜质的人物所表现出的精神意识，能够非常有力地说明康巴地区民间文学中格萨尔王的英雄传说，对康巴人精神意识的影响是多么得深刻。

四

正如本文开篇时所说的那样，对康巴藏族长篇小说所表现出的文化审美取向，以及由这种文化审美取向所影响、决定的精神气象的论述、阐发，只是论者从宏阔角度对康巴藏族作家创作的长篇小说的一种整体性考察和认识。从这种整体性考察与认识中，大致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到康巴藏族作家审美思维和文化意向上的一些共同取向；基本能够体味到康巴藏族文学，至少是长篇小说，所蕴含的某些相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品质；能够深刻地体察到康巴藏族文学作为地域文学所具有的一些整体性的独特、显著的审美风貌。当然，整体性的考察在发现、发掘那些具有相似或相同的审美特征时，也会遮蔽一些个性化的东西，虽然这种遮蔽并不是刻意的。它仅仅只是一种特定的研究视角导致的结果。就本文提及的多部长篇小说而言，它们的某些思想内涵和具体艺术表现形式，其实是有着明显的差异的。比如对“英雄情结”或“男子汉情结”的具体表现，各部小说无论是在故事情节的详略、题材类型的选择、时代背景的设置等这类较为一般的艺术要素方面，还是“英雄情结”的具体指向这类较为关键的内容方面，都存在着一些区别。至于其他方面，存在的差异则更为显著。关于这一点，还需要在做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时予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