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集地域性、民族性等特征于一身，是最具审美质素的生活文化。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那些优秀的称得上经典的作品，几乎都是地方民俗文化和独特叙事技巧相结合而形成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关于阿来作品中的民俗文化研究，可以说是一个持续性的话题，从《尘埃落定》 《空山》 《格萨尔王》等小说到诗歌、散文，都涌现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几乎涉及民俗审美形态的各个方面。这些研究在不断丰富阿来研究的同时，也在方法、方向上影响了对其他少数民族作家的研究，甚至是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作为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经典作品，《尘埃落定》在出版后的几年内一度出现研究热潮，但随着其他作品的问世，近几年关于《尘埃落定》的研究势态渐弱。细数阿来的作品，民俗写作一直在作品中占有相当的分量，因此，通过《尘埃落定》再思考民俗与作家创作之间的关系，在民俗审美性的层面深入挖掘民族精神的内涵，对民俗写作和少数民族文学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也不失为少数民族文学保持活力的重要途径。

      ◎赵学勇

      民俗：审美意识的个性化表达

     有研究者将民间文化划分为三个类型：农耕民众创用的文化、城乡中下层民众使用的文化，以及审美创造中的民间文化。其中，审美创造中的民间文化是指融合审美主体的人格和理想之后，经过作家选择和加工的民间文化。它是民俗在文学作品中最集中的体现，为作家自由表达理想心声提供了审美空间。我们说，优秀的作品离不开对民俗风情的描写，而民俗作品之所以富于魅力是因为它是“基于历史事件写成的风俗画面。”作为青藏高原上“地标性”的精神建筑，《尘埃落定》是一部家族衰落、制度消亡的历史，也是一部风俗史。阿来曾坦言：“我作为一个藏族人更多是从藏族民间口耳传承的神话、部族传说、家族传说、人物故事和寓言中吸收营养”小说中包括土司王朝的生活方式，藏族独特的风土人情，神秘的民间禁忌、巫术、宗教风俗等在内的民间风俗是藏族人民历经自然、社会、心理等各方面的长期考验最终形成的独特文化现象，它们内涵丰富、形态各异，是文本最基本的构成因素和审美质素，是小说进行人物形象塑造，推动小说故事情节发展，小说民族特色等审美形态形成的重要推动力量。

      民俗表现与人物形象塑造

      文学是人学，塑造人物形象是文学的首要使命。尤其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民俗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有着独特的优越性，作家往往是通过对地方民俗的选择与变形，将其作为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要手段，进而通过典型的个体人物来揭示人物群体身上的普遍特征。有研究者认为阿来“尴尬”的民族身份和“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的独特写作方式，使得他塑造的人物形象具有汉藏文化交融的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纯正的“藏式”人物形象的塑造。其实不然，我们应该认识到正是这种多民族文化影响下的写作，才使得阿来能够站在文化审美的制高点上，在对比汉藏民俗的基础上，以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寻求民俗文化与人物形象塑造之间的独特视点，进而将两者完美结合实现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尘埃落定》中的一系列活灵活现，生动有趣的人物形象正是出自这样的审美情态。

      首先表现在民俗化的称谓上。名字本是具有指代性质的符号称谓，当它与民俗文化结合起来时，就超越了本身的符号功能，成为带有民俗性质的心理期待现象。尤其是在藏族文化中，起名是一件非常讲究的事情，大多数藏族人的名字都借用佛教表示吉祥意义的词。《尘埃落定》中，传教者兼书记官的“翁波意西”人物设定的初衷是智慧的代表，历史规律的预见者，其中“意西”在藏文化中有“传教者”，“智慧的化身”之意；由于未成亲就有了孩子而使孩子与自己成为家奴的母亲给孩子取名“索朗泽郎”，“索朗”寄寓孩子的一生福德满溢等，仅从取名上就能看出民俗对人物性格刻画的功能所在，民俗化的称谓似乎具有“闻其名，知其人”的功效，是读者对人物最直观的了解，却往往能起到直达作品中心的目的。其次，肖像描写是人物塑造最直观的方式。《尘埃落定》中的肖像描写避开了以往通俗意义上的从身材、容貌到表情、仪态的逐一刻画，而是抓住富有特色的藏族服饰、礼仪来体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等级属性。“骑一匹白马走在一队红马中间”，“巴掌宽的银腰带”，“累累的珠饰”，“新打的小辫油光可鉴”，土司太太贵族气质的服饰装扮与跛子管家的“破靴子”形成鲜明对比，突出人物的等级差异。为迎接茸贡女土司的到来，“我们”准备了盛大的迎客礼仪“大卷的红地毯从楼上，顺着楼梯滚下来。滚地毯的人很有经验，地毯不短不长，刚好铺到客人脚前”铺地毯迎客是藏族独特的习俗，“铺地毯”说明客人身份地位的特殊，铺地毯的行为发生在我看到茸贡土司的漂亮姑娘之后，使“我”好色的性格特征跃然纸上。此外，人物形象的塑造也离不开“诗画合一”的环境氛围。小说在“下雪的早晨”，“野画眉的声声叫唤”的美景中开始，先后营造了春日耕作、罂粟遍野、冬日雪景等图景，使得历史叙事小说带有抒情诗般的境界，为人物出场营造了氛围也推动人物性格走向成熟，“我”就是在这些场景中，从最初愚钝无知的“傻子”成为勇敢机智、名利双收的新土司的。

       民俗文化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民俗在文本审美中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民俗是文本叙事的重要一环，具备民俗叙事的作用，也就是“将民俗按一定的叙事逻辑纳入到前后推进的情节链之中，使其成为小说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基本环节，推动并影响情节链”由于在文字发明之前，主要靠口耳进行文化的传承，所以藏族民间口头文学很兴盛。民间歌谣作为口头文学的一个重要类型，在《尘埃落定》中前后出现了八次，几乎每一次紧张、带有悬念的故事情节，都伴随着民间歌谣的出现。麦其土司种罂粟的第一年，发生地动。小孩子们“国王本德死了，美玉碎了，美玉彻底碎了”的歌谣，与到处漫游的蛇，济嘎活佛的寝食难安一起，作为地动的先兆现象成为故事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链接点。因为歌谣多是由民间故事改编而成，所以在内容表达上与小说情节紧密衔接，形式上的对仗、押韵特点，又具有情感表达、沟通交流的作用。此外，部分民俗文化的制约是小说情节冲突形成的基本点，而矛盾冲突又成功推动了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对于民族群体而言，民俗制度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往复的去粗取精的过程，新的异质的思想模式、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的进入，往往会与旧的制度规范形成冲突。“傻子”不合常理的做事方式与土司家族千年不朽的家族制度就构成了小说中主要矛盾的两面。在夺权与弃权，故步自封与发展边境贸易，鼓励战争与主张和平等冲突中，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民俗风情强化文学的地域特性

      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民俗是一个地方生活样貌的集中展现，藏地小说的民俗风情突出表现了青藏高原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就地理条件而言，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地处亚欧大陆的中部，藏族原始先民为适应这种海拔高、气候寒冷的恶劣自然条件，在房屋建筑、饮食习俗、服装配饰等方面做出相应调整，日积月累，久经岁月洗礼，形成藏族今天的风俗样貌。藏族主要以畜牧业为主，因此饮食多以牛羊肉及牛羊乳制品为主，从“整只羊下到锅里”，“茶水飘出香味”，“油锅里起出耳朵形状的面食”，“暖身的酥油茶”等饮食习俗看出地理上的特殊性所导致的民俗上的独特性。藏袍是藏族的主要服装，肥腰、长袖、大襟、右衽，主要由牦牛皮制成，设计简单，讲究边饰，衣袖、衣襟，衣底常会镶上贵重的毛皮和丝绸滚边。碉楼和民居是藏族最常见的两种建筑。《尘埃落定》中麦其家族的官寨属于高碉建筑，一般人则住在石头砌成的两层碉楼里，上层住人，下层圈养牲畜，这种“人畜结合”的特征明显突出了藏区以畜牧为主的地域化特点。

      藏族生活中的部分民俗事象与佛教的精神旨归之间有着一定的相通性，藏族忌食狗、马、驴、骡、蛇、鼠等动物，因为受佛教“忌杀生”思想影响，“母亲正龇着雪白的牙齿撕扯鼠肉” 的场景引“我”恶心。在葬俗上，与汉族入土为安的习俗不同，藏族以天葬、水葬、火葬和塔葬为主要葬仪，其中以水葬、火葬最为常见，奶娘德钦莫措夭折的孩子由喇嘛们念了超度经，用牛毛毯子包好，沉入深潭水葬了，战争过后，给阵亡者举行的火葬，麦其土司的大儿子被复仇者杀害后，麦其家族为其举行了隆重的火葬仪式，藏族人民多是通过“水”“火”渠道让逝者肉体回归自然，以追求生者精神和心灵上的“净”。可以说，宗教因素是民俗形成的重要原因，不同地方的民俗，因自然环境、人文制度的不同而千差万别。诚然，民俗写作在深化文章主旨，观照文本的文化情怀等审美形态方面，都有重要的价值意义，但民俗的价值绝不仅仅表现在文本的审美价值上，透过民俗，深入挖掘隐藏在民俗背后的民族精神，是民族写作的另一重要意义。

      民俗：民族精神的集中彰显

      民俗是作品民族特色的外显符号。一般而言，注重对民俗文化运用的作家，常带有强烈的审美超越意识，他们关注社会转型中人民大众的生存状态，关注民俗文化中有助于民族精神建构的事象，注重对生命意义的阐发，认为通过民俗写作来揭示民族文化精神，才是民俗写作的意义所在。阿来正是想通过民俗写作，让人们知道，我们所谓的藏族文学，绝不是已经在读者潜意识中形成的，简单地展示雄伟壮丽的高原美景，展示神秘古老、饱经风霜的藏族生活的“图景式”文学，而是关注在青藏高原这块广袤、厚重的土地上，在相对处于劣势的自然、社会条件下，藏族这一群体的生命历程，体味在神圣宗教信仰的支撑下，历经自然磨难、历史洗涤的，在绝境当中磨砺而成的战胜苦难逆境，敢于挑战的坚毅品质和民族精神。

      其一，狩猎民族的“英雄主义”本质。从地理板块构造上来说，青藏高原曾经是汪洋大海，随着地壳运动，在板块动力的作用下，形成今天山峰耸立、冰雪覆盖的壮丽美景。自然，青藏高原海拔高、气压低、干旱少雨的气候特点，不适合发展农耕经济，藏族先民们为维持生存，改变了原有的生产方式，原始农耕经济被畜牧业和狩猎经济所取代。长期以来，面对地震、雪崩、火灾等自然灾害以及外族入侵、边界战争等人为灾难的双重威胁，藏族人民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生存的不安感和脆弱感，加之，长期与牲畜共存，与野生猛兽斗智斗勇需要英雄人物的出现，使他们形成对救助首领、英雄人物的期待心理。因此，对英雄人物的呼唤，是当代藏族文学的精神取向之一。《尘埃落定》中行刑者尔依父子的忠诚，奴仆索郎泽郎视死如归的行者风采，多吉次仁的两个儿子为父报仇的忠志不渝，麦其土司的开放乐观、威武勇猛、野心勃勃，麦其大少爷威风凛凛的英雄无畏，都是在社会转型期，面对人文观念、经济发展方式、生存制度等的改变，茫然无措的藏族人民生存和发展需要依赖的民族精神。这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面对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的快速发展，在新旧观念的激烈冲突下，其他民族所面临的共性问题。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英雄人物的领导，社会各行各业的发展同样需要精英人才，无论何时，呼唤英雄人物都是时代发展永不过时的主题。

      其二，多样人伦中对至美人性的追求。将多样的民俗风情和宗教信仰融入创作中，塑造出形态各异的人物形象，从善恶美丑不同角度对人性加以呈现是民俗文学常见的审美形态。《尘埃落定》通过民俗写作塑造了形态各异的人物形象，专制敛财的麦其土司，勇敢剽悍、聪明神武的麦其少爷，智慧使者翁波意西，视财如命的黄特派员等不同的人物代表了人性的不同层面。不容忽视的是，这些人物形象都是为“傻子”这一中心人物服务的。“傻子”形象来源于藏族民间故事中的完美人物原型“阿古顿巴”。虽然“傻子”具有病理意义上“傻”的全部特点，但是他具有超越时空、预见一切的能力，具备异乎常人的情商。在等级差异面前，他同情弱者，面对困难，他积极豁达，他洁身自好，不染毒品，他能够机智地看清每一个人，看透每一件事，他能看到土司制度即将消亡的事实，也能勇敢接受现实，迎接挑战，积极发展边境贸易。“傻子”形象具有“人性至美”的完美品性。在时代发展的今天，飞速发展的经济、科技使藏族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受到强烈冲击，人们精神的极度缺钙，需要从根源上寻找人性最本真的东西，需要至美的人性来填补心灵和精神上的缺憾。“傻子”形象的出现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物质需要和精神价值之间的冲突，历来是人类群体所面临的共性问题，在追求物质进步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忽视精神的重要性，应该从人性最本真的一面出发，追求人性的至美。其三，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的民族品性。青藏高原很多地区的经济主要依赖狩猎和放牧，牧民对草原和牲畜的依附感特别强烈。藏族信奉山神，禁止乱砍乱伐，因为长期以来，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使得他们对自然有着别样的理解和感受，他们相信人从自然中来，人的生存需要从自然中索取资源，大多数藏族人去世后选择水葬，将自己交予自然，大自然在他们生命中是最神圣的存在。藏族忌食狗、马、驴、螺等动物，因为长期的游牧生活，稀少的居住人口以及内心积蓄已久的孤独感使得他们与动物之间形成最紧密的联系，他们依赖动物，马、驴、螺是出行必备的交通工具，狗是最忠诚的伙伴，加之酥油茶、糍粑、牛羊肉、牛羊乳等饮食都产自牲畜，所以他们与牲畜之间有着最特殊的情感。在这种依赖感的驱使下，对自然的尊重和生命的敬畏成了民俗精神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时至今日，藏族人民仍然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念最忠实的践行者，这种因民俗而形成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紧密联系，是促进我们整个民族持续发展、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最后，“家国同构”式的民族凝聚力。《尘埃落定》是一部家族制度的消亡史，也是藏族内部族群的生存抗争史，不同的部落为了生存，表现出强大的超乎想象的族群凝聚力。麦其土司为了强大不衰，团结一心扩张疆域的豪气，波斯使者为了家族强大视死如归的凛然，让我们对民族生死面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望而生畏。这样的民族精神在回、维吾尔、蒙古等其他少数民族那里同样具有普遍意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家族母题为内容体现民族凝聚力的作品不在少数，《心灵史》 《穆斯林的葬礼》等都是民族为了生存不屈抗争的血泪史。作为抽象的精神力量，民族凝聚力具有“家国同构”的性质，各个民族为了生存所表现出来的集体向心力，汇聚在一起就形成了集体的凝聚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与国是根与叶，存亡相依的关系，尤其是对于我们多民族国家来说，国家的繁荣昌盛、兴旺发达离不开各民族的共同发展，离不开民族凝聚力的支撑。

      总的来说，古老丰富的民俗信仰和艰苦险恶的高原环境相结合，锻造了藏族人民坚韧的民族品格，形成了藏族精神的核心内涵，那就是对自然生命的敬重，对至美人性的追求，同命运抗争的顽强，为信仰誓死前行的悲壮。开放与内敛并存，达观与忧患并重，坚韧顽强、朴素厚重的生存精神，以及执着坚守，勇于奉献的社会责任感。这样的民族精神，是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全民族所需要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存在与发展，需要强大民族精神的支撑。如是，发现、抒写民俗文化，将民俗精神发扬光大于文学的作用正在于此。

       显而易见，以阿来为代表的民俗创作，不仅仅是对民族精神的彰显，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正基于此，研究当代藏族小说与民俗文学之间的关系，以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为摹本，结合民俗的文本表现和人们行为的实际表现，发掘藏族文化精神，并由此普及和影响其他新生代作家的创作，对保持民族文化的活力，维持民族文化的长久发展，实为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