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殿儒

“年来了，咱贫富都要过个喜庆年。”这是咱老百姓过年常念叨的话。贫有贫的过法，富有富的过法。贫富人都处在一个地面上，年里虽然有贫富，而年里的喜庆滋味儿一个样。

童年时，在农村过年第一个高兴的是小孩，而第一个高兴不起来的是父母。小孩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好像都盼着新年里的那口好吃饭，那身暂新衣。而穷家人的父母每到年来时都会抓紧眉头日夜愁——怎样才能弄几升白面，怎么样才能赊欠几斤猪肉，怎样才能弄几尺布给娃们做身新衣裳。那时的年对娃儿们就是一个喜，而对穷人家的当家人就是一个愁，一个怪。

记得，我五岁那年，队里夏天遭大旱，家家户户一年都闻不到麦香味儿。日子行到腊月初八，我和弟妹们就开始缠着父母要过年。可是父母总是故意不理我们，有时候还恶狠狠地给我们说：“就知道过年！年有啥好，年就是个吃人的怪！”

其实，父母们仅管表面上不理我们心中的“年”，可是心底里却是比谁都看重这个年。有一天，我睡到半夜醒来，睁开眼发现父母在小声说话。父亲哀声叹息地说：“眼看就小年了，咱家还没弄到一升白面，人家娃儿们过年都吃白馍穿新衣，而咱的娃儿们也不能……不行咱就把那东西先给人家换吧……等有了钱，咱好重去赎……”

后来，父亲就半夜起身出门了，到第二天天黑，父亲才给我们笑着说，咱娃们今年能过个喜庆年了……”可是后来等我们长大了，才知道，那天父亲说的“那”就是母亲出嫁时外婆陪嫁的一对儿很贵重的玉手镯。父亲当年的话是等有了钱再去赎回来，可是，没等有钱，买手镯的人就变了卦，说那时候父亲是卖不是“当”。就这样，这对手镯最终成为父亲临去世都不闭眼的大遗憾。

那时候在农村老家就传着这样的老话儿——富人过年，穷人过愁。富人酒肉中喜，穷人愁苦中乐。

而世事行到如今，在苦水里泡大的那一代人仍然对年还是心有余悸。记得，父亲70岁那年过年，本来家里不缺吃穿，也不缺过年的花销，可是，父亲把家里儿女们和媳妇们都买了新衣服，就是不愿意给自己买一件。家里排行老一的大姐自作主张，给父母一人买了一身料子衣，结果得到的却是一顿骂。父亲骂大姐不给弟妹们带好头，是一个败家子儿……

第二年过年，大姐就先给我们提前开了个诸葛亮会，还使了一个计，说年里谁也不许买新衣，家里也不要买大肉，对联自己写，鞭炮只买一盒一百头的鞭和一个“两响炮”。其他的，只买一点儿家常菜，白米白面能尽饱吃就好。可是，这样的年，父母则又不高兴了。大年夜一家人正吃年夜饭，父亲就对大姐发脾气了。骂大姐当家当的太失职，“不长大的做”(就是不担负长女的责任)，没能让弟妹和孙子孙女们过上一个喜庆年。大姐反驳，父亲则呵斥说：“过年再省钱也不能不让儿孙们过得喜乐！大人可以免，但小的们不能免，连肉都没有算啥子年……”。就这样，大姐接着父亲骂人的东风，就像变戏法似的向全家人宣布：“根据父母的意见，我马上去买肉，并特发给家里娃儿们每人一百块压岁钱，可以尽情的买东西乐呵……”

这样一来，一时间我们一家人的年迅速的就热火朝天的喜庆了。因为我们村早有了小超市和肉店，要什么都可以买得到。

不过，初一过完，父亲就背过我们骂大姐是个“败家子”了。

现在，我们都成家立业了，父母也相继去世了，家里再也不用大姐过年替我们操心了。我们的年也换成城里人的富裕年，不仅大胆花钱，而且还把年夜饭也学着城里人搬到大饭店里吃。给娃儿们的压岁钱，一甩手几百上千块。再也听不到有哪个指手画脚地骂我们是个“败家子”。可是，我和儿女们的富裕年里总是感到有缺憾……总是过不出那个能沉入心底的年味。

中国的年里不一样的是有人过穷年，有人过富年，有人节俭里头找喜乐，有人奢侈里边觅欢颜。一个年，两重境界两重天。我们富裕了，但精神的年里，不能没有父母们的那个节俭而又喜乐的喜庆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