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国秀

      作家阿来是从诗歌创作走入文学殿堂的，诗歌是阿来文学生命的开始，也是他的文学生命延续、发展的精神内驱力。他的小说与散文淌溢着诗意，权可当作诗歌的另类书写。作为一名具有浓厚诗性的藏族作家，诗歌更能体现阿来文学创作的审美精神构建。1991年10月，阿来出版诗集《梭磨河》 ，故乡的大渡河水就已经徜徉在他的文学血液中了。2001年8月，四卷本的《阿来文集》问世，其中一卷即《阿来诗文集》（附有六篇散文）又将嘉绒藏族村庄以全息的方式展现出来。2016年10月，阿来目前最完备的诗集《阿来的诗》问世。这部诗集的主体部分是由前两部组成的。可以这样说，阿来的诗歌是其文学审美精神的凝聚，是他所有文学创作的灵魂。尽管，阿来在当代文坛的地位是由长篇小说《尘埃落定》（1998年3月）奠定的，但其文学创作的审美精神维度却清晰而集中地体现在诗歌中。因此，阿来首先是一个诗人，其次才是小说家。

       1、风与光凝炼的诗神

     《尘埃落定》中松巴头人献给傻子少爷的五颜六色的丸药，说是一个游方僧人用湖上的风和神山上的光芒炼成的。傻子少爷原本以为药里的光芒会像剑一样把他刺穿，风会从肚子里陡然而起，把他刮到天上。但他尝到了鱼腥，像有鱼在胃里游动。接着，吐了又吐，直到尝到胆汁的味道。后来，他才得知那丸药非常珍贵，已经没人可以炼出了，如果把它们全吃下去，他的毛病肯定就好了。这是风与光神奇意蕴在阿来小说中的华丽展现。而阿来的诗歌几乎从头至尾都是用风与光串联起来的。

      在青藏高原的藏民族文化中，太阳和风都是原始自然崇拜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原生态环境脆弱，藏民对自然事物及自然界的变化非常敏感。阳光的冷暖和风向的转移使藏民可以准确地判定时节，安排牧耕生活和民事生活。阳光博大、温暖、无所不照，庇覆万物。风流动、裹挟、无处不至，抚临万物。这两者都是自然永恒的存在，是人力无法捕捉和改变的。而这两者的交融则成为去欲归真的生命本体存在。麦琪土司酒后与汉人太太生下的傻子，是“欲”的产儿，当他吐出了一条条“鱼”，即去欲。阿来将这种与生俱来的民族文化精髓沉淀在了自我审美经验中，使其超越了外在感官，实现了与精神世界本质上的沟通。

     《金光》中写道“就是这样，在我／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故乡／我看见金色光芒，刃口一样锋利／民谣一般闪烁，从天上，从高高／雪峰的顶端降临，在诺日朗瀑布／前面，两株挺拔的云杉中间”，太阳的一束金色的光芒给予诗人的是灵与肉的共鸣。金色光芒的夺目、锋利、温暖与光明、正义、力量与爱联系在一起，光明无处不在，万物生生不息。在《致领颂者》中，“光芒”在高处，“在那里，一个大师曾御光飞翔”，“光芒”在诗中成为修行至高者自由驾驭的自然力量，是精神探索者仰望的灵光。《小心开启》则在浓浓的忧伤诗境中描绘了门后“雪原上洁净的蓝光”，祖母头上闪烁的“水晶的光芒”，天国中幼年夭折的姐姐飘扬的头发上花饰形成的“星光”。门内则有一种声音和“一束火的光芒”。门后的光芒是超验世界的纯洁、神圣和美好，门内的光芒，则是诗人孤独探索生命价值的坚定与执着信念。“是我冬夜里潜行内心的热望／是草木的根须在冻土下歌唱”（《小心开启》）。此外，阿来以独特而敏感的审美触觉捕捉到了“湖水高悬在光芒中间”（《里边和外边》），阳光把红马的鬃毛点燃（《一匹红马》），“湖水荡漾天空般的光芒”（《湖边的孩子》），宝石是光芒的子宫，寻宝者额头深藏的光芒（《采撷宝石》），挣脱了尘埃的野花，“像一朵朵火焰，闪烁着光芒”（《这些野生花朵》），钢铁屏幕般的阳光（《磨坊》），开辟明亮航道的阳光（《夏季抒怀》）。诗人将一切神圣美好的事物赋予了光芒，他写到盐是欢乐者的光芒，女人手臂的光泽是黄金的光芒，梦想、歌谣、传说、流水都闪耀着光芒。阿来甚至采用反向诗学的方式，描写“黑夜的树枝一丛丛隐含愤怒／燃遍黎明初降的荒野／像一丛丛黑色的火焰／使寒冷的河流蒸腾出茫茫雾气”（《金枝》）。“黑夜的树枝”与“黑色的火焰”给人一种奇特的审美冲击力。黑暗孕育了光明，在“一切朝阳磅礴升起的地方／那里，光秃的树枝闪耀金光”（《金枝》）。这一写法与意象派诗人庞德的名作《巴黎地铁站》中“人群中这些面庞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的写法非常相似，现实生活图景与审美主体心境叠合，呈现出能指优势。

     “风”在阿来的诗歌中无所不至。风使高原藏民深切地感受到季节变迁、时令转移。风富有流动性，起源于“生命的水流”（《群山，或者关于我们自己的颂辞》），是藏民自然崇拜的重要内容。对“风”的崇拜即是对原始生命力量的崇拜，对生命的敬畏。风与梦、青稞麦子、盐、歌谣、铜铁、四季的桥和树叶构成阿来过去岁月的全息图景。风驱动时光之水漫过诗人的背脊，风把炊烟、沉默、足迹、幻想带到路上和心头。风和光芒成为草闪电般的灵魂，生命在风中接受抚慰、磨砺、摧残和蜕变。无论是“红马的呼吸控制了旷野的起伏／天地之间正是风劲膘满”的劲风（《一匹红马》），还是“打扫天庭”的“高的风”和“在众鸟的合唱中旋转”的“低的风”（《金枝》），川藏线上“冷硬的风”（《哦，川藏线》），都与狼、野牛、羊群、尘埃、水波相伴。风在草原、雪山、流水、小丘、海子、天堂吹过。阿来的每一首诗中，都有风的痕迹。风将阿来的诗歌贯联起来，飘动的经幡、荡漾的海子、飞舞的尘埃、摇动的野樱桃……风赋予了万物“动”的精神，这种“动”是宁静时的荡涤，是狂暴时的洞见，是逆境中的抗争，更是白昼与黑夜中万物砥砺激荡的力量。这是一种陶钧生命，澡雪精神，驱动万物生生不息的本质力量。

       光是原始生命的源泉，风则是生命不息的力量。当光与风汇集、融合，赋予万物以不息的生命，表现出诗人对原始生命强力的呼唤和对现实生命意义的叩问与追寻。同时，光与风和藏民原始崇拜密切相关，它们又以其在藏民经验世界中的神秘性、圣灵性使人敬畏、戒惧，使委顿不振的生命躬身自省，使失掉初心的本体皈依本源。“文化存在是人的理想自我、本真自我，是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的一切活动的真正目的所在，是人的真正自我实现”。阿来在他的诗篇中用光和风吟咏，实现了审美感受的超越，由感官世界的物的范畴上升到超验世界的形而上层面，无形中提高了诗歌的美学价值。

      2、理想的“诗意栖居”

      阿来的诗歌呈现出浓厚的理想色彩。阿来在对现实世界的诗意描绘中，构建了自我理想的神圣庙宇。阿来是一个精神探索者，他探索人、族群、本体的存在意义。在探索中，他敞开心扉，与大自然对话，想要从民族的原生信仰中寻找答案。他是一个孤独的漫步者，或者说，他是又一个孤独的漫步者。卢梭、梭罗正是以远离尘嚣，亲近自然的方式追问生命的本体价值，阿来也坚定地踏上了这条精神探索之路，构建他在现实中的“诗意栖居”。诗人咏唱流浪是“心的眠床”，“一直寻找的美丽图景／就在自己内心深处，是一个／平常至极的小小的国家／一条大河在这里转弯／天空中激荡着巨大的回响／这个世界，如此阔大而且自由／家在边缘，梦在中央／就是这个地方，灵魂啊／准时出游，却不敢保证按归来”（《永远流浪》），阿来超越了经验世界，在精神漫游中构筑理想的王国。

      首先，阿来在诗歌中通过一系列典型的意象，实现他对“诗意栖居”的营构。诸如狼、野牛、红马、头羊、牦牛、白马、铜鹿等意象，都在表层形象中凝聚了诗人深层的精神命意——勇猛、孤独、坚定的探索者。诗人体验到在人类精神世界中追问本体价值所无法摆脱的痛苦后，将其审美感受融合、凝练成了一个优雅的意象——天鹅。“天鹅静浮在水中的天上／以梦中我们飞翔的那种姿态／闪耀露水被月光映照的色彩”，“天鹅宁静而又孤独／在湿润的季风中变换羽毛”，“天鹅在蔚蓝的梦幻中悠然呼吸／像一枚宝石上动人的伤痕”（《天鹅》），这正是探索者精神世界的动人呈现，现实与心灵在诗人灵隽、哀伤的描绘中达到了共鸣。“天鹅：洁白、优雅，显现于心湖”（《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寂寞／一只天鹅产于平坦沙滩上的一只巨卵／这只卵是奇特形状的灵敏耳朵／听懂了河的语言／听到浪花／听到万里之外幽静的大海里盐的生长”（《河风吹开寂寞的大门》），天鹅卵中的原始生命是诗人精神生命的化身，它能在寂寞中听到永恒的存在，古老的箴言。当它孵化为天鹅时，这一诉求便沉淀在它的骨髓和血液中。诗人便是天鹅，他孤独地行进在出游的路上，“却不敢保证按时归来”（《永远流浪》）。纯真的初心支撑着他的跋涉，能否回归，无法预知，但他坚行，带着不确定性出发了。

      其次，诗人在诗歌中通过抒情主人公“我”，将空间的深广渺远和时间的往来流逝交织起来，“我”自由地穿梭在精神空间中，实现了理想的“诗意栖居”。“我”被亘古、粗砺、灵巧的手斫成两头牦牛牵挽的木犁，“揳入土地像木浆揳入水流一样／感到融雪水沁凉的滋润／感到众多饱含汁液的根须／感到扶犁的手从苍老变得年轻／感到划开岁月的漩流而升入天庭／而犁尖仍在幽深的山谷（《群山，或者关于我自己的颂辞》），巨大的时空维度，使“我”揳入土地，升入天庭，但“我”最锋利的部分——犁尖，即知识分子的敏感神经，仍然在黑暗与迷途中探索。“人类精神史的历程，便是要唤醒流淌在人类血液中的记忆而达到向完整的人的复归”，探索的目的是为了复归完整的人性，是对生命尽处奥秘的问询，也是对现实中本真人性失落的捡拾和重建。“我”幻想骑乘一匹白马，“想象她是如何轻盈而又矫健／让我骑乘到一座精神的村庄”（《里边和外边》），诗人在痛苦地探索，在“一个被干旱与旋风折磨的村子”，“森林已经毁灭，鹿群已经灭绝／这个村子不是我出生的村子”，诗人在失望中带着愤怒，正如《蘑菇圈》中，机村的阿妈斯烱守候了一辈子的蘑菇圈，最后还是被人发现并不怀善意地利用了。

      是什么使探索者如此悲愤，是“傻子”少爷胃里游动，口中吐出的“鱼”，是贪婪的人欲。“在当今这个理性排斥想象、意识压倒无意识、科学代替了神话的时代，文学艺术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生命中的自我调节过程，它有助于改变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偏见，恢复这一时代的心理平衡，维护现代人的完整人性”。“我”经过黑夜里孤立、高大的寨楼，楼梯拐角有明亮的火烛静静燃烧，这里是“一个漫游者可能经过／并且借宿的地方／这里，安卧的人不会风一样逝去／只是在静谧和幽深中／和夜的呼吸融为一体”（《夜歌》），探索者“不敢保证准时回来”（《永远流浪》）,做好了在途中与黑暗相伴的准备，让探寻的足迹为理想构筑一个寄身之所。孤独而虔诚的领诵者坐在空旷的中央，“领诵者啊，我怀念你／看见你仍在原来的地方”（《领诵者》），不是“你”远离了我，而是流浪的“我”远离了“你”，远离了“心中小小的国家”（《流浪者》）。

      再次，阿来在诗歌中构筑精神的家园，在故乡的群山、草原、河流、瀑布、磨坊、牧场、村庄、谷地、湖水中探寻，用高原藏民顽强而纯粹的果敢、坚韧去求索，调适现实重压导致的精神紧张与失衡。构建心灵家园的原材料就在“神山的光芒”里，“湖上的风”里，在藏民最原初的血液和民族文化的积淀中。阿来文学创作的立足点根植于民族文化，他用民族文化中最根本的东西来构建精神理想的殿堂。“只有深山里还有洁净的湖泊／冷的，美丽的，可以／供我们和最后的鹿群一起畅饮的湖泊／岸上，珍惜洁净的乡亲神情凝重／被太阳灼伤，两颊乌黑”（《写在俄比拉尕的歌谣》）。尽管，阿来在诗歌中并未将城市和乡野进行对照，但从他惆怅的情愫中，可以感受到理想与现实间的落差，“森林已经毁灭，鹿群已经灭绝／这个村子不是我出生的村子”（《群山，或者关于我自己的颂辞》）。诗人的精神指向纯净、原始、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自在世界，人的本性归于自然，人失掉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傲慢与狂妄，原始信仰成为人超越为所欲为行为的中介。对自然的敬畏，对雪山上男神、女神的敬畏维系着人与万物之间的和谐关系,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而非主宰者。

     当充满原始生命张力的高原村庄不再依旧，“百兽已不复存在／许多村口却贴上了禁猎的布告”（《信札》）,诗人面对自己出生、成长的马尔康藏族村寨，无法找到精神上的链接点，只能用童年记忆、少年印象和青年往事的片段构建起理想的“诗意栖居”，以此来调适内心的失衡。这种沉湎于往昔记忆的审美视角并非阿来独创，或独有，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黄梅禅宗世界”、汪曾祺的“大淖世界”，都是作家为调适现实失意而将精神寄寓到理想构建的具体呈现。阿来的这一审美倾向并不是消极避世，而是对精神失衡的积极干预与调节。

      作为一名藏族诗人，阿来在他的诗篇中极力守护民族文化的根脉，他的诗中飘荡着经幡，奔跑着白马与牦牛，游弋着天鹅，生长着野樱桃，流淌着梭磨河。面对民族性与现代性融合过程中民族性的蜕变与嬗变，流失与丰富，阿来敏感的神经被触动，甚至震动，他积极地思考，将心中复杂的焦虑、碰撞用诗性的话语传递出来。阿来的诗歌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民族风情图腾般的神秘展示，或对民族性自我殖民主义的表现上，他“在痛苦与希望之间，在忍耐与焦灼之间／强悍且坚韧／装饰西部高原沉重的风景”（《牦牛》）。阿来的诗神游弋在田园牧歌式的嘉绒藏族村庄，马塘的偏远村寨。他将现实审美化，远游的诗神，归来的诗心重新在诗篇中交汇、凝聚。“被夜露打湿的灵魂从远处回来／从一切回声曾经经过的地方／蛇一样蜿蜒着从远处回来”（《结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