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志荣

9月16日，得知康巴传媒要搞甘孜格萨尔机场通航直播，我早早打开手机，静待机场通航的盛典。银鹰展翅，群众欢腾。此刻，我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甘孜州再添一座新机场而激动万分。由此，甘孜州已经有了三座机场，这在全国都是不多见的。

雅康高速已经通到了康定，甘孜的交通从无到有，从公路到航空，甘孜与世界紧紧相拥，干部群众出行更加方便。作为跨越两个世纪、经历过新旧社会和甘孜平叛的耄耋老人，我为甘孜州取得的成就，为国强民富感到由衷的自豪。

抚今追昔，穿越历史的尘埃，在举国欢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更加怀念与我并肩战斗牺牲了的战友们，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新生人民政权的稳固。

1938年3月，我出生于康定县金汤区捧塔乡黑卡村，这是一个偏僻、边远、贫穷的山村，而我家更是贫穷村的最贫困人家，正所谓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住房是租别人简陋破损的土屋，土地也是租种，流血流汗种出的粮食除交地主家外，一年所剩无几，全家5口人长年累月挣扎在受苦受累、饥寒交迫的日子里，苦不堪言。

1950年3月24日，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康定，第二年，共产党派来工作队，我家分到了住房和两亩多土地，工作队任命我当了大队儿童团长。由于村民仍然受旧社会的一些恶习影响，尽管已经明令禁止吸毒，但仍有部分村民偷偷吸毒，我发现后就带领工作队员收缴了村民吸毒的工具。

1952年，在工作队的培养下，我光荣地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那一年，我才14岁，个子还没有枪高。

我们从金汤出发走路到康定,体检合格后我换上军装，第四天从康定出发，翻山越岭徒步赶往道孚县，为了避免遭遇叛匪袭击，我们大多是夜行军，翻越悬崖峭壁4昼夜才到道孚部队新兵连。

在训练中，我吃苦耐劳，成绩优秀，被调到连部当通信员。入伍第二年，我加入了共青团，第三年，被提升为一营三连班长。1956年，甘孜州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叛乱，我参加了惊心动魄的平叛战斗，一直到1965年才彻底平息叛乱。

1956年至1965年的平叛战斗，我跑遍了全州15个县，参加了无数次战斗，经历过多次生死考验，也眼睁睁看到战友倒在我的面前壮烈牺牲。

1956年，我参加的第一仗是和驻扎在炉霍县四区生根寺的国民党败将团长张行的1000多名残兵和纠结的地方叛匪的战斗。我们从道孚出发，边打仗边行军，走了两天两夜，每个战士背负1支步枪、手榴弹、子弹，还有干粮，总计30多斤，途中过了8条河流，当时，炉霍县千里冰封，寒气袭人。我们只有3连和6连两个连的兵力，而敌军却有1000多人，兵力悬殊，战斗打得悲壮惨烈，最终取得了战斗的胜利，我亲眼看到8名战士倒在我的面前，其中，一名丹巴籍战士身中两枪，仍冒着枪林弹雨勇往直前，冲出50多米才倒在血泊中。一名内地来的汉族战士身负重伤，怕影响作战进程，他把枪支交给我，爬过一个山坡后自杀了，这让我久久不能释怀。

1956年夏天，我们从雅江西俄洛出发给理塘部队送弹药和物资，到了大河边突然听到枪声响，从理塘到新都桥执行任务的十多个战士在大河边遭遇叛匪伏击，当场牺牲10名战士，排长也牺牲了，班长投降，后被土匪放回，被判刑。我带领尖兵班追到大河边，看到被残忍枪杀的战士，我强压心中怒火，命令机枪手向叛匪射击，我们与100多名叛匪展开激战，但敌众我寡，在千钧一发之际，接应部队赶上来击溃了叛匪。我们把物资和弹药送到理塘部队后又接受新的任务，就是护送40名巴塘干部到内地学习，到达高尔寺山时，负责警卫的战士向我报告，发现了大批“乌鸦”。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一股叛匪。战士话音刚落，一排子弹射来，战士应声倒地，我抱下牺牲了的战士，子弹从我头部擦过，血流满面。我赶快从机枪手那里拿过机枪向叛匪射击，打死打伤几名叛匪，山下的部队赶来增援，叛匪落荒而逃。

在稻城县海子山阻击土匪战斗中，我奉命送信给9连，在途中遭遇土匪埋伏，我机智地在树林中与土匪战斗，我1对5个叛匪，双方周旋，打死、打伤各一名叛匪后，我骑战马飞速送信，完成任务后回到营部路途中，在山中林间乱石窖中，发现一匹驮着两袋物品的骡子，附近并无人影，很明显，这匹骡子是与主人走失散了，独自徘徊在这里。我走上前，将骡子牵上，很想知道这匹骡子驮的是什么东西，但想到自己是解放军战士，不能私自打开口袋。我将骡子牵回部队时，甘孜军分区柏司令员恰好在场，即令打开口袋，看里面装何物。一开袋，里面全是金银财宝、珍珠玛瑙，还有极其珍贵的九眼珠、蜜蜡等，大家都看呆了。司令员当场令人清点、登记，决定将所有财物交公，并当场表扬我觉悟高，并奖给我这匹骡子的藏毯垫子留作纪念。

1957年6月，藏民团组建骑兵三营的第一仗就在炉霍三区更达牛场和叛匪作战，在冲锋中,和叛匪马队厮杀时，我的战马被几匹高大的马撞到，我被摔下战马,整个身体被战马压着，当场上下门牙被压断5颗，差点被战马压死，几个战友及时把全身受伤满脸充血肿胀的我，从马下救出并进行包扎救治，当时根本没有条件继续休息和疗伤，我又立即带伤骑上战马重新投入战斗。这次受伤，给我留下了后遗症。

1958年，20出头的我担任了藏民团骑兵营7连3排副排长。那时候，甘孜州剿匪已经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按团指挥部命令，我们从稻城海子山一路追叛匪追到理塘大河边，得知叛匪又逃窜到了理塘君坝，我们骑兵营3个连，300多匹战马都很疲乏，大多都掉队了，只有我们和30多匹战马冲在前面，到了君坝，叛匪见我们进入了他们的伏击圈，疯狂射击，冲上山包的4名机枪手全部壮烈牺牲。16匹战马被打死，我的战马也被打伤。有一匹驮有电台的战马跑散了，我带了一名战士在一片混乱中找回了丢失的电台。

1959年4月6日至7月21日，万余叛匪盘踞在石渠、色达等地，为了彻底消灭顽匪，成都军区投入14个团、7个营参加此次平叛。制定了首先平定石渠叛乱，再东西夹击聚歼叛匪的作战计划。我们从甘孜大塘坝踩着没膝的积雪向500公里外的巴颜喀拉山茶克年亚昼夜兼程，堵敌东逃西窜北流。一周的急行军后，雄伟的巴颜喀拉山就在眼前，满目白雪皑皑，没有任何生命迹象。因为缺乏草料，170匹战马被饿死。4月19日，先头部队到达海拔4800米的雪峰山，截断了叛匪东逃西窜之路。

在登顶途中，突然遭遇叛匪袭击，我所在的7连3排奉上级命令，打前锋扫除叛匪阻击。4800米的雪山寸草不生，没有掩体，作为副排长，我迅速观察地形，决定利用一处洼地，让战士们隐蔽，经过10多分钟的静默，叛匪难耐酷寒率先发动攻击，在我方火力的猛烈攻击下，把叛匪逼上了绝路。在我换子弹的间隙，我发现身边的班长小杨上半身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我示意他趴下，但他并没有注意到我的动作，我大声呼喊，然而在震耳欲聋的枪声中无济于事。我只得向他的方向靠近，就在我即将接近他的时候，一声闷响，他倒在了地上。我赶紧把他拉到一个隐蔽的地方，发现他胸口中了一枪，鲜血直涌，我赶紧用随身携带的急救包给他包扎，告诉他不会有事的，卫生员来了就有救了。我和他是老乡，他吃力地看着我，气若游丝，缓了一会儿艰难地说：“排长，谢谢你，我可能撑不到那个时候了。”我红着眼睛靠近他说，你有什么话留给家人，我一定转达。他轻轻地摇了摇头说：“我没有完成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对不起党组织，你们一定要胜利。”说完便昏迷了，卫生员赶来把他抬走了，几个小时的激战后，我们为大部队肃清了叛匪。和大部队会合后，我打听小杨的情况，得知他已经牺牲，我哭了，他牺牲前对我说过的话常常回旋在我的脑子里。

石渠、色达平叛战斗结束后，同年10月，我们才收兵回到道孚修整，我担任藏民团骑兵营7连3排排长。11月，团部又给我们下达新的任务，我带一个排到乾宁县龙灯坝负责道孚、丹巴、乾宁三线交界处小股叛匪的清剿任务，先后打了大小8次战斗，而这些战斗，大多发生在雪山峻岭，悬崖峭壁、险山恶水之间，尤其是严冬季节，冰雪覆盖、寒风刺骨，给平叛战斗增添了困难艰险，叛匪又多熟悉地域环境，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我们取得了战斗的胜利，成都军区何正文副司令员和团领导亲自到龙灯坝检查我们平叛任务完成情况，我们平叛战绩受到何副司令员和团领导的充分肯定和表扬。我在这场近10年的平叛中负过伤，流过血，也得到了锻炼和成长，出席过成都军区召开的平叛祝捷暨“四好连队”授奖大会。领取了立功纪念章和奖品。

1966年，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任道孚县公安局局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到今年，平叛战斗胜利60年了，作为有61年党龄的老党员，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过去我们走过的羊肠小道变成了高等级的柏油马路，从成都到康定只要3个多小时的车程，南路、北路、东路都有了机场，实施了脱贫攻坚战略，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的群众，住上了好房子，公路修到了家家户户，村民大多数都买了小汽车。“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艰苦年代人们的理想追求，如今，电灯电话早已不是什么稀罕物了，别墅洋楼也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有幸见证70年共和国之变，有幸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带领下，国家强盛、人民安居乐业，这是我的福分，我想，为今天幸福生活献出生命的英烈们应该含笑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