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学富

端午节纪念屈原的说法最早见于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北宋诗人张耒赋诗曰：“竞渡深悲千古冤，忠魂一去距能还？国亡身殒今何有？只留‘离骚’在世间。”现代绘画大师傅抱石对屈原情有独钟，多次为屈原画像，将屈原的爱国情怀、忧患意识、诗人气质刻画得生动传神，栩栩如生。1942年，郭沫若曾为傅抱石的《屈子行吟图》题跋长诗，堪称珠联璧合。

傅抱石的画作笔致放逸，气势豪放，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他因对屈原人格魅力的崇敬，在中学时代就喜欢背诵屈原的诗词，在日本留学期间，曾临摹过老师横山大观的《屈原》。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傅抱石应国民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之邀，于1938年来到武汉，参加第三厅的工作。武汉沦陷后，撤至重庆，住在沙坪坝金刚坡。1942年4月，皖南事变爆发一年后，郭沫若创作的五幕历史剧《屈原》在重庆公演。该剧通过代表爱国路线的屈原与代表卖国路线的南后等人之间的戏剧冲突，鞭挞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合作抗战的行径，唤起国民的战斗情绪，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机，所以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热血青年、爱国之士无不受到鼓舞和激励。时年38岁的傅抱石看完此剧后，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现在祖国大好河山被强盗肆意践踏，同胞家破人亡，全国军民共赴国难，而国民党顽固派还在与中共的抗日部队搞摩擦，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屈原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深深地触动了傅抱石，情感产生强烈共鸣，他心潮澎湃，挥毫创作大幅国画《屈原》。他四易其稿，终于在同年7月完成大作。他携带画卷找到郭沫若，请郭为画作题跋。郭沫若看后，心灵为之一振，称此画和历史剧《屈原》有异曲同工之妙，慨然于怀，文思泉涌，题写了38句五言长诗：“屈子是吾师，惜哉憔悴死。三户可亡秦，奈何不奋起？吁嗟怀与襄，父子皆萎靡。有国半华夏，筚路皆经纪……中国决不亡，屈子芳无比。幸已有其一，不望有二矣！”颂扬了屈原的爱国情操，表达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1945年抗战胜利后，傅抱石全家随学校迁回南京。新中国成立后，傅抱石开始迎接充满希望的新生活，他当选为南京市文联常委，任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教授、江苏省画院院长。1953年，恰逢屈原逝世2230周年，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将屈原作为年度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号召全世界人民开展纪念活动。为呼应世界保卫和平大会，文化部决定由郭沫若、游国恩、郑振铎等人组成“屈原研究小组”，收集、整理屈原作品。傅抱石受到了全国纪念屈原气氛的感染，又一次开始了《屈子行吟图》的创作。虽然当时已不是四十年代的社会背景，画家也没有了当年义愤填膺的情感，但是屈原愤世嫉俗的孤高品性、威武不屈的铮铮铁骨时时激励着他，给他灵感和激情。他将屈原的高洁情操、嶙嶙傲骨以及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悲愤表现得淋漓尽致。

画面上的江水烟波浩渺、波涛汹涌，加之风吹着芦苇、水草，更显江畔的荒凉，将气氛渲染得非常悲壮。一位形容枯槁的老人披着长发，眼窝深陷，颜色憔悴、忧思重重地行走在散乱摇曳的草丛中，但是从翘着倔强刚直的胡须、伟岸深沉的身姿和飘荡在江风中的宽袖上，却又看出他的凛然正气和从容自若的神情，似乎在倾诉着满腔的忠贞和心愿，为什么如此宽阔的大江，竟不能包容一颗爱国之心，不能为敢于说真话的人洗刷冤屈呢？图中的屈原形象正如其《渔父》中五句诗文所描绘的：“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体现了屈原慷慨豪迈的气概和矢志不渝的气节。

屈原，这位战国时期楚国的著名爱国诗人、政治家，见百姓遭受战争灾难，十分痛心。公元前296年，屈原被免去三闾大夫之职，放逐江南沅湘流域，他辗转十六年，写下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发出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感叹。流放中的屈原望着国破家亡，山河破碎，极度苦闷、绝望。他为了黎民的幸福与平安，苦谏、呐喊，然而面对的却是冷漠、诬陷、迫害，在那个令人窒息的年代，他的抗争显得多么苍白无力。他心情愤懑，对渔父说，世道浑浊、众人皆醉，我不愿做闲云野鹤混迹江湖，宁赴湘流葬于鱼腹之中，也不以皑皑之白蒙世俗之尘埃。一颗忧国忧民的心，燃烧得满腔滚烫，于是他用生命和热血，化作成永恒的壮丽诗篇。这一年是公元前278年，时间永远地凝固在农历五月初五，屈原时年62岁。为了寄托哀思，人们荡舟江河之上，在大门上插上清香四溢的艾草，在江中投下五色丝缠绕的粽子。唐代诗人文秀吟诗曰：“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傅抱石国画中的人物形象多选自历史人物或古典文学名著，注重人物内在气质的刻画，用笔洗练，力求神似。笔墨豪放潇洒、酣畅淋漓，情感强烈、真挚，画风雄健。形成了老辣中见潇洒、飘逸中寓深沉的艺术风格。《中国美术年鉴》说他“写人物表情入神，呼之欲出”。《屈子行吟图》体现了他的这一特色。此图纸本，设色，纵61.6厘米，宽88.3厘米。画面左上角款署：“一九五三年白下写，抱石。”钤“傅抱石”白文方印,画的右下角钤“往往醉后”朱文长方印。傅抱石感觉此幅屈原像是自己最满意的，所以他将1942年郭沫若的题诗，从原画上截取，重新装裱在这幅新画上，诗书画交融，相得益彰，被传为文坛上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