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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入蜀

甘孜日报    2021年07月30日

◎朱美禄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冬,“安史之乱”爆发。由于海内久承平日久,百姓猝闻兵变皆震骇不知所措,于是望风披靡,唐王朝江山大片沦陷。第二年夏,潼关失守,京师不保,玄宗被迫匆匆出延秋门逃离长安,巡狩西蜀。

唐玄宗是怎么入蜀的,本是历史上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两唐书均无记载。但是文人好事,对这个问题有兴趣并有话说。

一种说法,唐玄宗是坐车入蜀的。晚唐诗人郑嵎在《津阳门诗》中说:“御街一夕无禁鼓,玉辂顺动西南驰。”“玉辂”一词渊源有自,《淮南子》中有“目观玉辂琬象之状”的说法,本指玉饰的豪华车驾,后来用以专指帝王所乘的车辇。按照郑嵎的说法,唐玄宗是坐车离京奔蜀的。有道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坐车根本无法行走,这种说法当然不可信。郑嵎所谓的“玉辂”云云,不过是对陈言的袭用而已。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了几句话,有助于对玄宗入蜀问题的理解。“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比六军,厚赐钱帛,选闲厩马九百馀匹,外人皆莫之知。”据此可以推测,玄宗应该是骑马入蜀的。有些诗人支持这种说法,认为玄宗是骑马入蜀的,且骑的是宝马。如唐代诗人元稹在《望云骓马歌》中指出,玄宗入蜀骑的是望云骓,“皆言玄宗当时无此马,不免骑骡来幸蜀。”明代胡奎则指出,玄宗入蜀骑的是照夜白,“不学开元照夜白,西入褒斜走荆棘。”据李肇《唐国史补》记载,望云骓是唐德宗幸梁时得到的宝马,元稹在诗中“张冠李戴”地把它指认成了玄宗入蜀的坐骑。照夜白是宁远国进献的宝马,曾深得玄宗喜爱;有赖当时画家韩干杰出的画才,我们今天还可以一睹其形象和风采。持骑宝马入蜀的说法,虽然未必符合历史真实,但与玄宗身份相符,也在一定程度上保全了他作为帝王的尊严。

另外,有不少诗人认为唐玄宗是骑骡入蜀的。如南宋钱选说:“开元四十万疋马,何事骑骡蜀道行。”元代杨维桢说:“青骡万里蚕丛路,雄狐尚复将雌去。”明代谢肃说:“不疑野鹿衔花卧,却跨青骡首蜀行。”王佐说:“延秋门外羽书飞,却驾青骡向西避。”清代王士禛说:“却使青骡行万里,三郎当日太郎当。”(注:唐玄宗小字三郎)厉鹗也说:“青骡蜀道播迁日,百神不效前驱奔。”诗歌不是历史的纪实和考证,历史未必然,诗歌创作可以未必不然。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样的叙述中,作为九五之尊的帝王骑骡入蜀,与其尊贵的身份明显不符。

至于玄宗为何沦落到骑骡入蜀,诗人们也是各有各的说辞。

宋代张耒说:“北风扬尘燕贼狂,厩中万马归范阳。天子乘骡蜀山路,满川苜蓿为谁芳。”意思是说,安史叛军来势汹汹,兵锋锐不可挡,唐王朝饲养的马匹全都落入了敌方手里,以至于玄宗巡狩西蜀只得骑骡了。苜蓿本是马最爱吃的食料,诗中“满川苜蓿为谁芳”一句,表明玄宗入蜀路上苜蓿芬芳美丽,未曾被骡子破坏,读来觉得余韵曲包,情致摇曳不尽。

清代张鹏翀说:“长安一骑荔枝红,万姓那知作疮痏。渔阳颦鼓太无情,入蜀青骡辛苦行。”张鹏翀把唐玄宗骑骡入蜀的辛苦和天下百姓的遭殃相并置,前者由“安史之乱”所导致,后者则与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宠幸不无关系。其宠幸表现之一端,就是唐玄宗为了满足杨贵妃爱吃荔枝的嗜好,罔顾国运,不惜劳民长途运送。“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只一骑驶过便扬起万丈红尘,充分凸显了荔枝运送速度之快。然而这种速度是致命的:“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何为出战辄披靡,传置荔枝多马死。”可见一骑红尘到长安与玄宗骑骡入西蜀之间有隐约的因果关系,因为传送荔枝折损的马太多了,以至“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只得骑骡巡狩西蜀。两唐书都有唐王朝向回纥借兵马平叛的历史记载,杜甫在《北征》中也指出:“其王愿助顺,其俗善驰突。送兵五千人,驱马一万匹。”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当时唐军平叛确实缺马,但绝不意味着玄宗出逃时连马都没得骑。张鹏翀坐实玄宗骑骡入蜀,无疑是别有风旨,意在制造一种反讽。

还有一种说法,唐玄宗骑骡入蜀,是因为厩中之马不堪跋山涉水,负重远行。元代宋无曾说:“独跨青骡栈阁间,华清休忆夜鸣銮。空教万马盘旋舞,不济崎岖蜀道难。”玄宗在位既久,奢靡日甚一日,为了宫廷娱乐,养了许多舞马。据郑处诲《明皇杂录》记载:“玄宗尝命教舞马,四百蹄各为左右,分为部目,为‘某家宠’,‘某家骄’。时塞外亦有善马来贡者,上俾之教习,无不曲尽其妙。因命衣以文绣,络以金银,饰其鬃鬣,间杂珠玉。其曲谓之《倾杯乐》者数十回,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旋转如飞。”唐人张说在玄宗朝两度为宰辅,应该见过舞马,他曾写诗赞叹道:“圣皇至德与天齐,天马来仪自海西。腕足徐行拜两膝,繁骄不进踏千蹄。髤髵奋鬣时蹲踏,鼓怒骧身忽上跻。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这些文字对舞马表演描述得很生动,让人了解了舞马的一个侧面。但遗憾的是,“当时刍秣尽凡才,急难何曾见腾逸”,这些舞马不堪负重致远,何况要迈步从头越的是“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呢,所以玄宗只得骑骡入蜀了。

可见即使认同唐玄宗骑骡入蜀,诗人陈述的原因也各不相同。由于不可以考据的思维和标准来衡量诗歌,诗人的书写即使未必符合历史真相,但也不妨自成一说。萨特认为,文学就是要从历史中解放出来行使自由;钱钟书也指出,“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虽然诗人的书写和客观历史事实之间存在着一个偏离角,但这恰是文学的魅力所在,也是文学的特别之处,未可一概否定。

唐玄宗到底是怎么入蜀的,这一细节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中已经难以考证。但要明白的是,“从来一字为褒贬,二十八言犹太多”,许多诗人认定玄宗骑骡入蜀,乃是大胆想象和恣意放言混合发酵的产物,也是诗人的一种春秋笔法,意在以玄宗逃亡的狼狈,讽刺其政治上的失败。明乎此,持玄宗骑骡入蜀说,可谓以小见大,言近旨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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