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旭帆的小说创作(下)

◎向荣 陆王光华

提到高旭帆的创作，不可能绕过他的短篇小说集《山吼》，这是这位康巴作家的处女作，虽是小试牛刀，但别具风味，其风格朴拙自然，运笔不拘一格，深入山民的生活肌理，写他们生存的艰辛、死亡的壮烈、爱欲的勃发，作者从不充当道德的判官，而是尽力使自己如同一个生活在乡村内部的记叙者。他写活了人们在艰难生存境遇中的超常坚韧与乐观洒脱，展现了人们生命的张扬和爱欲的勃发，从中既能品出四川文化的风味又具有少数民族的野性质感。文学史不应忘记这样一部好作品。除了《山吼》中收录的中短篇小说以外，高旭帆还在不少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作品，同样以中短篇为主。本文将在《山吼》以外兼而论之，力求把握他的整体创作风格与文学贡献。

体认与理解：沉潜的内部视点

对可怜的人以及他们的生活充满体认与理解，从不嘲笑，也不冷眼批判，尽力挖掘人物行为的深层动机，在貌似琐碎的故事中探索底层人民生活的逻辑与尽力守护的事物，这是古今中外经典作品的共性之一。高旭帆能够沉潜至生活的里层，因而对这些人物的生活充满了共情。共情是一个作家必须有的能力，不是因为所聚焦的人物处于底层才同情和理解他们，只是因为他们是“人”。任何人的不幸遭际都应该得到批判以外的同情，冷眼旁观固然带来穿透力，文化批判也最显深邃，但理解人的不幸却更值得尊崇。更何况身处在闭塞落后的山区，个体挣脱环境束缚的能量能有多大？启蒙主义的视角显然并不适合这片土地。

在《强盗》一篇中，作者对嫩豆花出让身体换取食物的行为充满了理解，文中找不到任何对嫩豆花的道德评判，其过往的风流也一笔勾销。即使在《红与黑》中，对懒汉光奎也没有微词，而将叙述重点放在了光奎一家对于“饥饿”的感受上，因为饥饿，他们心慌并且面露饿鬼的样子，甚至将用来繁育的鸡苗分食殆尽。七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和夫妻二人微薄的公分就是这个家庭的全部，但你难以想象作为队里赫赫有名的欠款户，懒汉光奎也有自己的原则，欠公家钱是情非得已，但一旦队内清账，这笔欠款转为了私人欠款，他立刻感到面子上过不去，更何况这个人等待钱款为女儿治病。作者同情这对夫妻的遭遇，不曾把重心放在他们的懒惰之上，而是在故事的末尾，点出他们可贵的道德底线。《过年》一文，作者则表露出对于经商致富的田老二遭遇尴尬的不平。田家老大一直是好钻空子，好说空话，好处占尽的一个人。而田家老二热爱钻研，清白做人，靠挖掘和熬制药材起家，但是乡民们不仅认为他一身铜臭，还用“礼义”“仁义”等等观念来排斥他的贺礼，认为他不过是财大气粗的暴发户，反而对虚头巴脑的田老大青眼有加。最终他在冷落和讥讽中离开了外甥的婚宴。作者十分清楚，在中国的转型时期，乡土社会内部对于他人经商致富的敏感情绪和他们传统观念中对“义高于利”的认同，田老二的孤独不会是永远的，因为作为一个时代的先行者，他并没有什么错处。反而是旧俗的桎梏在约束许多人的思维，他们的贫穷和落后仿佛一个历史循环，不仅如此，还要以这种桎梏来攻击先行者，何其迂腐。

在《栈道》中，作者关注马夫的苦闷和孤独，在黑夜和阴雨的包裹之下，从事艰难营生的马夫一直用自己的方式驱散蚀骨的孤独和恐惧，山歌与喊山就是他们最好的伙伴。《古老的诱惑》一文则写了一个赶马汉与落魄的土司之女相依为命的故事，赶马汉爱慕她的美丽，痛心她的受辱，为她遮风避雨，两个边缘人的爱情超越了肉欲而显得崇高。而在《野坝》里，作者对割草女放弃丈夫孩子和赶马汉的临时结对也充满了同情之理解。这种行为与沈从文的《丈夫》中的遗风颇有相同，作者更聚焦在割草女的自立自强与坚韧不屈的品格之上，没有过多地从伦理角度去解读她们的行为。仓廪实而知礼节，惟有沉入这些可怜的人的生活之中去，才能理清他们的生活逻辑。若以现代文明去关照这种前现代行为方式，尽管能获得今胜于昔的幸福感，却全然遮蔽了人类的历史，不是什么打动人的文学。

在《山吼》的末尾，高旭帆做了这样一个比喻，来阐释自己的创作，“好的小说也并不取决于其中有多少新名词新观念，因为观念的新旧很难说清。在草原上，一个女人被强奸了，她丈夫首先想到的是拔刀拼命，同那个施暴者。在都市里，一个女人遭受同样的命运，丈夫首先想到的恐怕是离婚。一个同情弱者，一个欺负弱者。很难说两位丈夫谁更文明。世界似乎是由无数悖反构成。人类的处境永远是这样尴尬吗？倘若是，那么作家所注视的也应该是人类自身的尴尬。”从他的创作中，我们能看到真实的民间生活，这里面充满了悖谬的东西、不容于道德的东西，甚至是许多前现代的行为方式和野蛮行径。但是这就是曾几何时人民的生存景观。作者不以自己的思想去控制人物的所思所想，而是让他们主动地撕开历史的面纱，看看被时代和命运裹挟的人们如何挣扎，如何做出选择；作者不是自喜于逃离了这种生活，而是主动剜开伤口，记取这种生活，试图从中找到人性的脉络，拼出关于“人的历史”的拼图。

毫无疑问，作为“康定七箭”之一，高旭帆并不是其中康巴味道最为浓烈的作家，从个人成长历程尤其是他的知青经历出发，其小说创作主要立足于虚构出的“崩岭山区”（大致位置在大渡河流域内的山区），而在这一地区生存的主要还是汉族人，若想从他的作品中找到什么异域风情和边地秘闻或者浪漫故事，实属不易。一条蜿蜒曲折而又险象丛生的茶马古道和一片默默供养着子民的山岭，便足以让他施展拳脚。茶马古道养活了崩岭山区的许多人，在这里生存下的人往往都具有强烈的生命冲动和不拘一格的洒脱性格。尽管没有同僚们那样鲜明的康巴风情，但其作品的汉藏交汇特质却十分显著。那种对雄健生命力的赞扬、对于坚韧生存的追求和及时行乐的生活做派便显示出了作者深刻的精神印记，前者的野性质朴毫无疑问来自少数民族的风情，而后者自然是继承了四川人的休闲精神与豪放洒脱。这种“混血”的质感，提供给文坛一种特殊的审美特质。

李怡的一段论述比较精确地道出了这种融汇的质感，“巴蜀地处西南，兼有了南方文化的绚丽多情和西部文化的雄健坚韧；再如，作为盆地，它既‘阔大’又‘封闭’，‘阔大’与‘封闭’也是一组有趣的矛盾，封闭带来了它的保守，造成了它与中原地区的某些差距，但腹地的阔大和千里沃野又赋予它勃勃的生机。与中原、北方及江浙地区相比，巴蜀是不服王化的‘西僻之乡’，蛮性和野性尚存，但也可能因儒家礼制的相对松弛而易产生傲岸不驯的逆子贰臣。”偏居的历史事实为生命的恣意生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越是艰难的生存境遇，越激发人的生存欲望。其地比较少地受到中国儒家正统的辐射又杂居了众多少数民族，文化野蛮生长，民风张扬率性。不难发现，四川的小说尤其是康定作家们的作品和其他文化区的小说风味迥异：直露而大胆，自然朴拙而不加藻饰，没有温情脉脉的虚伪，只有直来直往的交锋。野性纵然可贵，但是野性与蛮性总是一体两面，这就不难解释在研读作品时遇到的令人扼腕的愚昧麻木和血腥暴力。美与丑并存，丑陋的蛮性寄生在壮烈的野性之上，这就是多民族文化共融的历史真相，这也展示出康巴地区包容多元文化的面孔，而这正是其作品提供给我们的多维审美风格与审美体验。

高旭帆曾经在1994年的一篇文章《没有结果的游戏》中提及自己为什么写作，这里面没有什么宏伟的使命感或者拯救人类的抱负，他认为倘若文学真有那样的作用那倒好了，多办几所作家学校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然而问题恰恰不是那样简单。那么究竟他为什么要写作？他这样说：“如果真要回答我只有这样说：写作是一种西绪弗斯似的游戏。一代又一代的作家都在为人类的生存臆造一个个美丽诱人的环境，然而又一个个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于是这个游戏就永无休止地玩下去。”看似悲观的认知背后，是他对文学功用的清醒认识。文学的作用不过是让人看到自己的生存状态，如有幸能实现这个作用，已经是一种幸运，而结果与否在他看来早已不重要，对于他来说，书写人性、探索人生奥秘的过程远比最终写出了什么传世之作更值得回味。

这种认知不仅仅存在于高旭帆的写作之中，用来形容陕西作家李锐的经典短篇小说集《厚土》也十分妥帖。《厚土》与《山吼》一个根植于山西，一个孕育自四川，如此迥异的文化背景下诞生的两个作品，却在风格和观念上有颇多灵犀。二者的叙述都穿过了表面的相貌，力图接近乡土的本色，不论是其中人们的挣扎苦痛还是爱欲欢乐都具有一种高度“呈现”的意味，而不仅停留于简单的“表现”，就拿人的生命体验来说，李的《看山》和高的《八公》都在追问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体验过程，以往的许多乡土小说写罢农民的食欲性欲就停手，很少对于他们作为主体的直观生命感受进行深层次的探讨。更为难得的是，这两篇作品都运用了农民自己的思维去看待生死衰老，简单质朴的语言更能接近人生的真昧。这是其一。关于人性，两位作家亦有着高度共情，在他们的作品中，是特殊的历史时代将人逼入特定的历史情境。因此，过分苛责哪一个个体的人格品行是不正确的，这不是在为个人开脱，相反，每个人都有反抗命运和保持尊严的选择权，书写这些艰难无比的选择有着很寥远的意义。更进一步说，两位作家从不归谬于哪一方，而是尽力将时代与人的多维性交付给读者品味，既不夸饰，也不掩盖，这是如今的不少作品欠缺的。这是其二。在写作基调上，它们其中都看似蕴含着一种文化劣根性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主题，并且不约而同的在多个篇目中涉及这类主题，李的《合坟》《锄禾》《篝火》等等篇目无一不涉及于此，高在《过年》《驼道》等篇目中也有表现，但是李锐“并不赞成从‘文化’和‘国民性’的角度来解释《厚土》”，而高旭帆在笔调中尽显对于人的同情与理解，显然与简单的批判理路相去甚远。对于这一点，不如说往深处去理解，这两位作家不是要临空高蹈地做一番社会批判，而是在通过作品将历史的非理性和对于人的压抑、遮蔽尽数撕扯开来，这是需要勇气的，也是需要良心的。历史往往提供给我们丰富的虚幻泡影，构筑起气势磅礴但缺乏细节的宏大叙事，“贫穷”“愚昧”“麻木”是几个简单的标签，文学要给人物和时代贴标签是很容易的，而文学要呈现历史之外的恒常人生却很难。反思启蒙就是最好的启蒙，这是两位作家藉由作品呈现出来的重要价值。这是其三。

而放诸省内，高旭帆在师法技艺和写作道路的选择上，沿袭和发扬了四川乡土文学的现实主义一脉，可以说他是新时期以来四川最好的短篇小说家之一，其短篇的艺术水准与美学张力，堪与周克芹的短篇《人生一站》《绿肥红瘦》等等比肩而立。他们的作品都关注小人物的命运，关心被宏大叙事遮蔽的历史细节，并且深入乡土社会的生活里层，也同样在挖掘时代痼疾的同时兼顾了对于人的复杂性的深刻书写。

尽管高旭帆的作品数量并不多，但是品质却耐得起时间的打磨，可惜事实是其作品似乎已经被遗忘甚至被历史尘封，默默无闻的写作姿态不代表其作品应该接受默默无闻的命运，“没有结果的游戏”是他清醒的自嘲，但其作品粗粝而率性、质朴而自然的多维审美风格完全值得我们对其重新打捞与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