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萍萍

2012年4月阿来的《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正式出版，类别是散文，但这本散文略有不同的地方暗含在它的副标题——“成都物候记”之中，它更像是一本成都的花的记录手册，按照冬、春、夏、秋花朵次第开放的顺序介绍了21种植物，有我们所熟识的丁香、樱花等，也有就在我们身旁，我们却说不出名字或被我们忽略的含笑、女贞等。书的每一节都散发着阵阵幽香，各不相同，忽淡忽浓地撩动着心弦。阿来对于花朵的观察和拍摄并不是始于2012年。从2009年开始，阿来就经常在博客中写一些有关花朵的小文章；但如果把范围扩大，追溯阿来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植物、动物感兴趣并深入自然的话，那将会是一个很长的历程，这可能与他从小成长的环境有关。自然意象不仅集中于他创作的精美的散文中，也带着各自延伸的根须深植在诗歌和小说的泥土之中。

灵光的消逝：小说中自然意象的生态反思

本雅明在《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一书中这样定义过“灵光”：“什么是‘灵光’？时空的奇异纠缠：遥远之物的独异显现，虽远，犹如近在眼前。静歇在夏日正午，沿着地平线那方山的弧线，或顺着投影在观者身上的一截树枝，直到‘此时此刻’成为显像的一部分——这就是在呼吸那远山、那树枝的灵光。”他用“灵光”来形容摄影的价值，认为摄影的艺术性就在于所形成的影像捕捉到了景物在“此时此地”的真实性和独特性，而机械的复制打破了这种此在的感知形式，变成了无限制的重复，灵光被不断的复制消耗殆尽，摄影在悲哀和惋惜中失去了本身的艺术性。如果单纯地从本雅明的这本著作中理解，灵光就是被限定在了摄影的领域里，但是不论摄影技术能如何真实地显像，影像中的灵光终要比实物的灵光黯淡许多。不论是摄影还是摄像，它们最初被发明的目的都是记录，把自然的景象用另一种形式保存下来。但是，如果自然的景象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人工仿造的假象，未来的人们只能从无数照片和冗长影像中了解过去世界的样貌，那么无论当时拍摄的人有多么好的专业技术和艺术修养，灵光都不可能存在，因为它已经跟随真实的物种一起消逝。

阿来也喜欢摄影，多年来他一直行走在路上，用手里的相机捕捉着自然中灵光显现的许多个瞬间。从他博客中那一百多张相片和他自己的叙述可以猜测出摄影是阿来记录美的一种方式，他的镜头呈现的是一个简单纯净的世界，没有人类，没有城市，没有修饰，没有喧嚣，没有浮尘，有的是开阔的天空、傲岸的山峰、清澈的河流、安静的小花……

“蘑菇”“桦树”“森林”：

植物意象的生态解读

植物在地球上存在的时间远比人类要长久，因为植物的存在，地球上的其他生物才可以进一步存在和发展。自古流传的很多经典文化、传奇故事都与森林有着密切的关系。藏族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特文化的民族，而阿来所生长的嘉绒藏族聚居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更是赋予了森林以文化象征和历史传承的意义。森林意象在阿来的作品中除了审美意义以外，还具有许多其他的象征意义，在虚实叙事之间，森林隐藏着关于地域、文化、历史、宗教的深刻反思。

散文《大地的阶梯》中，阿来看着本应绿草丛生的山坡却长满了巨大的仙人掌，他这样记述着：“在汉藏交界的地区，在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攀升的群山渐渐峭拔的地方，总会有这样一个荒凉的、大自然遭到深重蹂躏的地带。由北向南，嘉陵江流域是这样，岷江流域是这样，想不到大渡河流域的情形还要惨烈可怕。这段话虽然是带有文学性质的描述，却真实地记录了四川的藏族聚居区森林的现状。曾经的森林保护着人们的日子风调雨顺，温润的气候总是能让庄稼茁壮成长。只有在这样的森林里，才会生长出那样大而漂亮的蘑菇圈，森林滋养了那么多丰富的物种，才会在自然灾害时帮助整个村庄的人度过饥饿难耐的日子（《蘑菇圈》）。森林不需要任何外援，在自己的循环系统里可以持续而长久地存活着，并且默默地为人们的生活提供基本的供给。

阿来说，那一片片消失的树林，使山坡显得破碎而荒凉，那是群山巨大的伤痕。这道难以愈合的伤痕也深深地烙在了阿来的内心深处，它就像阿来故事里的一根刺，村庄在改变，故事和主人公也在变换，它却一直梗在要害部位，每一次撕裂得血肉模糊的场面都是为了让人们铭记，历史的蹂躏下自然和人类都承受了怎样的伤痛。小说中阿来需要顾及情节的发展，只在几个人物的视角之间片段地穿插着森林和村庄的命运，而在散文中阿来不仅完整地述说了森林消失的过程并且不做丝毫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痛惜之情。

《大地的阶梯》的第二章第三节直接以“一片消失的桦林”为题，阿来在文中回忆着童年时的“天堂”——卡尔古村那片美丽的桦林，那里的每一棵桦树都充满甘甜的汁液，用小刀轻轻一划就溢出,那里曾经有一条放羊的小路，也是狩猎人的道路，顺着小路向山中深入就可以在茂密的树木之间找到最甜的一眼泉水。但是，在阿来的少年时代还没有结束的时候，这片桦林中的粗大的红桦和白桦就先后被伐倒，然后截成一大段一大段，顺着山坡滚下来，巨大的冲撞力压倒了沿路的小树和森林中的低矮植被，雨水冲下来的泥土和沙石填塞住了那口最甜的泉眼。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刺激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里一部分人开始寻找各种经商的渠道，遍地是宝的山野树林一时间成为炙手可热的资源，木材、野菜和野山菌、虫草成为商机，也被当地农民看成发家致富的捷径。农民们放弃了立命之本的土地和庄稼，年轻的机村人忙于去搜寻散落在山里的“金币”，“现在到了这样一个时代，不知道哪一天，山外走来一些人，四处走走看看，林子里什么东西就又可以卖钱了。过去，机村人是不认识这些东西的。外面的人来了，他们也就认识了林子里的宝贝，还用这些东西赚到了钱。先是药材：赤芍、秦艽、百合、灵芝和大黄，然后是各种蘑菇：羊肚菌、鹅蛋菌、鸡油菌、青杠、牛肝和松茸。居然，草一样生长的野菜也开始值钱了。”在《荒芜》的最后，孩子们告诉驼子支书，如今不再是靠着地里粮食生存的时代了，是否能赚钱、如何能赚更多的钱才是现如今需要考虑的问题，但是把土地视为生命的驼子，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明白为什么人们要让成熟的粮食烂在土地里，任土地荒废下去。驼子的逝去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而一个为金钱迷狂的新时代正式开启。

在短篇小说《蘑菇》和中篇小说《蘑菇圈》中，阿来分别从两代人的角度讲述了同一个“蘑菇”的故事，自从这种蘑菇有了“松茸”之名，它的价钱就在短短的两三年内翻了千百倍。物以稀为贵，人们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放弃了长远的发展，野生植物的生长环境被彻底破坏之后，它们都成为稀有物种，金钱已经不能再衡量它们的价值了。人们忘记了在早年的饥荒中是森林里的这些蘑菇和野菜延续了他们的生命。拜金主义让人们都失去了危机意识，他们是否想过，如果历史重演，他们手里那些花花绿绿的纸片是否可以如当年的蘑菇和野菜那般充饥？

树木不是一天长成的，生态的恶化也并不单是人们过度采摘野菜和蘑菇就能轻易导致的，真正让森林遭受重创的是构成森林的那些树木的毁坏，那些根须早已深深扎入泥土中吸收天地精华的树木，它们的生命就是森林的生命。机村的那片森林遭遇了开荒种地、伐木场之后，又被人们贪婪的发财欲望席卷。《轻雷》中，阿来把故事的重点放在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疯狂行为上，拉加泽里的辍学和蹲守，更求兄弟的强横和罔顾人命，刀子脸、铁手……无一不是为了钱财二字，整个机村都陷入了倒卖木材的疯狂。从轻雷检查站每过一车木材，就意味着如同“斑秃”的山坡又会有一片“瘢痕”。

虽然只过去了三十多年，但这段时间却是最亟待我们反思回望的。我们以着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去无限制地向森林索取，是否曾想过该如何归还？我们以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发展，但社会的发展是否必然基于森林的损毁呢？市场经济作用下，森林的价值开始让人困惑，它究竟是自然历史的价值，科学研究的价值，还是商品经济的价值？在自然已经开始反击的情况下，人类想要长久稳定地发展，是否应该重新衡量森林的价值呢？在《蘑菇圈》的结尾，阿妈斯炯的蘑菇圈清晰地显示在那小小的电子屏幕上，GPS定位仪、追踪器、摄像机、勘测仪……阿妈斯炯的精心保护还是阻挡不了科技的涉入，她的伤心也无法改变丹雅想用科技培育出松茸的想法。科学技术主导的世界里，人们总是想要用科学解释一切，用技术改造、创造一切，但是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审视科技至上的时代里人与自然的相处方式，它真的需要技术去“改善”它的生活吗？

轻雷这个地方的废弃，代表了砍伐森林的疯狂年代正式地告一段落。人们在一次次遭遇自然灾害之后，似乎开始意识到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阻止环境继续恶化，所以才有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工程。在《空山》接近尾声的部分，十二年后的拉加泽里再不是当年那个懵懂而莽撞的青年，他从当年的盗木者变成了种树公司的老板，达瑟说拉加泽里是在赎罪，或许这就是阿来的愿望。他用重构历史的方式向人类世界发出质问，让人们通过他的文字从心底里认识到自己曾经的“罪行”，他希望未来的每一个人都会是拉加泽里。保护环境、重建森林不是简单的口号、强制的政策，它需要人人都形成环保的意识并做出相应的行动，有足够的耐心和爱心等待和陪伴大自然的恢复，可能是几十年或者几百年，那个时候再从高空中瞭望，这座山将不会再是一座“空山”。

“熊”“狐”“猴子”：

动物意象的伦理指向

在中篇小说《三只虫草》中，有一小段关于桑吉内心的描写：

“现在，整株虫草都起到他手上了。

他把它捧在手心里，细细地看，看那卧着的虫体头端生出一棵褐色的草芽。

这是一个美丽的奇妙的小生命。

这是一株可以换钱的虫草。一株虫草可以换到三十块钱。

……现在的桑吉的确有点纠结，是该把这株虫草看成一个美丽的生命，还是看成三十元人民币。”

桑吉只不过是一个八九岁的孩子，他在小小的心里，已经开始把生命与金钱做比较了：究竟是该选择无价的生命还是选择有价的金钱？或许在一个小孩单纯的世界里，这个问题过于复杂，那么对于成人呢？每年参加“虫草大战”的那些所谓的大人们，以及那些倒卖虫草的商人们、消费主义刺激下的购买者们，他们可曾想过这个问题？虫草究竟是动物还是植物？它的虫体部分就那样安静地藏在地下，面对没有任何意识的物种，我们尚且要思考生命的问题，那么面对那些活泼的、充满灵性的动物呢？在人类把猎枪瞄准野生动物的那一刻，在野生动物鲜血喷溅出来的时候，是否曾有那么一瞬间，人们脑海中闪现过生命的概念，意识到它们也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在藏族千百年来流传的故事中，猴与人类一直具有密切的关。在藏族生活的大部分地区，猴作为祖先得到崇拜，严禁捕杀，但是这一禁忌因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变革而改变，人的道德防线终究还是在利益的诱惑下决堤。在《达瑟与达戈》中，阿来写道：“这些家伙，它们和我们是同一个祖先啊！关于我们族群起源的传说中说，人与猴子是同一个母亲。因为父亲不同，我们才从树上下到了地上。但是，要是明天猴子再下山来，就会发现，远房的表亲们要对它们弄刀动枪了。”前—天，猴群们还是扶老携幼地下山，欢腾着聚集在五彩斑斓的树冠上，呼朋引伴地从一棵树荡向另一棵树，追逐着，嬉闹着，用灵活修长的手臂拾捡散落在地里的麦穗；后一天，人类向它们举起了猎枪，随着声声枪响，猴子一批批倒下，人们打破了与猴子之间长达千年的默契，也打破了遵守千年的狩猎规则。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狩猎规则与禁忌轻易地就被破坏，果腹不再是猎人们狩猎的目的，古老的狩猎文化在一念之间变成了血腥的屠杀。

真正的猎人会把猎物看成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猎人与猎物的对峙，是一场平等的生死较量，猎人了解丛林的法则，了解动物，尊重生命，默守着猎人的传统规则：不猎幼小的和雌性的动物，不在动物孕育时期进行狩猎，只取所需，群不猎尽。但是，达戈为了达成爱人的心愿，放弃了猎人的规则，大肆猎杀猴子。不过，“十六只公猴”这个细节恰巧暴露了达戈还没有完全失去理智，还没有失去猎人最后的底线。或许是阿来舍不得让如此出色的猎人彻底跌入人性泯灭的深渊。即使是时间背景转换为当代，人们早已经历过太多人性的罪恶，但是在《狩猎》中，阿来依然让三个年轻的猎人保留了基本猎人的道义，救治了幼獐，也没有对母獐进行任何伤害。在阿来的意识深处，真正的猎人都带有着浓重的英雄色彩，他们与自己的猎物维持着神秘而奇妙的关系，一生中至少会有一场与猎物精彩绝伦的对决，了结他们这一世灵魂缠绕的宿命。

小说的叙事难免会渲染一些传奇神话的色彩。阿来总是能抓住动物最具灵性的点，着重笔墨描写它们与人在精神上的心有灵犀。除了格桑旺堆与熊、金生与狐狸，还有多吉与驴、马车夫与马、猎鹿人与鹿等，动物所表现出的情感一点都不少于人类，甚至在神话色彩的渲染中还要多于人类。阿来有意把动物放置在与人类平等，有的时候甚至高于人的地位上，猎人与猎物之间英雄相惜的精神，饲养者与动物相互依存的感情，在阿来的故事中像佳话一样流传。但社会在变革，现代性的风吹过之后，人们被金钱和利益填满了头脑，有着灵性的动物被失去了灵性的人类疯狂地捕杀，传统的猎人精神比所剩下的稀有动物还要稀少。难道人类将自己定义为高级动物，其“高级”之处，就是可以凌驾于其他任何动物的生命之上，就是可以成为没有任何悲悯之心的冷酷的杀手吗？

阿来小说中有这样一小段情节：冬天里，厚厚的积雪覆盖了森林和小小的机村，一些小动物们因饥饿而到村子的附近搜寻食物，无所事事的孩子们就在雪地里追捕松鸡玩耍，玩够了，就把松鸡的脖子拧断看着松鸡在自己的手里挣扎着死去，这时，达瑟紧抓着刚刚扭断松鸡脖子的“我”连续逼问：“你是想吃它的肉吗？……你是想把它们的羽毛织成衣裳？……你杀死它们就只为了好玩？”“我”不过是一个孩童，却在无意识中激动地观赏并享受着掌控动物生命的快感。达瑟的疑问，也不过是在儿童的简单的世界里对人性的小小叩问，而在现实里，有些新闻则揭示了一部分人的无情与贪婪。

深信物种进化论的人类忘记了，我们自身也是动物，我们执迷于“高级”的血统，失去了敬畏和悲悯之心，亲手斩断了通往神性的道路。我们应该回归人类爱与善的本性，认真地思考我们应该如何“揩掉我们身上的血迹”，“用什么水可以清洗我们自身”，又该如何改变人的“易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