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莉

   与苗族、满族、回族等的作家文学相比，藏族的作家文学属于后起之秀。藏族作家的一些优秀小说，除了有一般小说的特点外，还有多方面的独特性，在经典路上迈出了创造性的一步。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扎西达娃以《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西藏，隐秘岁月》等作品跃上文坛，为藏族文学乃至当代文学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90年代后，阿来横空出世，因《尘埃落定》而成为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获得巨大成功与声誉后，阿来并没有就此满足，而是不断攀登，笔耕不辍，佳作一部接一部。除了阿来、扎西达娃这两位领头羊外，藏族又陆续涌现了很多优秀作家，到21世纪的前20年，已经形成一支强大的队伍，活跃于中国当代文坛。

   “康定七箭”（意西泽仁、列美平措、格绒追美、达真、高旭帆、尹向东、雍措，其中除高旭帆外，其他都是藏族）的集体亮相，壮大了藏族作家群。他们以生活地康巴为背景，着力书写康巴文化（包含康巴本土及周边地区的地域文化以及藏族等民族文化），是当代文学中最具地域特色的藏族作家。达真又是其中颇为耀眼的一位。他凭借《康巴》《命定》两部长篇小说获得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进而奠定了自己的文坛地位。细读这两部长篇，再比较其他藏族小说，可以洞见其中蕴藏的许多经典要素。归纳总结这些文本中的经验，有助于藏族文学的发展，也可以为当代经典文本的创作提供新的参照。

   藏族小说选择经典的叙事结构

   小说经典的叙事结构通常有多线并举、时空转换、今昔穿插、矛盾消长、细节想象等，表现于文本中就是各类情节的连续发生与发展。

   小说写得好看、获得好评，不单是因为故事情节精彩动人，还需要有精心的布局，最终以精彩的结构呈现。由此，小说结构的精心安排成为创作成功的关键。藏族长篇小说比较注重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这是经典的手法，高明的作家常常在遵循传统的同时努力突破陈规。线索的设计，是长篇小说必须首先考虑的，藏族小说非常重视线索的设计。《尘埃落定》以两个兄弟为线索叙述一个家族的故事，《康巴》用三条线索叙述三个家族的故事，《命定》用两条线索叙述两个男人的故事。作家采用多线并行或轮番交替叙述的方法，让线索有始有终地潜伏于文本并不断发展。《康巴》第一版采用交替叙述，显示作家特别的匠心，这种叙述结构需要读者有良好的阅读耐心。《康巴》修改版（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则把三个家族的故事分成三个部分叙述，小说叙述方法从交替叙述改为平行叙述。三条线索非常清晰，每个故事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情节更加集中，阅读体验更加明朗。

   《命定》有两条线索，上部“故乡”中，土尔吉的故事与贡布的故事交替发展，每个章节着重讲述一个人的故事。到了下部“异乡”，土尔吉与贡布在逃亡路上相遇，两人的命运开始有了交集。贡布是土尔吉的“保护神”，土尔吉是贡布的“福星”。两人的故事随时空的转换而推进，时空的转变则预示着人物命运的转变。

   “命定”本意是命中注定。有些人一生都不会离开家乡，有些人则阴差阳错地辗转异乡。贡布和土尔吉是两个地道的康巴人，因为人生路上的意外遭遇而被迫远离家乡。贡布因杀人而逃亡，土尔吉因触犯淫戒无颜面对家乡父老而流浪。他们把故乡抛在脑后，驶进新的生活港湾。他们先是去然打西修机场，在那里接触了很多新信息，特别是抗日宣讲团传播的抗日知识，启迪了他们的思想，开阔了他们的视野。之后，在他人帮助下，两人参加远征军，来到作战前线，离家乡的距离越来越远。时空在变化，他们命运也在变化。最后贡布战死，土尔吉在异乡为战争中的亡灵守坟，并在守坟中寻找到余生的意义。

   时空转换，需要巧妙安排事件。线性叙事是中国传统小说常用的方法，对此，现代小说并不回避。但随着现代审美观念的变化，单一线性叙事“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方法并不能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于是，交叉、倒叙、补叙、幻境、回旋、预叙等手法得到大量使用。藏族小说中，作家们常常推陈出新，或者根据情节需要安排故事的进程。达真对有些技法的运用比较谨慎，但并不放弃大胆尝试，《康巴》《命定》两部长篇中，用得非常多也非常娴熟的技法就是回忆和补叙，有时也穿插幻境、梦境来交代事情的前因后果，或者表现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

   《命定》的开头是典型的回忆叙事。小说的引子从土尔吉参加滇西大反攻开始描写，战争异常激烈残酷，伤亡人数逐渐增多，作为医疗兵的土尔吉必须及时抢救伤员，却难以踏着战死者的遗体前进。“遇到血腥场面就突然呕吐”，一个男人出现这种症状，引发很多人的不解。美军联络官奥利弗根据情况分析，认为土尔吉这一症状与其“从小经历的喇嘛生活有关，与所接受的佛教教化有关”。“吃斋念佛”的喇嘛经历与“拿枪杀人”的现实要求令土尔吉犯难，于是表现出特异的生理症状。战争对精神信仰的冲击及其带来的生理症状令土尔吉万分不安。患难与共的朋友贡布牺牲的情景给土尔吉增添了能量，小说由此引出两个男主人公的故事。接下来，小说的上部“故乡”用平行交替的方法叙述了土尔吉和贡布各自的故事，下部“异乡”则叙述了两人相遇后的故事。小说末尾跃到土尔吉的晚年生活，“土尔吉的余生只剩下了为阵亡战友守灵的使命”。这样，整部作品形成一个首尾呼应、有开有合的完整叙述结构。

   大开大合的叙述中，也伴随诸多细节的回溯。《命定》的“撒手劈开生死路”一章中，开头句为“四天的一路狂奔黑马将土尔吉和汉子带向了异乡”，这是一个包含了过去、现在、将来三种时态的句子。过去的四天为啥一路狂奔？当下该如何行动？走向异乡的将来又是如何？土尔吉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些。从前一节的叙述知道，贡布搭救土尔吉，但土尔吉并不知道贡布的身份以及搭救他的原因。事态紧急，贡布也来不及说明，土尔吉充满好奇：“这人与自己无亲无故无恩无怨，凭什么呢?”匆忙的行程和紧急的救援使他无法了解“神秘人物”的身世。这种疑问，既是小说中人物的，也是小说外读者的。但作家并不着急，只是按部就班地娓娓道来。待到两人脱离险境、情节相对缓和时，小说才开始交代贡布的身份以及他逃亡、搭救土尔吉的原因。

   悬念设计是经典小说创作不能忽视的重要手段。设计悬念、制造悬念、表达悬念，是让作家们绞尽脑汁的事情。高明的作家制造的悬念，或让读者拍案惊奇，或让读者陷入沉思，或让读者会心一笑。每位作家都有制造悬念的独特技法，让情节跌岩起伏，或峰回路转，或九曲回肠，或草蛇灰线，或刨根究底。不过，即便是同一作家，在不同文本、不同情节中，设计悬念的手段也不尽相同。达真的《康巴》也有多处悬念运用了追源溯流的悬念设计。

   《康巴》第一章就设计了一个巨大的悬念。“交汇地”从云登格龙的梦境写起，“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人做噩梦总有缘故。云登格龙的可怕梦境源于27年前的一场情仇。追溯噩梦的源头，牵出故事人物及各种细节。牵一发而动全身，或者说一部精彩的故事要有一个很好的引子，由引子牵引出精彩的片段。之后第二、三部分的首章都留有悬念，“送禽兽下地狱”“落户藏东的恶魂”用引子开头，引出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然后展开情节，在情节的不断发展中再不断设置悬念，一环紧扣一环，显出故事的波折变化。《命定》同样有很多精彩的悬念，如土尔吉从聪慧的喇嘛到犯戒的“扎洛”，及其与两个漂亮女子的婚恋故事，都有动人心弦的悬念；贡布作为彪悍的康巴男人，他抢婚、 赛马夺冠、杀人逃亡、搭救土尔吉、勇敢入伍、为国捐躯等经历，也展现出传奇性。

   在悬念设计中，矛盾冲突自然凸显。没有矛盾，就没有悬念，小说就难以产生吸引力。当然，矛盾发生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完全靠作者想象。如贡布抢婚时“杀刀”（他把对手的刀抢来掰断成两截）的勇猛，赛马场上争夺名次时的彪悍，对不公平制造者嘎多的怨恨，抢救土尔吉时的义举等，这些情节中的人物形象、语言、动作、心理，以及周边场景、自然景观等细节都需要依靠作者丰富而细致的想象。

   啊波波！啊麻麻！啊吱吱！围观者惊叫成一片，刀割进肉里的那种疼痛在人们的痛感里传播着，只见杀“刀”者将带伤的手在额头上一抹，顺势在额头上留下了鲜红的血印，像在怒发冲冠的头发根部点燃了即将燃烧的熊熊烈火，大声吼道：“长耳朵的都听着，我现在说的话不是早上的露水，而是刻在石板上的字。这女人，从现在起，就是我的女人了，是麦塘草原的媳妇了，她要为我生下一串敢杀‘刀’的小崽子。”说完，又将鲜血直流的手在腰间的藏袍上一抹，神情坦然地走到雍金玛身边，将她一把揽在胳肢窝下朝不远处拴马的马桩走去。

   小说设计的抢婚情节可谓波澜起伏，场面惊心动魄。

   后来，在部落的赛马会上，贡布本是第一名，但是嘎多判两人并列第一。贡布不服气，杀死了嘎多，不得不亡命天涯。贡布的故事一个接一个，个个都让人胆战心惊。他多舛的命运彰显了康巴汉子的刚强、勇敢、侠义、执着等特点。作家在情节中设置悬念，在悬念中隐藏矛盾，在矛盾中寻找突破，通过细节想象场景，进而全方位地刻画人物性格和命运。从这一点看，不得不叹服《命定》的出色设计。

   藏族小说选择经典的写实手法

   20世纪80年代以后，小说的故事性遭到一些创新者的质疑，写实要求被弱化。“小说散文化” “小说诗化”，甚至“小说去故事化”等说法风行一时，目的是让小说读起来“不像小说”。这些说法固然有道理，却在根本上模糊了小说与其他文体的界限。小说之所以是小说，就是因为它有人物、情节、环境，这三要素是小说的灵魂，也是经典小说必备的要素，离开了任何一点，小说都会缺失个性，读起来残缺不全。

   从近40年的情况看，藏族作家对传统小说创作技法情有独钟，在坚守传统之路上利用经典元素创造经典。《康巴》的开头部分写云登格龙的梦境，用了很大篇幅。有时梦境、幻境、实境交替出现，表现人物思维活动、心理活动。当这些思维活动、心理活动超出常态时，作家又会借机将人物拉回现实，让他继续在现实中从事其他常态活动。

   藏族作家的很多素材都来源于生活，来源于作家熟知的人和事。这种从真实语境中得来的素材，就需要有真实的表达方式，以凸显文本内容的真实性，赢取读者的信任感，提升小说反映现实的作用。当然，强调现实，并非照搬现实，而是通过语言文字对现实生活进行艺术表达。小说的艺术表达需要依托情节。

   塑造人物、刻画性格有多种方法，如漫画法、工笔法、肖像法、点笔法等。藏族作家的小说多采用写实手法，或以写实为主，伴以魔幻的、现代的、心理的等技法，使文本呈现更加丰富。

   运用史料，可以促进作品的真实性，让人物的性格有更坚实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而史料又与民俗文化、民族文化等息息相关。

   史料为故事服务，故事为人物服务，而人物又是故事的制造者。《康巴》讲的是以三个人为代表的三个家族的故事，《命定》讲的是两个人（土尔吉、贡布）的故事。人物活动于历史情境中，故事在人物活动中展开。人物活动的一举一动都靠作者想象，所有想象通过文字表述，最终旨在构筑小说文本。一个人物活动频繁，在文本中出镜率高，这个人物就成为中心人物、主要人物，其他出镜率低的人物则成为烘托或者是背景。中心人物的活动构成叙事的主要内容，如何把中心人物写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取决于作者的创作技巧和创作能力。

   藏族作家中的阿来、达真都是写故事的高手，总是出其不意地让人物的行为呈现出 “陌生感”，不同于常人。《尘埃落定》中的傻子二少爷就是典型，《达瑟与达戈》中的达戈也是“傻子”的意思。达真的《康巴》《命定》并没有塑造傻子形象，相反，都塑造了康巴硬汉形象。贡布的刚毅无可挑剔，但要说土尔吉刚毅，恐怕会有异议，因为他不敢杀生，见到血腥场面就呕吐。事实上，不敢杀生和呕吐源于他的信仰，而土尔吉在很多时候表现得非常有男子气概：当师傅因他受牵连挨打时，他会心疼并愿意承担责任；战场上见到受伤的战友，他主动医治；战争结束后他主动为战友守灵。由此可见，土尔吉并不胆怯，也不懦弱，在内心深处他完全具有康巴汉子那种敢于担当的精神。

   《命定》在“后记”中介绍了创作动因，文章末尾写道：“向为本书提供素材的老兵马瑛老先生（已故）、格朗老先生（已故)”等人“致以衷心的敬意”。从一连串的人名可以看出，作者获取的素材是非常真实的，事件发生以及发生的环境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当然，素材进入小说，必须经过作家的想象、提炼、润饰，用生动易懂的文字描绘出来，才能进入读者视野。事件，是需要人物去完成的，需要人物在某个活动环境中和其他要素合作。

   人物形象的品质以及性格形成过程决定了故事的曲折度和精彩度。达真塑造的硬汉形象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和地域特征，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代文学中威武勇猛又不失柔情的硬汉形象的缺失。

   故事的内容、节奏、基调有时通过人物表达，有时通过作者表达，有时通过叙述者表达。当主人公生活在涉藏地区，无论他（她）是否藏族身份，藏族文化都会自然浸润其中。

   藏族的民俗文化丰富多彩，与民族的信仰、习惯和心理相关联。如饮食上吃糌粑、酥油茶、牛肉等，服饰上穿藏袍，这些日常生活的独特性显示了文化的差异。

   民族文化中一个鲜明的经典元素就是民族语言、地方语言。藏族作家的作品中都有很多藏语，为了不影响阅读，作家常采用夹注的方式，让方言俗语与通用语结合起来，方便理解。此外，文本中还有很多俗语、俚语、歌谣、故事和传说，为文本增添了民俗色彩，使地域文化意蕴更加浓郁。实际上，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各种作品都离不开民俗文化与民族文化。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写实手法使作家的写作更加“接地气”，作品内涵也因此更加富厚，意义更加丰赡。

   藏族小说选择经典的传播方式

   经典确实是要重视的，文学史实际上就是作家作品经典创造的历史。但是经典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我们就要既把握经典，又凿破经典。……把少数民族文学写进主流文学史，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创造并发现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成为当代作家、批评家的要务。衡量一部作品的经典性，自然要根据评论界、文学界通用的有关经典的标准。总体看，一位作家、一部作品要走向经典，必须达到最基本的要求: 艺术高度和思想深度。

   艺术高度、思想深度是经典作品的必备要素，但除此之外，还少不了传播助力。有效的、良好的传播方式和传播途径，也是小说走向经典的重要因素。小说的人际传播，也属于传统的传播方式。人际传播的具体实现渠道有多种，如作品研讨会、高校和科研院所组织的学术研究活动。“康定七箭”组织的系列活动对于康巴地区藏族作家与藏族文学的研究有很好的推进作用。这些活动不但可以推介作家和作品，还可以进行学术研讨，展开评论讨论，这就将地域文学拓展到全国范围甚至世界范围。这类文学活动不但鞭策了作家，宣传了地域文化，也有利于地方乃至全国文学的发展，有利于文学力量的加强与文学水平的提高。

   文学作品一旦成为经典，就拥有了一定程度的话语权，甚至会进入文学史，进入教科书，被一代代人阅读、接受并产生持久的影响。

   《命定》出版后产生了良好影响，再版时封底赫然印着“2012年荣获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长篇小说‘骏马奖’”,在这行大字的下方，有陈晓明、李敬泽、麦家、阿来、谢有顺五位评论家的评语。作品封底添上这些内容，显然是为了提高文本的权威性，促进作品的推广和发行。获奖、得到专家学者的认可，意味着作品向经典迈进了一步。

   当代批评家贺仲明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正在进入经典化阶段。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中，作家的创作固然非常重要，但也只是一个阶段，读者的阅读、接受，批评家的评 价与判断，文学史家的认同与筛选，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综上，藏族作家的文学开始时间虽不早，其创作势头却很强劲。藏族文学在当代文坛产生的影响力足以为藏族作家文学迈向经典提供有效的证明。尽管一些藏族作家的作品要成为经典还需要时间的打磨，还需要更长久的文学史沉淀，但藏族文学在当代文学领域的成就及其对当代文学的整体贡献都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总结藏族作家在迈向经典途中的创作经验，可以为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