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梅卓的小说创作为例(下)

  ◎徐寅

“新女性写作”的提出可以看成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思潮之后一次本土化的探索，它是立足于新时代中国性别话语的现实探讨与理论建构。

几乎与张莉她们提出“新女性写作”的时间相去不远，藏族女作家梅卓在2019年9月完成了《神授·魔岭记》的创作，在新作中，她再次站在藏民族的文化立场之上，对传唱千年的格萨尔史诗进行女性特有的解读与审视，在书写着藏民族共同记忆的同时，用当代文学的形式再现了神话与现实的交融。梅卓的新作将目光投向民族文化的历史讲述，超越了时空界限，打破了现实主义的束缚，更加有力地回应着张莉等人提出的“新女性写作”。

在民族文化中求索

在当代藏族女作家中，梅卓一直秉持着自己独特的气质与特征。早在1987年她就开始发表作品，率先涉足诗歌领域，尤擅散文诗创作。贵州人民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梅卓散文诗选》，扉页上写道：“梅卓女士散文诗的结集出版，将使更多的人在单调重复的生活里忽然听到来自雪域高原充满人性和人情的呼唤。”足可见其创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早期的梅卓，创作还略显青涩，“雪域”“寺庙”等是她自我确证的标识,“虔敬”“温柔”是她情感的归宿。从1995年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石》问世，到后来的《月亮营地》，再到2019年的《神授·魔岭记》，以及中篇小说《佛子》《魔咒》,短篇小说《麝香之爱》《出家人》等不同篇幅的作品，梅卓在小说创作领域很快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对民族文化的坚守成为她创作的持久动力和源泉。

对于梅卓的民族身份而言，在开始文学创作之初，她拥有的最大财富无疑是民族口头文化传统中的宝贵遗产。梅卓曾提到过，她的父母很早就离开了家乡的草原牧区而外出工作，所以她的成长历程中唯一能够建立起与带有神秘色彩的家乡的联系的，就是口头传承，通过家中长辈讲述藏族史诗、神话、谚语等，她习得了滋养她文学创作的宝贵知识。梅卓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其实都是在汉文化圈中度过的，在海北藏族自治州的首府，她接受了各种汉语方言的熏陶，这直接导致了她在以后的创作中有了以汉语书写为主的自觉。当然，在同时具备文化素材和语言工具之后，梅卓的文学创作还需要一个契机——和母亲回到伊扎草原。这片土地带给梅卓的认识与情感上的冲击，恰恰与潜藏在一个少数民族女性心中的创作欲望相碰撞，梅卓从那时起就暗下决心，要把对这片土地的感情诉诸文字。就像米兰·昆德拉在被问及为何他的小说故事全部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他总结道：“发现生命的前半部分对我们多么根深蒂固，这是非常有趣的。我们注定扎根于生命的前半部分，即使生命的后半部分充满强烈而动人的经历。”民族文化带来的认同感与自豪感，给予了梅卓写作的动力，她则利用自己的女性身份以及口头文化滋养的独特情感体验，在文本内外开辟出藏族女性写作的新气象。

梅卓的作品，无论是现实还是历史题材，都极富藏文化的魅力，努力寻找并再现民族文化精神成为她创作持之以恒的内在动力。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一种文化一旦处于边缘，便不可避免地将处于弱势地位，虽然这种文化或多或少保留了自己的话语权，但这种话语权往往成为被忽略乃至淹没的“少数人”的声音。梅卓正试图利用自己的作品，将民族文化的声音传递出来。正如有研究者指出，“梅卓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与热爱是从血脉中生长出来的，对它的呵护发自本能，充满无可辩驳、不可动摇的自豪感、自信心。也因此，她对本民族的文化积弊深恶痛绝，对民族的衰落痛心疾首，总是给予尖锐的批判针砭，长歌当哭地呼唤民族振兴”。从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石》开始，梅卓就立足涉藏地区，以藏族文化为叙事背景，紧紧围绕藏族人民历史的或是当下的生活状况展开叙述，其藏族文化特征外在体现为四个方面。第一，作品中大部分出场人物都是藏族，无论从外貌特征、服装配饰还是性格习惯上来看都有着典型的藏族特征，如《魔咒》中安多女子达娃卓玛和她爱上的康巴汉子尼玛才让，各自身上具有所在地的鲜明特征，这说明作家在她的文本创作中给予笔下人物充分的关注，没有脱离本族的文化特征进行创作；他民族的人物形象往往作为配角出现，甚至有些是对立角色，以辅助完成文本叙述，如《唐卡》中的张教授，严总兵、马步芳等封建军阀。第二，文本的叙事空间几乎都在藏族聚居地区，或牧区或城市，即便一些具有现代意义的场所，如酒吧、歌厅，也都是藏族人开的，有浓郁的藏式风格，像“快乐酒馆”那样。所以，环境的渲染使梅卓的小说民族特征明显。第三，作品中如天葬台、风马旗、寺院、喇嘛等藏族文化的特殊标识非常明显，像《太阳石》中的太阳石戒指和木刻风马，《珊瑚在岁月里奔跑》中的红珊瑚，《出家人》中的木质念珠，《神授·魔岭记》中的魔戒、圆光镜等民族文化的信物更是在小说叙事中承担起贯穿全文的线索作用。第四，文本中的叙事语言充满藏式风格。梅卓虽然采用的是汉语写作，但她充分调动了藏语思维，将史诗故事、格言、谚语、藏戏等内容融入人物的语言中，丰富了作品的文化性，如《神授·魔岭记》借阿旺罗罗之口，大量再现了格萨尔史诗的演唱。上述要素体现了民族文化对梅卓的影响，使得她的创作具有了深深的民族烙印。

藏族传统社会所形成的诸多文化观念对女性有着重要影响，例如认为女性身上有某种不洁的东西，因而女性被限制参与佛事；在日常生活中，总是忙于烹饪饭菜的女性永远无法取代男人成为大厨师，因为男性是饮食洁净最基本的保证。在对待生育问题的态度上，藏族文化认为生育是女人的重要职责，不能生育的女人会受到歧视；然而即便是生育，因为藏族传统观念视生育为不洁净的事，所以也只能在草房或牛棚中完成，而且刚生产的女人第二天就要继续投入繁忙的劳动。在日常生活中，女性只能承担播种、施肥、收割、挤奶、打酥油、上山砍柴、炒青稞、磨糌粑等体力劳动，而永远无法承担技术性工作。这些观念上的束缚使得身为女性的梅卓渴望塑造独立的藏族女人，超越民族文化中存在的性别偏见，还原女性成长、生活的内在心路历程。卢小飞等人在为西藏女性做口述实录时发现，“西藏女性中的大多数人是没有或者较少功利心的，眼花缭乱的世俗生活没有迷倒她们，官场的八股和名利场上的虚伪客套，没能演变她们，难得保留下西藏人文烙印下的那份纯真”。面对世俗的纷争，梅卓发现藏族文化在爱情方面显得较少有束缚，因此她选择在小说中通过爱情主题来展现女性的地位。在梅卓看来,女性不仅需要爱情，而且看重爱情，因为爱情，女性才会心甘情愿成为她爱的那个人的妻子。典型如《太阳石》，作家以桑丹卓玛与嘉措、尕金与洛桑达吉、阿琼与嘎嘎等多对夫妻关系为着眼点，强调藏族女性对爱情的格外看重。桑丹卓玛面对常年离家的嘉措，尕金面对拥有情人的洛桑达吉，阿琼面对部落灭亡的头人嘎嘎，均仍然坚持维系着家庭，无怨无悔地承担起家务劳动，同时照看老人、抚养子女，尽到做妻子的义务。这并不是对男权中心文化的妥协，而是在藏族文化影响下女性对爱情责任的主动承担。同样，藏族文化中的女性对于爱情欲望的表达也是积极主动的。在还原女性最原始、最简单的爱欲时，作家没有掺杂过多的情色描写来博人眼球，而是尽可能客观展现，如写到长期独守家中的尕金面对丈夫归来时那种肉体的欲望。而在表现女性间对爱情的争夺保卫时，作家也直截了当，如尕金在得知桑丹卓玛是洛桑达吉的情人后，表露出作为妻子的本能的讽刺与嫉恨。同样鲜活的例子，在梅卓其他小说中也能找到，她这种立足民族文化立场的创作，摆脱了物化的人性，避免了男权中心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她塑造出女性丰满的形象和血肉之躯，在个人情感表达的过程中，让她们勇敢诉说自己的需求和欲望，而非借助男性或通过男性的话语方式来言说，这是梅卓女性写作的另一策略。

作为女性的反思

在对藏族文化与历史关系的策略性建构之外，梅卓深入思考了本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特征，从口头文化的继承、传播到文学书写的开展，她善于借助历史材料与民族口头文化内容相互佐证，大胆想象，用发自肺腑的热情书写对雪域高原上女性的礼赞，试图找寻民族文化中女性精神的宝贵品质并重建女性家园。《太阳石》中的桑丹卓玛、《月亮营地》中的茜达都是这种精神品质的代表。桑丹卓玛对索白千户的冷颜拒斥、对洛桑达吉的疯狂热恋、对丈夫嘉措的责任与义务，茜达敢爱敢恨地跟随外乡人云丹嘉措离开，这些无不是藏族女性自觉自主选择的结果，梅卓用女性的实际行动重塑了传统中总是默默无闻的女性形象。

正如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对历史叙事的改写“不仅再现了被湮没的历史、难以表达的精神创伤，而且还重新铭刻了黑人的身体，重构了黑人历史记忆，为黑人建构自主、自信的主体精神清扫了阵地，体现了其身份认同策略和政治目的”，梅卓通过她的小说创作，改写着女性在部落战争时期、解放时期以及当下社会中生存的面影，不仅还藏族女性以真实的身体和自主的意识，而且建立起关于女性表述的体系。她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消解了传统意识形态的父性霸权，重建起一种基于母性的、情绪化的文化理念。

针对民族发展现状，梅卓进一步做出了冷静反思。面对现代性的冲击，藏族知识女性不仅关注自身命运，更是对民族命运表现出独特的关怀。有学者指出：“而对这些现象，人们大都早已司空见惯，常是习焉不察麻木不仁。而文学女性在以性别视角观察和体验生活，以现代意识和女性立场烛照素材时，会以超出一般人的敏感，从现实的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中格外深切地感受到身为女性所受到的来自生活方方面面的压抑。”物质和精神是现代人生活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对于藏族人来说，受传统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双重影响，他们具有重精神而轻物质的文化观念，因此，梅卓才会将文学写作看成一种“慈悲的事业”，以超越阶级、性别、文化等差异的关怀来观照藏族社会中的各类人群，疏离文化中心主义的同时，借助汉语书写来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并努力实现话语转换，将处于相对边缘的文化带入主流文化圈。文化的融合与碰撞弥补了本民族文化不足的同时实现了超越，这体现为梅卓笔下关于精神的讨论以及面对物质世界时所做出的有效反应。因此，梅卓的小说创作不是单纯站在性别立场的颂扬，她基于民族历史、文化等综合因素考量，还原藏族女性的真实面貌，并通过民族性的考察、民族精神的凝练，反思当下文化发展的种种问题，这恰恰是新女性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