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丰富的宝藏”的变形和消失

◎段从学

1941年6月,冯至在《新诗蠡测》中敏锐地指出了自然从中古以来的文学世界中逐渐变形和消失的“文学史上的事实”:本国自从盛唐以后,西洋自从19世纪的初期,就很难读到像陶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或歌德的“流浪人的夜歌”那种脱口而出好像宇宙的呼吸一般的诗句了。可是在古代,在屈原、沙浮、宾达那些伟大的抒情诗人的诗里,哪一处不洋溢着自然界的风、雨、光、云以及草木的荣枯呢。近代不是没有自然诗,但一经比较,便会看得出和古代的是有怎样大的区分,一个化身于自然中,好像就是自然的本身,一个却是与自然有无限的距离。

以及这事实背后隐含着的人类生活世界的现代性转变问题:

我们不但丢掉了自然,而且现代的生活,无形中有一种伟大的势力,处处使我们抑制自然所赋予我们的许多喜怒哀乐的原始的情感。这势力,不容人反抗,他在不住地蔓延扩张,雾一般地笼遍大地。

自然在文学世界里的变形和消失,因此也就成了包括战争、爱情、宗教和情感在内的人类社会从充满了自然所赋予的古代性演化而为现代性的“文学形式”。

冯至谈的是结果。本文则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对彝族作家李乔《欢笑的金沙江》三部曲(《醒了的土地》《早来的春天》《呼啸的山风》)的细读,梳理自然从李乔的写作中逐步变形、翻转,最后消失的过程,为这种现代性的“文学形式”提供一个过程性的历史分析。

壹

一般人熟知的《欢笑的金沙江》,是李乔的成名作,由作家出版社于1956年作为独立长篇出版。1959年,随着《早来的春天》的完成,前者也就变成了“《欢笑的金沙江》第一部:《醒了的土地》”,文字也做了相应的修改。

《自序》说:在写第一部时,我没有写第二部的打算,但由于这几年一直在凉山参加工作,看到凉山翻天复地的变化,作为一个彝族人,我有说不出的兴奋和感动。因此,我想把我所经过的那些事情,那些党的丰功伟迹记一记,于是,又写了第二部作品。在第一部作品里没有得到发展的一些人物,在第二部里已尽我的能力,给予应有的发展。在第一部里表现得不足的阶级矛盾,已给予应有的表现。以后可能还会有第三部出现,这留待将来再说。现在我要申明的是,因为有再版的机会,第一部我已作了一番小修改,文字上有一些润色,正式题名为《欢笑的金沙江》第一部:《醒了的土地》。

1962年3月,《早来的春天》以“《欢笑的金沙江》第二部”为副标题,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三年之后,也就是1965年4月,“《欢笑的金沙江》第三部”《呼啸的山风》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欢笑的金沙江》三部曲,至此正式成形。从小说的结尾看,《呼啸的山风》其实并没有给作者所说的“凉山翻天复地的变化”画上圆满的句号,而是有意识地保留了继续写作的人物、矛盾和历史线索。在以后的岁月里,作者也不断对作品进行文字上的修订和润色,但并没有改变小说的总体面貌。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年推出的《李乔文集》第一卷,收录的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三部曲”,仍然是《醒了的土地》《早来的春天》和《呼啸的山风》。

按照最初的设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才是小说的核心矛盾。上文引述的《自序》说明了这一点。冯牧的评论,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他首先正面表扬独立出版的《欢笑的金沙江》说:“它写的是党的民族政策,如何像阳光一样地照亮着千百年来为贫困和落后所统治着的山区,并且开始把人们引向一条新的生活道路的故事。”接着,又批评小说“另一方面的缺陷”,说作者对“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矛盾,落后的社会制度和新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缺少必要的表现和反映”,“被剥削者的形象,在整个作品里显然是着墨不够,描写得太少了”。

在这个意义上,不管是否出于精心的构思,小说开篇的第一自然段实际上也就成了《欢笑的金沙江》的核心矛盾及其最终结局的直观写照:

凉山青苍苍的,山峰一只只耸入云表,带着一种骄傲的姿态,像在夸耀它那蕴藏着的丰富的宝藏: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以及各种珍奇的鸟兽。白云像一丛丛洁白的花朵,在山上飞扬着;有时,山上又是一片漫天蔽野的白雾,天和地变成一片白茫茫,在那笼罩一切的白雾里,弥漫着寒气,威胁着山上的一切。但这时候,蜿蜒在山脚下的金沙江边,却热得像给火烤着似的,那条从万山丛里奔流而来的金沙江,像一条巨龙被太阳晒得在翻滚,现出一股粗野的不可阻挡的气势,忿忿的冲击着江心的岩石,发出巨大的吼声,震撼着寂静的山野,溅起无数银沫,然后又滔滔滚滚向东方奔流去。

蕴藏着“丰富的宝藏”的凉山在用自我夸耀的方式召唤着对它的开发与征服,守在金沙江对岸的伪江防大队则像那“威胁着山上的一切”的白雾和寒气一样,阻挡着早已经聚集在金沙江边,精心准备着突破伪江防大队封锁的人民解放军和凉山的建设者、开发者,阻断了后者与凉山“丰富的宝藏”之间的联系。那因为受到了阻挡,反而变得那样粗野,变得气势更为浩大、更为激越的“滔滔滚滚向东方奔流去”的金沙江,则成为一代读者再熟悉不过的,所谓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的象征,暗示了小说最终的必然结局。

突破伪江防大队的封锁,突破“威胁着山上的一切”的白雾和寒气,也就成了解放者和建设者抵达凉山“丰富的宝藏”的必需前提。而“过江”,则成了相应的手段。分别出现在第五章、第十九章里的第五勘测队陈队长,就是最好的例证。李乔曾经说过:“在创作时,我的心里都有一些真实的‘模特儿’,但由于缺乏艺术修养,没有能概括集中,把他们塑造成典型”,“只是记录了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两次出现在小说里的陈队长,并没有像其他人物那样留下完整的姓名。他领导的第五勘测队,同样也是一个简略的称呼,而非完整的名称。只有根据上下文相关内容,才能推测出这大约是成昆铁路第五勘测队的简称。就小说整体而言,陈队长和他的第五勘测队也并没有在推动情节发展或者解决相关矛盾的过程中发挥过什么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三部曲的第二部和第三部里,再也没有了陈队长的踪影,就是明显的证据。

不过,也正因为第五勘测队的陈队长并非不可或缺的典型人物,而只是作者无意中留下的一个功能性符号,所以才最集中、最典型地体现了小说的“目的—手段”逻辑结构。当小说的主人公丁政委统一了部队内部的思想认识,一致决定耐心等待“政策过江”,等党的各项民族政策得到彝族人民的深入理解和衷心拥护之后再进军凉山,等“部队过江”打垮国民党残匪的策略的时候,“心里很着急”的陈队长找上门来,亮出了自己的问题:

一个月前,他率领的第五勘测队就到了这里,等着肃清土匪,就过江去勘测成昆铁路。起初他以为很快就可以进入凉山的,不想在这里等了一个多月,后来看见凉山的彝人开始过江来了,他心里很喜欢,以为快要过江了,不料沙马家和磨石家又打起冤家,他觉得凉山的问题像一头乱头发,哪天能解得清?

陈队长为什么这么焦急呢?小说写得很清楚:

成昆铁路要在年内完成第一次初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要全线通车。这是同时间赛跑,怎么能在这里尽等着解决凉山的问题?

在丁政委看来,问题的关键不是“部队过江”,突破国民党残匪拼凑的伪江防大队的封锁。用小说的原话来说,就是:“这几个土匪算什么?蒋介石的几百万匪军都打垮了,难道还怕这几个土匪?”关键在于如何解放凉山,建设凉山。所以,面对焦急不安的勘测队陈队长,丁政委耐心而充满了自信地亮出来的,也不是眼前如何解决“部队过江”的问题,而是如何建设凉山的未来愿景:

陈同志,你看,这山生得好不好?以我的眼光判断:从江那边到这边不会超过八百公尺,若从山肚子里打一个洞,让江水从洞里流出来,就可在江水转弯的那个地方打一个坝,修起水闸来成立水电站。只要把江水堵个四五十公尺高,我想:宜昌的江水发电量可以达到一千二百万千瓦,这里的发电量起码可以达到二百万千瓦,可以把整个凉山电气化还有余。

陈队长对丁政委的由衷赞赏,表明了解放者和建设者的共同目标,都是尽快打开蕴藏着“丰富的宝藏”的凉山,使之成为未来的美丽新世界:

你的眼光真是不错!—这只山坡确实是生就的一个天然拦河坝。只要打通山肚子,让江水从山肚子里流出来,在金沙江打坝就不成问题。打起坝来,安起闸门,不单可以发电,而且轮船可以从上海一直进入金沙江里,那时,凉山火车通了,轮船也通了,它将变成水陆交通的一个热闹地区了。

换个角度看,也就是:蕴藏着“丰富的宝藏”的凉山,共同吸引着,也支配着丁政委和陈队长的目光,构成了他们最终所要抵达的终极目标。

小说最后,也没有忘记再次呼应这个终极目标。在倒数第二章,也就是第十九章里,陈队长再次出现在丁政委面前,送来了后者所需要的资料,也再一次印证了后者关于建设凉山,开发凉山“丰富的宝藏”计划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科学工作者和军事工作者的眼光在这里合二为一,汇合成了建设者的美好愿景:

那蓝图画的好像不是一些线条,而是一根根钢管;在那些钢管中矗立着一座漂亮的厂房,发电机在里面嗡嗡的响着,屋外给绿树掩盖住,那么清幽,那么壮丽。

贰

除了第五勘测队及陈队长之外,李乔还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在小说中的核心地位。

首先,受制于自然资源条件,无法获得盐等生活必需品的彝族人民,被迫冲破国民党伪江防大队的封锁,渡过金沙江来,到凉山民族贸易公司里换取生活必需品,从而打破了国民党残匪散布的谣言,促进了党的“政策过江”,为最后的“部队过江”创造了条件。小说第二章写道:

那些过江来的彝人,脸孔黄恹恹的,衣服很破烂,仿佛是生了病。他们带着山货到凉山民族贸易公司里,换了一些盐巴和需要的东西,便又急急忙忙的回去了。

不料,从此,凉山那边的彝人断断续续的开始过来了,他们像一股洪水,要来便没命的冲了过来,那些土匪没有办法阻止住他们。

相应地,作为“政策过江”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凉山民族贸易公司则顺势而为,围绕着“如何为凉山人民好好服务”而“加紧教育干部”,克服“盈利的观点”,不断消除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国民党残匪谣言而形成的民族隔阂,积极为“部队过江”创造条件,把货物交换的过程变成了信息交换、促进相互了解的过程。前来换取生活必需品的彝人亲眼见到丁政委之后,国民党残匪散布的谣言不攻自破,真相和事实则逐步深入金沙江对岸的凉山地区。如果不是沙马木札和磨石拉萨两家黑彝在残匪的挑拨之下再次打起了冤家的话,作为小说高潮的“部队过江”完全可以沿着彝族人民迫于自然条件限制而不得不“像一股洪水”一样泛滥开来的“人员过江”和“货物过江”而顺势展开,成为另一个故事。

其次,和受制于自然资源条件而生活在贫困和落后之中的凉山相比,凉山民族贸易公司、凉山医疗队等机构所在的地方—尽管只是一个特殊的“政策世界”—则是另一番景象。民族贸易公司里陈列着的种种货物诱惑着阿火黑日,让他意识到了豹皮、狐皮、山羊皮、党参、防风、半夏之类的山货和药材的巨大价值,凉山蕴藏着的“丰富的宝藏”变成了推动他挣脱土匪的谣言、走向解放的原动力。而凉山医疗队,则以“医病不要钱,吃药不要钱”的特殊方式,既展示了人类在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科学技术的神奇力量,也把党的民族政策注入了阿罗的心里,让他知道了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接受了“不要听那些土匪的话”的教导。以此为起点,阿罗才在第二部、第三部里发展成为觉醒过来的新一代彝人的典型,成为党的基层干部。

优厚的物质条件甚至让凉山的黑彝,也就是三部曲的第二部和第三部所说的奴隶主,也忍不住赞叹不已。跟沙马木札一起渡过江来的木锡骨答回答丁政委的热情招待说:

这里比自己的家里好几百倍了,还有什么对不起?在自己的家里,垫的只是一床硬牛皮,翻过去拱董龙,翻过来也是拱董龙。在这里垫的是褥子垫单,我活到七十多岁了,不是来这里,还没有垫过这些东西哩!

丁政委则因势利导,向他展示了“建设凉山,修铁路”,过上更好的日子的美好前景:“修通成昆铁路,我们凉山的交通便利了,凉山出产的东西能运出去,凉山人民需要的东西也能运进来”,把“建设凉山,修铁路”变成了他们的内在欲望,从而使他们放弃家族恩怨,向前者发出了欢迎过江的热情邀请。

人与自然的矛盾不仅制约着凉山彝人的生存,迫使他们冲破封锁到江对岸去换取生活必需品,甚至也制约着残匪伪江防大队的生存,构成了他们士气日益低沉,最后土崩瓦解的根本原因。早在小说第十一章里,伪江防大队队长周大豺狗就向焦屠户抱怨说:

这个江防大队长,我也不会当了!弟兄们没有吃的,没有吹的,早就熬不下去了,我向你报告过几次,也没有解决。只好抢老百姓的东西吃,可是,抢得今天,抢不得明天,饱一顿,饿一顿的,你叫他们如何安心防守?

作为被抱怨的对象,焦屠户对此其实也毫无办法。事情是明摆着的:在自然条件的限制面前,不仅他自己没有办法搞到足够的粮食,就连他的上级,代号为“十号”的残匪头目也束手无策,被迫反过来依靠他的接济。在周大豺狗提出了必须解决粮食问题的要求后,小说如此描绘这个一环扣着一环,但每一环都无法解开的矛盾死结:

焦屠户蹙着眉,想啥子办法呢?十号隔绝一切,躲在那山洞里,有什么办法可想?他吃的还是要靠焦屠户派人送点荞饽饽去给他。萨,天天吃的只是包谷饭,有几顿胃口不好,吃不下去,呢?……而且吃时,还同那些彝人一样:使用一把木勺,么办法呢?

这个解不开的矛盾死结,带来了三个直接后果。第一,士兵纷纷开小差,想方设法渡过金沙江,脱离躲在凉山的残匪队伍,让士气低沉的伪江防大队力量日益削弱,丧失了战斗力。第二,无法解决的粮食问题,迫使伪江防大队开始搜刮和抢劫彝人,激起了普通彝人的抱怨和消极抵抗。第三,彝人的抱怨和消极抵抗,反过来威胁着磨石拉萨这样的上层黑彝的地位,让他越来越讨厌以“逃难人”身份进入凉山的国民党残匪,最终反抗并脱离了后者的欺骗和控制,渡过金沙江投入了共产党的怀抱。

不必等到驻扎在金沙江对岸的解放军在小说第二十章里最终展开“部队过江”,从第十六章里,忍无可忍的焦屠户下令烧毁彝人房屋,抢劫彝人财物的那一刻起,伪江防大队必然失败的命运就已经被小说完整、清晰地展现了出来。更确切地说,是因为已经失败,伪江防大队才开始了烧杀抢夺的罪行。小说最后通过他人的转述而表现出来的“部队过江”,首先当然是“政策过江”、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结果,但也不能不说是凉山地区所特有的人与自然的矛盾死结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