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贺享雍“时代三部曲”（下）

◎王丽霞

中国的乡土文学有着悠久的叙事传统与丰厚的美学积淀。在20世纪文学史上,乡村叙事随着时代语境和文学潮流的演变而不断发展、嬗变。进入21世纪,伴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乡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流动。现实的乡村,目之所及多是荒芜的土地、破败的村落、留守的老弱妇孺等。同时,乡村传统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正在被现代城市文化渗透和改造,古朴的乡间风习日渐消逝。在此背景之下,作家们普遍对现实乡村失语,真实摹写乡村风貌的创作日渐寥落。

进入新时代,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实施刷新了乡村气象,也构成了乡村叙事全新的时代语境。乡土叙事因此拥有了新的书写对象和创作主题,精准扶贫、乡村振兴题材的乡土小说成为文坛上一股新的叙事潮流。

贺享雍“时代三部曲”就是其中值得关注的长篇小说。由于作家对乡村生活极度熟稔,加之深入乡村生活肌理的创作姿态以及与乡土社会血脉相融的叙事情感,其小说“是与真实的农村生活最贴近、最没有距离的”。由此,贺享雍的创作形成了鲜明的个人化风格,体现在“时代三部曲”中,即用现实主义笔法对乡村变革进行本真化书写,在反映时代主题的同时,力求逼真呈现新时代语境中乡村社会朴实、自然的原生风貌,并站在开放包容的叙事立场上重塑土地伦理和乡村情理的价值。因此,“时代三部曲”的乡村变革叙事不仅充满了真实、丰富、鲜活的现实生活内涵,而且具有政治的高度、思想的深度和人文的温度,从而真实、立体地构建起新时代中国乡土社会的文学形象。

乡村自然风景也是建构乡村形象的重要元素。在贺享雍看来:“其实村庄除人以外，房屋、花草、树木、河流、田野、农具、牲畜等物以及各种自然景象也是其一分子，它们和人一道共同构成的关系和发出的声音，组成了村庄斑驳的色彩和嘈杂的喧哗，从而让一个村庄活了起来，丰盈了起来。”因此，在“时代三部曲”中，乡村的广袤田野、花草树木、四季风光等都是必不可缺的叙事构成要素和独特的美学存在，是乡村变革叙事美学魅力的重要源泉。贺享雍在文本中经常用丰富生动、无比感性的细节，描绘如诗如画、动静交织的乡村自然风光。《土地之子》中有几处对于贺家湾春日景象的描写，凝结着作家长年累月的细致观察和深刻体验，生动诠释了何为田园诗意:“连续两天的寒风，竟然将村里山坡上、地坎边的油桐树给吹开了喇叭似的紫色花朵，密密匝匝地挂满了枝头，满村子飘散着一股浓郁的让人迷醉的芳香。”“昨晚上下了一场春雨，细如发丝，却又一丝一丝清晰可辨，淅淅沥沥，不绝如缕。……再看看路边的油桐树，树枝上最后几朵紫色喇叭花被昨晚那如丝一样的细雨给打落在地上了，从油桐树上长出的嫩叶带点儿浅红的颜色，十分鲜艳，又像是另一种花朵。地上细密的野草在渐渐滋长，远远看去，大地不是变绿而是变青了。”《村暖花开》这样描写乡村的秋日风景:“天上明净无云，像是洗过一般。太阳虽仍将大地照得明晃晃的，阳光沐浴在人身上，却丝绸般柔和温暖。树上的叶子也还透着浓绿的色调，像是还沉浸在夏日的梦中。鸟儿们忙碌而快活地歌唱着，声音婉转而悠扬。沟渠畔和村民房前屋后以及树林中的野菊花，开始性急地长出淡黄色的花托，准备竞相绽放。”在这种细致的描述中，乡村的天空、阳光、草木、鸟兽，都展示出鲜活灵动的生命质感，并作为一种迥异于城镇景观的、朴素自然的存在呈现出独特的美的情致与内涵。这就让“时代三部曲”塑造的乡村形象更为具体生动，也增强了小说的乡土韵味。

在整体上，“时代三部曲”精细描摹的乡村景象赋予乡村变革叙事厚实的现实生活底蕴、鲜明的乡土品格和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再次证明了日常写实主义的恒久魅力。这或许也是贺享雍在当下中国乡土叙事中的独特之处。他将乡村的时代巨变与恒久日常完美融合在叙事中，通过这样的叙事方式稳固了乡土叙事的乡土性特质。

方言土语的精当运用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要描写乡村社会的生活，讲述乡土民间的故事，方言土语和日常口语无疑最为贴切传神。“地方方言作为一种地域化的交流工具，不仅凝结着地域的文化风情，同时也可以显露出当地人所特有的性格气质，在文学作品中适量融入有助于展现为当地所独具的情感内涵、思维方式以及文化心理。”相较之下，文雅精致的知识分子话语和标准化的书面语言都无法准确、生动、逼真地描摹乡村生活和乡村人物。

贺享雍有着高度的语言自觉。他娴熟自如又极其恰当地将川东地区乡村社会的方言土语和日常口语融入“时代三部曲”的人物对话和叙事语言，写人、状物、叙事都极为自然、妥帖和生动，达到了语言与其表述对象的和谐统一，活画出乡村生活和人物的本原风貌。

首先，生活化、口语化的小说语言赋予“时代三部曲”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燕燕于飞》中写鸭子:“须臾间，从小路下面冒出一群摇摇摆摆的扁嘴毛货来”，可谓惟妙惟肖。贺端阳夸奖乔燕讲话水平高:“没想到你才是乌龟有肉在肚子里。”短短几句话，便把事情弄清楚了，比喻极为贴切。《春暖花开》中，乔燕去看贺世富老汉，见面时说自己什么都没带，“只带了两挂生姜”，意思是“空着两只手”，这个比喻是贺家湾人常用的，形象、传神地凸显了川东农民幽默风趣的地域文化性格。《燕燕于飞》中，吴芙蓉形容自己孤儿寡母的生存状态是“墙上挂团鱼—四脚无靠”，贺端阳批评吴芙蓉无理取闹，说她是“秤砣掉进鸡窝里—故意捣蛋”“冬瓜藤爬到葫芦架上—胡搅蛮缠”。这些来自川东乡间的歇后语既朴实又形象，极为生动地描摹出人物的情态，取得了书面语言难以企及的精妙传神效果。

其次，“时代三部曲”中，农民的语言都是地道的方言土语，高度贴合其文化身份。并且，小说在自如运用方言时做到了“人物性格与其个性化语言的统一，以至浑一。什么人说什么话”。作家经常通过方言土语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人物的鲜明个性。贺端阳得知乔燕在爷爷刚刚去世的情况下依然坚持驻村工作，马上大声叫嚷起来，并承诺一定办妥村民土地流转的事情:“我要办不好，见一个贺家湾人就磕一个头。”这既符合他作为村支书的职责，也显现出他通情达理、重情重义、一诺千金的性格。而吴芙蓉知道自己家没有被评定为贫困户时，呼天抢地地大叫:“天啦，这是一笼鸡啄我一个人，欺负我孤儿寡母，叫我怎么活呀。”这样的语言非常贴合吴芙蓉的农村妇女身份，也极为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她的泼辣性格和悲愤心情。

最后，使用日常口语宣讲国家政策。对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宣讲国家政策精神，若使用规范的政治词汇，可能会与他们产生隔膜，未必能够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如果结合生活常理，用日常口语进行表述，就能达到通俗易懂的实效，如:“真是贫困户，大家都帮助。想当贫困户，肯定没出路。争当贫困户，永远难致富。抢当贫困户，吓跑儿媳妇。怕当贫困户，小康迈大步。拒当贫困户，荣宗展傲骨。”

贺享雍虽然重视方言土语和日常口语的运用，但并不是毫无保留地原样照搬，而是根据叙事和表达的需要去粗存精，进行了必要的选择、提升，剔除了其中可能会造成阅读障碍的成分和粗鄙成分，保留了其中原汁原味的精粹，使之通俗而不鄙俗。同时，他对方言土语的使用既精当又非常有节制，绝不在文本中随意堆砌。这些都为当代乡土小说的话语表达提供了范本。

开放多元的价值取向

从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史来看，中国乡土文学常常在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后、新与旧、城与乡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框架中展开叙事，启蒙、政治、乡土民间三种叙事立场必择其一。

贺享雍不是乡村社会的外来者，而是乡村社会的一员。他对乡村社会和农民的认知、理解与情感是从其乡村生活经历中生发和提取出来的，这就使他能够超越以往乡土小说单一的叙事视角和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以更具有超越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立场来书写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实践。因此，“时代三部曲”的叙事中交织着国家政治、乡土民间与文化启蒙等多重维度的辩证思考。这种复杂多元的价值立场让“时代三部曲”的乡村变革叙事具有了多重意义指向和独特深刻的思想文化意蕴，也更具有现实主义力度与深度。

农民与土地伦理关系的重建

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存资源，或者说是农民生存的根本，承载着农民的生活希望与人生梦想。土地决定着农民的生存方式，塑造着农民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精神气质甚至思维方式。因此，中国农民对于土地充满了无比深厚的感情。正因为如此，农民对土地深沉的热爱与依恋就形成了20世纪中国乡土叙事中非常重要的土地伦理叙事模式。

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城市化和商业化浪潮改变了农民的生存方式及其原本稳定的身份认同。大量农民离开土地奔赴城市寻找新的生存可能性，土地与农民的关系、农民对土地的态度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关于农民主动疏离土地甚至逃离土地，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乡土文学中仅仅有零星书写，在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乡土文学中却写得比较普遍。在21世纪不少乡土小说中，在土地流转的背景下，土地对于很多农民来说不再是生存的根本依靠，他们对土地再也没有《创业史》中梁三老汉那种纯粹深切的热爱与近乎执拗的眷恋。对于农民来说，土地不过是他们在城市奋斗无果后的无奈退路，是一个与市场价值、金钱收益紧密相连的资本符号。

贺享雍曾经当过农民与农村基层干部，对土地问题体会深刻，因而在作品中对土地与农民的关系进行过认真深入的思考。在他的“乡村志”系列小说中，土地书写几乎无处不在，土地是不曾缺席的叙事元素。到了“时代三部曲”，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贺享雍从三重维度表达对土地与人关系的思考，着力重建土地伦理。

首先，通过第一书记与上级领导乡村建设理念的分歧，从农民的根本利益和乡村发展出发深入思考土地与人的伦理关系。在“时代三部曲”中，镇、县领导作为地方层面土地流转方式的设计者，力主以大资本下乡的方式实现土地的规模化流转。这种乡村建设理念与资本逻辑密切关联，注重农业发展的速度和立竿见影的绩效，忽视农民与土地之间的本质性关系以及农民的根本利益。乔燕则站在维护农民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立场上，科学分析大资本下乡土地流转模式的利弊，反对将土地资本化、市场化，主张农民回归土地，恢复土地对于农民生存的价值与意义。“时代三部曲”在这两种土地观念的矛盾冲突之中无疑是倾向后者的。

其次，通过返乡农民的创业致富故事重建农民对土地的依存关系。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由于各种原因，并不是所有农民都可以在城市安居乐业。对于无法在城市实现安居乐业梦想的农民们来说，返乡创业是他们的理性选择。这一选择客观上也符合乡村振兴的需要。《土地之子》通过讲述返乡农民立足土地创业致富的故事恢复了土地在新时代乡村的本体地位，重建了土地生存伦理。在小说中，贺忠远、贺兴林、贺小川、贺小琼、贺小琴、刘勇等贺家湾村民重返乡村，再次将生存的根基牢牢扎在了土地上，将致富的希望深深种植在土地里，土地再次成为农民赖以生存和致富的根本性物质基础。

《土地之子》虽然赞同一些农民回归土地，但是并不认同传统的农耕方式，而是在叙事中以发展现代农业、特色农业的理念丰富了传统土地伦理的内涵。在小说中，贺小川、刘勇这些返乡农民虽然回归土地、恢复了土地的生产功能，却没有回归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贺小川使用起垄机、插秧机等现代化机械来耕种土地，再次激发了土地的蓬勃生机与活力，重现了乡村土地上生气勃勃、热闹红火、饱含希望的劳动场景。不仅如此，这些返乡农民还通过发展小规模特色种植，如无公害蔬菜、菌菇种植，实现了土地种植的产业化、特色化和专业化，提高了土地的生产效益和经济价值，他们在土地上的辛勤劳作最终换来了丰厚的回报。农民与土地再次建立起唇齿相依的亲密关系，土地再次成为农民生存的根本和牢靠的民生财产。

最后，通过老农民对土地的坚守阐释农民与土地的血肉相融关系。在“时代三部曲”中，留守贺家湾的农民特别是老农民，始终坚持朴素的农本思想，坚守着对土地的深厚情感和春种秋收的传统乡村生存方式。他们热爱土地、珍惜土地的价值，所以贺家湾的绝大部分土地并没有抛荒。贺世富老汉这样的种田能手年轻时就喜欢钻研农业生产技术，到了老年仍然注重改进耕种方法，提高土地产出。这些老农民和土地互相依存，密不可分。土地是老农民们生于斯长于斯也终老于斯的家园，土地决定着他们的生存方式、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和社会关系，而土地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坚守才一直保持着生产的活力。

乡村传统情理当代价值的体认

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传统的人情事理是否具有当代价值，是值得深入思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20世纪文学史上，启蒙立场的乡土文学往往以现代文明作为参照，将传统情理视为封建落后的因素和乡村现代化的阻力进行深刻省思和严厉批判。贺享雍的看法则与精英知识分子的启蒙视角有所不同，他说:“换个角度看乡村，也许过去被我们否定的或被视为落后的东西，或者会变成我们这个民族的稀有资源。”

在“时代三部曲”中，贺享雍就坚持从乡土民间的立场，也即从“乡村内在视点”深入挖掘和清楚揭示乡土社会传统人情事理在新时代存续的历史合理性及其在维护乡村社会生活秩序方面的积极意义，提供了对乡村人情事理传统的反启蒙观照视角。这样，贺享雍就把传统乡村的人情事理从启蒙文学的批判话语里解放出来，转化提升为一个乡村传统情理参与现代乡村社会治理和建设的新故事。或者说，贺享雍在“时代三部曲”中是从新的视角看待乡村的人情事理传统，深入发掘其服务基层治理的有益价值，是对原有启蒙话语的纠正和创新，开启了一种新的启蒙维度。

乡土中国是熟人社会，也是人情社会。在中国乡村，人情起着调适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生活秩序、保证乡村正常运转的重要作用。对于乡间百姓，动之以情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时代三部曲”中的第一书记们作为乡土社会的外来者、国家政策的执行者、象征现代文明的知识分子，没有站在居高临下的启蒙角度和政治立场去批判和改造乡间人情礼法，而是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自觉尊重、遵循民间朴素的人情传统，释放和激活了人情传统的积极作用，让乡村人情转化为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乡村发展的内在动力。她们通过和当地百姓拉家常了解民生;尊重老百姓以请吃饭表达情意的方式，接受他们的盛情邀请，去吃杀年猪菜、“喝汤”“喝开水”，拉近了和农民的距离。正是由于尊重乡村的人情传统，这些外来的第一书记才迅速与当地农民打成一片，赢得了民心，真正融入了乡土社会。

在“时代三部曲”中，乡土社会的人情传统还转化为第一书记们化解村民矛盾、解决繁难问题的制胜法宝。周小莉热心帮助坚决不肯流转土地的老人解决现实难题，替他销售土鸡和土鸡蛋，老人深受感动，同意把土地流转出去。小说借这个故事表达了一个朴素的道理，那就是在解决乡村社会的问题时，以情感人、以情动人远比尖锐的批评、强烈的指责和堂皇的说服教育有效。在《村暖花开》中，吴芙蓉与贺勤重续前缘的故事则充分说明了传统人情法则在新时代乡土社会的有效性与存续的合理性。吴芙蓉要改嫁贺勤，遭到了公婆的强烈阻挠，阻挠的原因是难以割舍与孙女的血缘亲情，也担心自己老无所养。这是人之常情。乔燕在深谙乡土人情的爷爷的启发之下，依照贺家湾的习俗和乡土社会的情理，让贺勤倒插门给吴芙蓉公婆当“陪儿”，承担赡养责任，合情合理、圆满周到地解决了问题。此外，村民们帮助贺兴义夫妇等众多关于人情的乡土故事，都深刻揭示了乡土社会传统人情事理的当代价值:它是构建新时代和谐乡土社会的重要资源，促成了“村暖花开”的乡村温情图景，有力地推动了乡村振兴的进程。

中国的乡村社会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秩序维护机制，即依靠传统伦理道德约束的机制。相对于现代法治，这是乡村内在的自我约束机制。贺享雍依然从乡土民间的视点展示传统伦理道德约束在当下乡村社会的效用。在《村暖花开》中，贺勤倒插门给贺世通、建琼奶奶做陪儿并承诺给他们养老送终，贺老三认为不需要写协议、办公证，只要吴芙蓉、贺勤当着湾里人的面给两位老人磕头叫爹妈即可。相对于法律，老百姓更认可人伦和乡村舆论的约束。乔燕敢于把贺家湾二十多户村民的户户通公路工程交给贺端阳，正是因为他和这些村民都是一个湾的人，路修不好会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在贺享雍笔下，传统乡土社会的伦理道德能够有效维护乡村生活的日常秩序，因而具有存在的合理性。这就超越了纯粹、激进的启蒙立场，让小说的价值话语更富有包容性。

将“时代三部曲”放在中国当代乡土叙事的历史中进行考察，其个性化叙事的价值和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将重大政治主题与以往揭示现实问题的叙事范式、日常现实主义叙事深度融合，提升、深化了乡村现实主义文学“写真实”的叙事伦理，在描写新时代乡村变革和乡村生活的丰富度、深刻度、精准度等方面抵达了新的境界。其对乡村生活和自然景观的描写、对方言口语的娴熟运用则彰显了浓厚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地域特色。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时代三部曲”是真正回归乡村的乡土小说。同时，国家政治、文化启蒙、乡土民间的多元化叙事立场，让作家对土地伦理和乡村情理价值的理解与表达更具包容性。这些对于当下中国的乡村叙事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和示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