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汉学家梅丹理英译为例（下）

◎张媛

作为西南民族地区先锋诗人群中的杰出代表，彝族诗人吉狄马加以其“民族性、世界性、人类性”的诗歌创作风格，彰显出鲜明的诗学特点和后现代语境下的人文关怀。美国汉学家梅丹理对吉狄马加诗歌的深人理解与重构，是在“翻译诗学”理念影响下民族诗歌翻译实践的生动尝试。本文从翻译诗学视角出发，对梅丹理解析与翻译吉狄马加诗歌的情况展开研究，为中国当代民族诗歌创作与翻译的诗学研究提供参考，进而为后现代语境下翻译诗学理论在实践层面的操作方法做出积极探索。

(三)韵律再现:诗性声音的传达

原始文化内核的混沌与无序体现着一种强烈的诗学隐喻。艺术与自然、诗与语言、劳动与巫术难舍难分地纠缠在一起，形成巨大的“原始文化团块”。原始诗歌与原始生活诸方面的交融体现着人对某种超自然力量的渴望，这种渴望通过宗教仪式歌的形式展现出来。例如，北美夸扣特尔人的一首治愈歌“Shaman'sSong”通过通篇重复“Thegoodsupernaturalpower”这个句子形成的节奏，实现对某种超自然力量的保持和增强，强调歌者所行之事来自这种自然超能量的启示和帮助，从而凸显自己的神通和权威。在类似的原始诗歌中，歌者将词、短语、句子、结构的重复效果作为“思想的经验”，参与了文本意义和历史性的建构，同歌者的思想建立了联系。这种早期的诗歌言语节奏与歌者审美追求的融合使诗歌意蕴与形式高度统一，凸显了形式作为内容表达程序的作用。

梅丹理将诗人的这种思想的经验，概括为“观念的音乐性”(ideational musicality)：

在思维的音乐性中也有一种节奏——我们的思想会在某些时刻进入一个广阔的模式中，然后会缩小范围、聚焦在一点，然后又扩展开来。如果我们可以以某种范式呈现或者描述思维的这一运动过程，我们就会发现它是有结构和节奏的。

需要通过某种表达情感连续性的言语方式将思维中的一个个节点(意象或隐喻)有序地连接并展现出来，才能实现思维节奏。在梅丹理看来，诗歌的音乐性是在诗人头脑中形成并按照一定的思维逻辑流畅过渡的一系列观念连续体，这些观念其实就是诗歌意象的雏形。它们作为诗人头脑中思维流动的一个个节点，分布于思维链条的不同位置。诗人根据自己的审美目的将自己抽象的思维落实在具体的话语组织方式上，为了使诗歌言语与思维一样流畅，诗人要尽可能地避免落人死板的韵律窠臼。这样，由观念转换而来的意象才会自然地分布于流畅的诗歌内容的相应位置。

为了展现思维的这种律动，吉狄马加将私人情感式的表达和原始宗教仪式型的言说作为其诗歌意蕴的主要承载形式。为了配合这两种诗歌话语的展开，他在语气、选词、句型的选取和诗篇的布局等方面都体现出特色。梅丹理熟知节奏形式的呈现原理，并做了很好的诠释。

以吉狄马加的《回答》一诗为例。该诗以交谈作为诗歌话语的特点，形式上体现了典型的单元律。第一单元提出问题:

一个流蜜的黄昏

她对我说:

我的绣花针丢了

快来帮我寻找

……

第二单元以同样的结构回答问题:

一个沉重的黄昏

我对她说:

那深深插在我心上的

不就是你的绣花针吗

……

两个单元的场景都“在通向吉勒布特的小路上”，时间都在“黄昏”，发生的事件都与诗中“她，的”绣花针，有关。诗人以自己故乡的地名人诗，暗示所讲内容与本民族文化有关;选取光线昏暗的黄昏为对话进行的时间，衬托了忧郁的情感基调；“她”暗指生活在彝族传统文化中的母亲，以母亲使用的绣花针，暗指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绣花针”的失而复得映射诗人对彝族传统文化的追寻，表现出诗人内心深深的民族文化认同感。

在译诗中，梅丹理保留了原诗单元律的结构，并采用罗马注音法将“吉勒布特”译成“Jilu Bute”，同时对出现过两次的“黄昏”的不同状态做了细致的刻画，即“honeyed twilight hour”和“weighty twilight hour”，保留了“绣花针”(embroidery nedle)的意象。除此之外，他还借用英语疑问句的表达方式“Do you stil remember...?”“Isn't...”，祈使句“Hurry up and help me find it”，以及“I've...”“Something is...”等常用句型，再现原诗交谈的叙述方式和口语化的言语特征。可以说，梅丹理准确地抓住了诗人的创作心理和与之相匹配的措辞特点，并充分发挥译人语优势，较为贴切地传译了诗人脑海中的音乐律动及其中难以言表的意蕴。

吉狄马加的另一首名为《看不见的人》的诗与印第安原始诗歌中的“梦游歌”颇有几分相似，诗人讲述了自己内心被某种神秘的声音召唤的感觉。吉狄马加用了三个诗节的标准单元律框架“在一个神秘的地方/有人……我的名字/但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我想……/可是……/我敢肯定/在我的朋友中没有一个人曾这样……”，重复和强调这种召唤自己的神秘力量，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这是诗人受彝族传统文化影响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诗性声音。在译文中，梅丹理抓住了原诗的结构和话语特点，更体会到了诗人寄托的内心情感，保留了原诗单元律的排列结构“In a mysterious place / Someone...my name / But I do not know / Who it might be / I... / But... / I can afirm / That among my friends / No one has ever...definitely say”，在语言的表述基调上也与原诗一样采用简洁、口语化的表达方式，再现了诗人诗性思维的流动过程，在翻译过程中将原诗内容与形式很好地融于诗人对彝族传统文化的审美追求之中。

朝向中国翻译诗学的学术旨归

梅丹理的尝试引发了一些思考:拥有深厚诗学渊源的中国，如何将传统诗学和译学理论引人当代诗歌研究与翻译，形成中国的翻译诗学话语体系？在构建世界翻译诗学理论的过程中中西诗学理论如何融合？

中国文人及其文论自古就不缺乏诗学传统。以中国传统哲学基础—道家和儒家思想为起源，“神化”之说、“诗言志”之说是贯穿后世文论的核心思想，近世傅雷的“神似”与钱钟书的“化境”、当下许渊冲的“美化之艺术”更是将翻译诗学传统延续下来，作为“古典文论与传统美学的一股支流”，将中国传统诗学架构于文化交流实践中。究其核心，中国传统诗学着眼于诗人本人，中国翻译诗学强调译者作为主体的体验和表达，这种表现论的特征与梅肖尼克翻译诗学强调的“人本论”不谋而合，这种契合为中国翻译诗学走向世界带来思路。然而，有趣的是，在西方人苦苦求索一条冲破逻辑和理性束缚之路的同时，经历了太长时间感性文化陶染的中国却渴望进人理性的轨道。在这种现实下，如何将中西诗学结合，构建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和实操指导，便成为当下中国翻译诗学话语构建的努力重点。

后现代语境下西方文化人类学界提出的“人类学诗学”概念，再一次从根源上强调了诗学的人文价值和翻译诗学的阐释性意义。王宏印先生将这一概念引人中国民族诗学翻译研究领域，并提出：

在整理中国文化典籍，特别是汉族汉语诗歌的时候，重视诗歌或一般文学的起源问题、汉语文学样式和抒情传统的发展问题，以及就此领域里人类学研究的诸种课题，努力尝试建立汉语和汉民族的人类学诗学体系:同时，一定要花大力气把少数民族的诗歌纳入这样一个轨道上来，使之和汉族诗歌互补互动起来成为完整的中华民族诗歌史(传统)的一部分。……我们的工作，是要在以各种民族语言，当然主要是汉语，从事民族题材诗歌创作的同时，进行多语种和多文化的翻译和研究，并且围绕作品及其流动，使创作、翻译和研究三者结合起来。要注意调动三支队伍，诗人、翻译家、研究专家及评论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和协作关系，同时在汉族汉语人才和少数民族人才中间建立联系，开展专业的、有计划的翻译研究活动。

这一尝试是对建立中国式人类学翻译诗学理论体系的积极探索更是对世界翻译诗学理论建构的中国方法的尝试。而梅丹理的诗学研究与翻译实践“作为海外学术力量的努力”无疑为这一建构的最终实现增强了信心。

结语

梅丹理从中国传统哲学出发，以诗人眼光进人彝族文化内部，理解彝族传统文化在当下的存在状态，并在此基础上对吉狄马加诗歌进行深度解析与翻译，不仅将西方翻译诗学强调的文本历史性与文化性特征、诗歌意象原型与诗人思想节奏的主体性特征引向当下，而且体现了文化人类学对世界多元民族文化的研究视野。由此看来，梅丹理对吉狄马加诗歌的翻译实践具有多重意义。其一，他的实践为中国民族诗学翻译提供了极好的样板；其二，他回归传统哲学和意象原型批评的译学思想为中西诗学融合意义下的翻译诗学理论的建构提供了例证；其三，就文艺理论和文学翻译理论研究的社会价值而言，梅丹理的翻译诗学实践为后现代、后工业时代世界多元文化之间超越表层、超越等级的灵魂深处的情感互动提供了宝贵的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