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颐

唐诗是我们中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历来研究唐诗，几乎都是从文学或文化角度进入，鲜少有人会像美国汉学家倪健（Christopher M. B. Nugent）那样，注意到这些诗歌在唐代的物质生命，从它们刚开始的口头或书面表现到所经历的漫长曲折的传播路径。

这部《有诗自唐来》，副标题名为“唐代诗歌及其有形世界”。该书荣获了2012年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这是汉学界至高的荣誉。通过这部作品，倪健尽可能阐明了唐代诗人如何撰写诗歌，以及这些诗歌又如何以书面和口头的形式传播给其他人。自始至终，该研究的关注点锁定与“物质性”和“过程”有关的问题。

全书分为五章，从敦煌诗歌写本中的文本变动、文本记忆和识记行为、口语创作和传播、书面创作和传播，以及个人文集的编辑和复制的角度，有机地加以阐述和分析。

敦煌写本是来自唐五代最完整的诗歌文本，它们不受宋代印刷文化中选择和编辑过程的干涉。倪健选取了韦庄的《秦妇吟》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因为它拥有数量众多以手抄本形式存在的复本。倪健着重关注这些写本的物质性，关注是什么让每个写本变成单独的文本，并让它们与此诗的其他版本都有所不同。

倪健运用了数据统计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根据日期和抄写者、形式的变动、文本的变动等因素，把《秦妇吟》的文本做了分类。通过比较分析，倪健揭开了诗歌写本生产过程的部分过程。唐代诗歌文学的物质现实所留下的痕迹告诉我们，对于唐代读者来说，文本变动是与诗歌文本互动经历的一部分，敦煌写本还为大范围的传播实践——从记忆到口头背诵到书面模式的抄写——提供了证据。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倪健继续分析了这些痕迹背后的故事。敦煌写本体现了人们在唐代如何通过书写技术来传播和存储文本，这种技术是通过操控物质实体从而保存语言的，它高度依赖于记忆。从典籍记载和笔记传说里，倪健搜集了中国文人对于超凡记忆的各种赞美，这意味着，优秀的记忆力本身有独立于被识记文本之外的道德价值。在唐代的语境里，诗歌创作十分重视记忆的能力，并且把这种能力作为一种出于娱乐目的的炫耀形式，它是传统教育的重要部分，超群的记忆力拥有者和以此为手段的创作者，能够上达天听。

倪健考察了唐代诗歌“口语特征”的起源和呈现。倪健认为，唐诗具有高度的口语性，格律诗有利于文本的口头传播，符合大众热切欢迎的审美标准。倪健研究了书面诗歌的物质性特征，书写文化发展到唐代，已经摆脱了简牍这类笨重的物质形态的束缚，纸墨笔砚不仅解放了创作，也激发了抄写与传播的热情。在唐代，口头和书面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冲突的，有很多流传下来的诗歌据说是口头创作的，后来变成了文本，而晚唐的雕版印刷所依据的复本，也会牵涉文本传播的口头过程和写本的传播过程。具体的人，出于某种目的更改，或者无意识的讹误，都会让文本发生变化。第五章就指明了，个人文集的编纂，最容易发生文本的修改或者选择性的丢弃。

倪健的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借鉴西方的中世纪抄本研究理论和现当代的作者—读者反应机制。倪健对于中世纪欧洲和中古中国的抄写本的相似之处做了比较。在讨论“记忆”这部分，倪健指出，欧洲人对“记忆之术”的重视与中国人对诵读的重视，两种方式所呈现的根本的文化差异。倪健强调了文本的“开放性”，模仿、翻译、抄袭，始终伴随着文本的传播过程，每次再生产都必须由人工完成，依赖于不那么可靠的口耳相传或者笔墨录写，作者对于文本会丧失控制力，而传播者实际上就参与了诗歌的再创造过程，如同隐形的作者。

这部作品从新颖独特的角度提供了唐诗研究的新途径。身处以印刷和电子方式大规模复制文本的时代，这部作品仿佛在提醒我们：技术如何塑造了我们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精神性的，也有其物质性的东西，我们应该如何运用物质技术手段保存更好的精神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