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格萨尔王》看“非遗”史诗的传承与传播

《格萨尔》作为当今世界最长的一部活态史诗，2009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格萨尔王形象凝聚了中华民族所崇尚的优秀文化传统和精神品格，体现了藏民族的英雄情结和精神信仰。民族文化的承继即民族记忆的延续与拓展，既有保留也有扬弃，活态化传承则是在承继民族文化的动态过程中保持其生命力并不断激发其创造力。阿来的《格萨尔王》无疑是传承与传播“非遗”史诗的一次成功尝试。作家将“非遗”史诗的传承和发展置入现代社会，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审美心理和思维方式相关联，不仅重塑了史诗中的民族英雄，弘扬了民族的精神信仰，还揭示了民族文化传承中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

◎胡畔

一

以创作对抗时间

诗意地复活历史

文学不仅意味着对历史和现实的创作，对时间和空间也是新的构建和呈现。小说《格萨尔王》以神话与现实交融的独特视角，透视千百年来《格萨尔》史诗在民族记忆流动中形成的时空场域，完成了从史学到诗学的成功转向。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指出：“人类精神保存历史的尸骸……同一人类精神又收集过去生活的痕迹及遗迹与文献……他们虽然死了，但将活在我们的记忆中，并将活在后代的记忆中……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再变成现在的。”人类历史不会机械地重复循环，也不会自然消亡，它在时间中留下的文化积淀会在人类社会的变迁中被不断赋予新的认识和活力。阿来在谈《格萨尔王》的创作时说：“我拿到这个神话题材，更多是将其看成一段特殊的人的历史，所以，可以像克罗齐所说的那样，把一些当下历史进程中的总体感觉放在故事的书写中去。”他所谓的当下历史进程即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现实需要，他所谓的总体感觉并非只是个人对史诗历史的认识，同时也包含了他所了解的大众对史诗的认知和现实态度。

“在文化变迁中蕴含的主要机制有创新、传播和文化遗失……所有文化变迁的终极来源都是创新。”阿来让小说成为史诗传承的一种重要方式，为这棵民间神话之树灌注了新的精神养料，他用饱含诗意的文字赋予了史诗新的生命力，以生动唯美的故事揭开了民族历史文化的神秘面纱，将这个民族历史成长中的那些奋斗与悲壮展现在世人面前，引领人们反思民族文化的现实与未来。他说：“之所以把写作当成一个值得为之努力的工作，就是想打破所谓西藏的神秘感，让人们从更平实的生活和更严肃的历史入手来了解藏族人，而不是过于依赖如今流行的那些过于符号化的内容。”以小说重述史诗，让《格萨尔》史诗的美学价值在多元化的现代文本中得以复现并不断生长丰富，这也正贴合非遗活态传承的现实需要。

流传在民间的《格萨尔》史诗包括格萨尔王的降生、征战并统一岭国，最后返回天界三大部分，以零散、流动、开放的讲述方式形成了一个不断生长的、活态发展的故事系统，在民间传播中枝繁叶茂，但也难免出现一些内容交叉重复、故事情节杂芜甚至无节制虚构的现象。小说《格萨尔王》重述史诗，经过对史诗材料的慎重编选和艺术处理，一方面敬重历史，以神子降生、赛马称王、雄狮归天三大部分形成明晰的主线，集中再现了史诗故事的基本风貌；另一方面又以复线的形式塑造了成为仲肯的民间艺人晋美，展现了他传唱格萨尔王事迹的命运变迁历程。黑格尔认为：“艺术家应该从外来材料中抓到真正有艺术意义的东西，并且使对象在他心里变成有生命的东西。在这种情形之下，天才的灵感就会不招自来了，一个真正的有生命的艺术家就会从这种生命里找到无数的激发活动和灵感的机缘。”《格萨尔王》的内容正是基于艺术和生命力的需要，作家以弘扬民族文化的姿态和现代价值观再现格萨尔王的英雄业绩和他在民间的影响，在现实社会场景中复活民族精神，同时也指出了传统文化承继实践中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

《格萨尔王》以小说的形式再现了史诗的英雄业绩和民族精神，从神子崔巴噶瓦（格萨尔）发下誓愿降生岭噶降妖除魔，解除百姓苦难，到赛马称王后率领民众南征北战，斩除四大妖魔，再到消灭敌国和妖魔，封疆扩土，给百姓带来安宁和幸福，完成功业后的他听从神的召唤回归天界。由神到人，由人到神，格萨尔始终都是神格化的英雄，他的形象和事迹寄托着民族生存的希望与和平的理想。小说在表现英雄史诗的神话时空中再现了正义与邪恶、高尚与卑下、勇敢与懦弱、希望与绝望交织的矛盾与斗争，展开了一个古老民族充满苦难而不屈不挠、英勇进取的历史画卷，呈现了一个民族祖先所处原生社会场景的情状和他们的生存愿望、伦理观念与精神信仰。特定时空场景孕育出特定的文化形态，从特定文化形态搭建的桥梁亦可探寻现实与历史、本土与异域的关联。作为一种流动性的社会文化记忆，民族史诗在时光的流逝中保存了其作为标出性指称的基本精神内涵和形态，这样的标出性正是对历史场景的复活与还原。以当代小说重述《格萨尔》史诗，包括对史料的甄选，对文本内容的修复、填充、完善以及创造性拓展，这些都是对文本意义的当代阐释与精神重构，让流传于民间的史诗具有更加立体生动、丰富深广的时代内涵，让史诗的时代意义在当代人的认知认同中得以实现。

小说《格萨尔王》建立在作家对《格萨尔》史诗文本内涵和精神旨归的深入理解与把握基础之上，体现了作家对格萨尔文化孕育空间的熟悉与体悟，以及对格萨尔说唱艺人生存状态和非遗时代语境遭遇的独特认识，是以传承民族文化的时代责任感和高超的艺术技巧实现的，体现为一种高度的文学自觉意识和行为。以文学创作的方式对抗民族传统在时间流逝中的飘散，本身就是一种活态化传承，也体现了文学的时代担当与魅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而非单纯的物质遗存，其传承后世的心灵价值就是从经验记忆凝聚、转换升华形成的审美意象。”文学是一种极为灵动的文化传承方式，阿来以小说形式赋予史诗文本更强的可读性，用比民间艺人说唱更能集中以故事的叙述语言营建史诗的精神原乡，引领读者在小说《格萨尔王》文本阅读体验中建构起自身对史诗历史文化场的感知图景，从而对民族文化的过去、现实与未来进行深入思考。这种以创作对抗时间，探寻过去与现实的关联，诗意地复活历史、重构民族精神神话的方式，为《格萨尔》史诗在当代文学空间的活态传承与传播开拓了新的道路。

二

英雄史诗的民间传唱

与作家文本介入

民间史诗的口头传唱与作家文本的介入都是传播史诗的有效形式，虽然审美趣味和传播效果有所不同，但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都具同一指向。在青藏高原及四川的藏族聚居地区，历代民间艺人的传唱对史诗《格萨尔》的传承发挥着直接而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有寺庙僧侣的书面记载整理和传播。千百年来，《格萨尔》史诗传唱人大多没有接受过系统文化教育，他们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史诗，并在传承过程中不断丰富史诗内容。尽管这部属于集体创作并活态发展的史诗没有确定的作者，但它至今有着不同的传唱者。从新闻报道来看，近两年在政府的支持下，民间还不断培养出新的传唱人。通过一代代传唱人对史诗的传唱，格萨尔英雄事迹得到广泛传颂。小说《格萨尔王》中的传唱人晋美就是当代众多传唱人中的一个艺术典型。他身上不仅有千百年来格萨尔王英雄精神对藏民族历史传统的影响，还体现出藏族人民沧桑巨变的现实生活和他们对未来的憧憬。

但不能不看到，依托口语传播的民间史诗说唱传统，相较于文字传播难免有较大的局限。限于说唱者的思想文化水平、艺术感悟能力，以及特定地理区位、历史文化传统、地域方言等诸多障碍，史诗只能流行在特定的地理范畴。寺庙僧侣对民间史诗说唱所做的记载整理也难免有相似的局限性。阿来对这一点有着清醒的认识，小说《格萨尔王》中晋美对英雄事迹的探寻与传唱，体现出作家对史诗题材所具有的超强整合能力以及深厚的文字表达功底，这是传统史诗说唱方式和民间文本所不及的。小说《格萨尔王》的成功不仅在于对格萨尔英雄形象的精彩重塑，还在于浓墨重彩地塑造了传唱人的典型代表——晋美。阿来将晋美的命运轨迹与格萨尔故事的主线并行交织成复线，传唱与被传唱形成了历史与现实、神话与人世的衔接，这正是阿来重塑英雄以及展现英雄影响的高明之处。如果仅就格萨尔王英雄事迹进行独立的再现性叙述，即便体现了去除枝蔓的集中典型化处理，也仅仅停留在对格萨尔王本身的重塑意义上，而对晋美的塑造却在人与神之间、传唱与被传唱的关系中拓展出更大的空间，让神话与人世、历史与现实有了更加自然的交汇和融合。一字不识的牧羊人晋美在梦中获知格萨尔的故事，成为神授艺人。他不断追寻格萨尔的足迹，和神灵对话，不断印证梦里故事的真实性和企求故事的完整性，同时又将获得的故事在雪山草地、城乡村镇四处传唱。小说借晋美梦境中出现的两种身份的格萨尔王（一个是天上的神，一个是人间的王），来表现英雄在理想与现实矛盾中的不断成长，他不断产生新的智慧和力量，以适应不断变迁的生存环境。这意味着格萨尔并非只属于过去，而是在社会变迁场景中不断活化。实际上作家也介入了这种活化，在小说对英雄史诗传播的叙事方式和现实意义上做了“仲肯”。这种活化也许比普通的仲肯对史诗的理解和神授传唱更能融入富有时代特征的认知、体验与思考。也正是小说《格萨尔王》所采用的这种主线与复线交织的叙述结构，承载和抵达了作家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严肃反思，正如有学者谈道：“格萨尔王故事不仅是藏族人民走向文明的写照，更是人类文明进程的生动写照。……《格萨尔王》暗含的正是这种期待。追求进步和理性，认真反思现在，留恋美好过去是多层次的《格萨尔王》蕴含的最完整、最深刻的内涵。”阿来的反思与重述让史诗文本富有更加丰富完整的思想内涵，真正诠释了《格萨尔》史诗的现代精神价值。

为了更好地介入英雄史诗传播，阿来在他塑造的传唱人形象中倾注了真情实感。正如他认为文学艺术的价值不仅在彰显思想的高度，更在彰显情感的深度，“因为文学的独特价值主要还在于情感的沉潜与抒发，因此，我在自己小说中一定要把自己最真实的情感转移到人物身上去”。他把自己对格萨尔王的理想情怀和英雄精神的认知置入晋美的梦中，让晋美无数次感到有种强烈的力量在体内生长，在传唱格萨尔王故事的历程中，晋美的那些感伤与感动、迷惘与顿悟、失望与希望，正折射出作家深厚而真挚的情感。正是这样，作家与传唱人默契融洽地演绎出英雄史诗的场景。

“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认识经历了从物质到心灵的演进，从经典文字到经义阐释，再到‘鲜活的记忆’。这是集体记忆的活化，即进入了当下的生活。……这意味着使逝去的‘过去’变成对当代人有意义的记忆。”从某种意义上说，史诗传唱人和作家塑造的英雄形象与营建的历史时空场，正是基于人们对现实社会的理解、感悟、延展与想象而进行的复活与重建。小说《格萨尔王》的创作实践与影响证明，当代作家介入“非遗”史诗的当代传播，有利于拓展“非遗”的传播途径，让集体历史记忆成为鲜活的现实记忆，从而引领人们以“非遗”作为回顾历史文化的新的审美路径，并以正确的价值观念保护、传承和发展“非遗”，使其在社会历史场景变迁中得以活态化发展。

三

文化真实感和传统

正当性的艺术呈现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能留存下来而且具有创新变革的生命力，最主要的原因是它们在每个时代都能体现出民族文化的真实感和传统的正当性，以其自身价值适应时代的需求。阿来重述《格萨尔》史诗，正是在维护民族文化的真实感和传统的正当性。丹尼尔·亚伦·西尔和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在《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中强调本土文化的真实性与传统的合法性，在现代社会场景中，只有尊重本土文化历史，维护“非遗”本质意义的真实性并延续其内在的传统合理机制，深入发掘其文化内涵，诠释其精神价值，才能找寻到它的传统意义旨归，建构起符合当代人审美观念的“非遗”精神原乡。

阿来在小说中对卷帙浩繁的《格萨尔》史诗材料和传承资料进行了理性的选择和处理，以文学的自觉主动介入民族史诗传统，发掘其价值并将其传达给当代受众，避免史诗精神价值在历史变迁中被遮蔽抑或消解。《格萨尔王》用文学表达转化民间说唱，增强其突破时空和语言隔阂的能力，保持了民间文艺源于生活的根性和影响久远的生命力，在时代变迁的多维场景中维护了民族文化的真实感和传统的正当性。通过当代史诗传唱人晋美追寻和传唱格萨尔王故事的经历，以民族神话典型展示了格萨尔王的英雄形象和精神，同时也为读者展示出“非遗”传承的现实处境。在对代表着众多传唱人的晋美的现实境遇的描述中，读者看到的就不仅是英雄史诗的理想化传唱历程；晋美所经历的种种艰难和困惑，以及现代民众对史诗传唱所流露出的冷漠与不解，都显露出“非遗”传承过程中的一些真实现状与隐忧。这也正反映了阿来在维护民族文化真实感和传统正当性的基础上对“非遗”保护传承的前瞻意识。小说《格萨尔王》在2009年问世，正是《格萨尔》史诗被列入联合国“非遗”名录的同一年。不少人也许只是为这样的殊荣感到高兴与自豪，但阿来在倾情重述《格萨尔》史诗，并深情赞扬民间艺术传唱史诗所做的贡献的同时，也以文学的方式真实地展示了传承史诗需要重视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晋美的生存环境和人际关系中不时显现。

现代市场经济形成的价值取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和人际关系。在寻找格萨尔神话事迹的旅途中，晋美随时随地会产生莫名的失落。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樱桃节上，人们并非真正需要他的故事，而只是想要借他的传唱促销樱桃；曾经为格萨尔王锻造的兵器如今成了旅游局打造的旅游商品；新开张的酒店里放着格萨尔塑像，请晋美演唱也只是象征性地走走过场；高原小城的姑娘出售着封面印有晋美说唱《格萨尔》的画面的CD，却没有认出晋美，也回答不上他的问题；城里描绘格萨尔的画师不愿讨论关于格萨尔的问题；山上到处都是偷运格萨尔石像卖钱的人；年轻的歌手只想向晋美学琴以配合流行歌曲的演唱，而不想听他传唱故事。“晋美说，调子是为了配合故事的，为什么你只要调子不要故事？……年轻人说，我给它配上一段段新的唱词。”即便同为英雄史诗传唱人，也有不同的动机和心态。有的传唱人为了高额酬金、住房、公费医疗等待遇对着录音机传唱史诗，不再在群众中传唱，最后变得再也不能传唱。同时还有不少随意编造史诗的传唱人，让晋美觉得四周的故事越来越跑在了他的前面。最让人玩味的是，晋美作为仲肯被邀请到格萨尔学术研讨会上，但大多数参会者对他的传唱并没有真正的兴趣，而是热衷于远离史诗，讨论各种复杂问题。晋美被认证为民间格萨尔传唱大师，故事的结局是他背上象征神授的那支铁箭卸下了，脑子变得空空如也，在寺庙里一天天老去。这是小说最凝重、最发人深省的一笔，晋美的归宿是小说中一个传唱人的命运，实际上也是对现代社会“非遗”传承面临某种危机的警示。小说用了不少情节叙述晋美传唱的艰难历程和心灵困惑，体现了作家对“非遗”现实际遇的谙熟和真知灼见。“非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根脉，它和它的传承人的命运是休戚相关的。《格萨尔》作为史诗，孕育且生长于民间，只有依托民间传唱人世世传唱，这棵民间神话之树才能枝繁叶茂。小说直击了史诗保护、传承的现实问题——说唱艺人的生存困境，以小说的讲述引领人们关注说唱艺人的命运，这也体现了作家对“非遗”保护、传承和发展的深度关切与忧思。小说写到了史诗传唱中的不少失落现象，但同时我们也能感受到，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承继着历史的荣光，以其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作为前行的精神寄托和根性力量。正是阿来这样的言说，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格萨尔》史诗强大的生命力和它对一个民族巨大恒远的精神影响，这也是《格萨尔》作为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作为世界性“非遗”得以保护传承的价值所在。

在这个时代，我们不缺各种精美的文化包装和多元的传播渠道，我们不缺故事，但需要能讲好故事的人。文化的诠释、表达与传播需要建立在创作主体深入理解、把握文化精神意义的基础上，需要创作主体以时代的责任感和真挚的情感去完成。阿来的小说正是在忠于《格萨尔》精神意义的基础上，对其真实、正当传承的艺术呈现，同时也表现出作家对“非遗”史诗保护传承的良知和良心。哈罗德·伊尼斯在其《传播的偏向》中阐释道：“希腊口头传统产生的荷马史诗，表现出对空间问题的强调……口头传统的灵活性，使希腊人在城邦体制下求得了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的平衡……所以他说：‘15世纪中叶印刷术的发现，意味着一个回归的开始。我们又回归眼睛占支配地位的文明，而不是耳朵占支配地位的文明。’”随着现代文明的迅猛发展，现代化的媒介载体更易于文明在空间中的扩散和保存，但不论媒介技术如何变迁，那些闪耀着思想智慧的光芒而能引起人们共鸣、共情的东西，依然在时空的变换中得以永恒，因为意义的达成往往是在受众认知接受中实现的。小说《格萨尔王》以文学创作重述史诗，删繁就简，取其精华，让那些幽远神秘的历史在文本中泛着庄重典雅的审美光芒，同时又不乏作家对现代文明进程中传统文化生存发展的关切与忧思，使得完整意义的《格萨尔》史诗在当代语境和文学生态中复活，维护了民族记忆的活态化传承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