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嘎子

我说：“碗盆你们都拿回去。其实，我画画用不了这么多，我自己的洗脸盆就够了。再找一张玻璃来调色，比饭碗好多了。”

格桑拉姆把所有碗盆都抱走了，达瓦拉姆坐在屋角生闷气。

壁画从公社门前的那面大墙开始。我想画那幅从画报上剪帖下来的毛主席挥巨手的像，是套色木刻，很好画。公社准备了几张办公桌，搭成了梯子，我捏着木炭爬上梯子便开始画了。早晨的空气很鲜，连遥远处的牛粪味都嗅得清清楚楚，吸一口心里爽快极了。画巨大的主席像，我并不害怕。还在读初中时，我的美术老师就带上我到处画了。他是画油画的，我给他调色，他便教我，还让我大着胆子画。那两年我几乎是跟他画画度过的。他说，现在学什么都不如学画画，随便你走到哪里，人家知道你是画画的，当工人做农民都吃得开。我记住了他的话，我相信自己能画画并不是有什么天赋，而是追求那个“吃得开”。那时，我画得很苦，也乐意享受那样的苦。

我画画，周围便有了许多人，站在高台上回过头，黑压压一片像在开会。亚麻书上工的铁铧犁和牛皮鼓丁丁、冬冬响起时，人们还不愿离开。多吉队长生气了，愤愤地东推西撞，骂骂咧咧地把人们赶开。谁走慢了，他便拾起石头追赶，像在赶偷懒的牲口。他回头，脸累得通红，喘着粗气对我说：“你画画时，他们敢来看，你就把盆中的颜料朝他们头上泼。”

我伸伸舌头，说：“他们并没有影响我。”

亚麻书寨子里的人真的淳朴极了，我画领袖像时，根本就用不着胆颤心惊地捏着画笔画，用不着去考虑画得不像会惹些政治麻烦。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你画得像与不像，只要你画得面善心慈，与他们心目中的那个人一致，就会对你伸出大拇指赞不绝口。

文书老刘也对我说：“他们看菩萨看多了，你就是把领袖画成菩萨的模样，他们也会说好。可是，你画的那么像，和画片印在墙上一模一样。”

有他的话，我的信心更足了。

我又画了大寨那个全国有名的姓陈的支书，站在山头，正把一块巨石推下山的情景。那幅画在当时的中国农村，到处都能见到。我又画了想象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一辆巨型拖拉机正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开来，前面是绿油油的良田。达瓦拉姆说这画很漂亮，可是，拖拉机怎么能在生长着麦苗的田地里开呢？麦苗还不被轧死才怪。我说，拖拉机没开，它是停在那里让人参观的。周围人都说是，他们没看见轮子在动。

我就这么一幅一幅地画。寨子到处是色彩鲜艳的画，我看着出工收工的社员们都要在画前驻足，看上半天，心里高兴极了。

我没想到一场灾难悄悄地降临了。

是一场雨。来得很突然，随着一股寒气逼人的风猛烈刮过，雨便哗地落了下来。从傍晚直落到第二天早上，雨又突然停了。天晴开时，达瓦拉姆急得直喘气，叫我快去看画。天呀，我的画让雨水冲成了鬼模鬼样，花一杠黑一团，许多人都围在那里笑。文书老刘叫我快去公社，泽旺书记正在发气呢。我画的领袖像也遭了殃，让大雨冲得难看极了。泽嘎书记叫我赶快想办法，不然会犯政治错误的。我只好说，用白石灰涂掉算了。当多吉队长带着人还要涂掉其它画时，我叫他别动，等干透了我再在上面画，就会省力多了。

泽嘎书记一脸的不高兴，冷冷地问我：“你还想画？”

我说：“还画。”

他愤怒了，吼叫的声音似乎要把我提起来，再左一掌右一掌撕得粉碎：“画个屁！你画上千遍万遍，雨水一冲还是要冲掉。你那是在糟蹋颜色，糟蹋劳动人民的血汗钱！”

我委屈极，脑袋嗡嗡直响，就是想不出什么主意。

坐在屋角一言不发的甲嘎，此时说了句救命的话：“我的舅舅过去给寺院画壁画，他还是用广告色，可画的画从来不掉色。”

他的话把泽嘎书记的眼睛说亮了，说：“你舅舅在哪儿？”

甲嘎说：“死了。”

泽旺书叹口气，说：“那你说什么废话？”

文书老刘说“浪责村的阿约丹增，过去是大金寺里的画师，他肯定画过壁画。可以抽他来帮小洛的忙。”

泽旺书马上叫人去浪责请来了阿约丹增。

阿约丹增说什么都不画这种壁画，只是对我说，广告色要用牛胶熬化后调制，画出的画才不掉色。阿约丹增说：“我老了，一上高台脚就发颤。帮不了你的忙。”他一瘸一瘸地走了。

泽旺书记说：“这些死喇嘛，还抱着菩萨脑壳不放。”

我们照着他说的法子，熬了一大盆牛胶水。用来调色很酽很粘稠，像油画色一样。我画得很慢，把那些雨水冲淡的那几幅壁画补上色后，层次感更强了，很像是用油彩画上去的。可是，泽旺书记说什么都不让我画公社门前的那幅画了，他说写一句标语都可以，不要再画什么了。

老刘说：“泽旺书记是担心我画得不像，或雨水再一冲，让区里县里来的人看见，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