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牟子/文 泽里 尹利平
我的家乡丹巴，是大渡河畔的一个小城，它有一个古老的藏语名字“诺米章古”，就是汉语“山城”的意思。
县城只有一些平房和瓦房，灰暗而破旧。大渡河水在城镇边缘形成一个大回水沱，把傍山城镇的居民都挤到城的东西两端去了。就在城的东端，有一座法国人的教堂。
教堂在这里占了街两面的一大片空地。街的南面是教堂高大的楼门，楼门前的五级阶梯是长长的麻条石，两扇厚厚的大门，高墙深锁，里边是礼拜堂和神父楼。另外还有两幢瓦房，大概是为教堂生活服务用的橱房、杂物房和教会学生活动的地方。周围是花园，种着我们当时叫不出名来的花草，花园里面的两块大石头上各栽着一棵仙桃树。那时，我们管仙人掌作“仙桃”。
街的北面也是教堂圈着的一片土地，有几幢大小不等的旧瓦屋。这里曾是教堂的西医诊所。据说过去当地人大多不太信西医，虽然免费，光顾的人还是很少，只有非打盘尼西林不可的人，才到那里去治病。
最初的城小就在这街北的诊所里。里面除了大小不等的两层楼瓦房，还有长着大小不等、凹凸不平的石包的坝子，这些坡坡坎坎的坝子曾是我们课间活动的最好场所。
我们班的教室大概是原来教堂西医诊所的贮藏室或橱房，外形像一座被拔高了的土地庙，泥壁早就坏了，窗户也没有玻璃。
课桌是长条桌面，书包都套挂在桌的两端。地面不平，不管怎么弄，课桌总是摇来摆去。所有的桌面都显得很有资历：上面满是深深的木槽，活像一张九十岁老人的脸。桌面还长着好多的树结疤，有时结疤掉了，会留下一个乒乓或核桃大小的洞，洞是斜着的。
和学校所有的房间一样，坑坑包包的地面是被学生们践踏出的一层厚厚的粉尘，一移动就会踢起灰尘。下课了，顽皮的孩子们在教室里跑、跳、疯、闹，弄得满室灰尘弥漫，如腾云驾雾。
学校的体育活动主要是蓝球。后来学校在一间屋子里建了一个乒乓球台，这里没有门板，窗户也早没有了玻璃，一有时间学生们就围着乒乓台轮番打球。有一段时间我很爱打乒乓球。邻居的儿子是我的老对手，放假了我和他天天到这里打乒乓，可住在阁楼上的校长总要下来赶我们走。我不理解对我印象很不错的校长为什么对我们在那里打乒乓球那样不宽容，后来才知道，校长正与一位女老师恋爱着，严重干扰了他们。
当时我们真不懂事，在那种条件下老师们恋爱很不容易。好在他们的恋爱很成功，现在都已过了金婚期了。
学校伙食团有两个大师傅，都是矮个子，他们为老师和来自乡间的住校学生做饭。橱房里有一个大木水缸，要装十好几担水，缸里随时都有满满的凉水，是大师傅从河里挑上来的。水缸上面放着十几只小木瓢。夏天我们一下课就会跑到橱房里，一人抓起一只小木瓢舀水喝，那冰凉凉的水喝进肚里舒服极了。因为木瓢的边特厚，小嘴包不住，每次都把水洒个满地，弄脏了橱房，又浪费了水，这时大师傅会抹下脸大声吆喝我们，我们只好悄声溜掉。
南面的神父楼和礼拜堂，没有了神父，也没有人作礼拜。起初被一些单位用着，不过我们可以常常到神父楼那边去玩。
从楼门通往神父楼那长长的过道上盖着繁茂的葡萄架。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那高高的礼拜堂尖顶以及具有西欧建筑色彩的神父楼。神父楼楼梯上光滑黄亮、精巧玲珑的法国式栏杆让我看见了美。楼前是枝叶浓密的无花果树。无花果树也好像是法国人移栽来的，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原来丹巴县只有与教堂有关的几户人家的菜园里，才有无花果这宝贝。
秋天，无花果熟了，油亮乌黒的无花果开始张裂，露出丝丝鲜红的果肉来，怪逗人的。我们会在无人看见的时候偷偷爬上树去采摘，常常是一下子把整个无花果塞到口里，弄得两个腮帮包也包不住。真不知道无花果含了多少糖分，甜得两片嘴皮都快粘住了。
礼拜堂的外观很好看，结构和我后来通常见到的教堂没有多大区别，里面很宽敞，高高的穹顶，夏天非常凉快。有一段时间礼拜堂空置着，我同央金姐姐到礼拜堂里玩，也许是大人说那里面有神，也许是对那一个我们从来也没有见过的神父有偏见，不知怎么的，我们一走进去就有一种恐惧感，叫了一声，同时跑了出来。可那神秘的礼拜堂，特别是那礼拜堂后面壁上有圣像的小屋子一直牵引着我的好奇心。
直到五十年代后期，我们的学校才发展到了神父楼那边，一些老师住进了神父楼。那时花园里早没有了花草，神父楼已显破旧，窗户上那从法国运来的方块花玻璃已所剩无几，老师们只好糊上一层白纸，不过比起在下面住阁楼已是天渊之别了。
学校后面的河坝一直连接着回水沱，春冬时节，河水消落，蓝得透亮，露出满河坝大大小小干净的石头和雪亮的沙滩，我和央金姐姐常常坐在这些石头或沙滩上，望着对面岩上的石英壁画，抒发着孩子的感情。
一天央金姐姐指着对面岩上那条一直伸向水中的白线说，“那就是吊葫芦的金线。”
我问央金姐姐，“为什么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葫芦呢？”
“人家说葫芦里装满了宝贝，就吊在那好深好深的回水沱里。”
我说：“金葫芦里的宝贝一定比阿里巴巴山洞里的还要多，我们长大了能把它捞出来多好。”
央金姐姐却说：“我不稀罕宝贝，只想长大了作一个老师，老师多了不起，人类灵魂工程师啊。”
我说：“我还是想把金葫芦捞起来。”
……
我们就这样编织着神秘的故事和理想。
大人们讲，过去洋人经常在回水沱边架着机器照来照去，是想探宝盗宝。
后来不知听谁说，回水沱里那个金葫芦早就被一个洋人盗走了。
难怪我们从来也没有看到过金葫芦。
什么洋人？我们都以为一定是教堂里那位神父干的，于是我们又开始使用自己掌握的所有贬义词诅咒那个远在国外的神父来。
央金姐姐比我高一个年级，我们同住在一所房子里，只隔着一层壁板。每次放学回家，都是她替我拍掉身上的灰土。她把我看着亲弟弟一样，待我特好，可是有一次我们却闹翻了脸。那是一个星期天，我偷着到大渡河边洗了一天澡，乏死啦，一回家便躺在床上 睡觉，可她硬要拉我起来复习功课。我不起来，她便用手挠我的脖子，我忍不住咯咯地笑了起来。可不知怎的，她手腕上那只象牙手镯碰了我的牙齿，我痛了，便给她手背上一拳，她痛得泪花直滚，一扭身跑了。
从此她再也不理我，我后悔死了。
虽然母亲曾为这事训过我，可我仍然没有向央金姐姐道过歉，我们一直别扭着，谁也不理谁。
有一天，我突然听说央金姐姐全家都要搬走了。这一下我可着了急，不管她理不理我，我都决心要去看一看她。她见了我，好像把过去的事都忘了，她对我说：“我们全家都要搬走了，搬到康定去，欢迎你今后到康定来玩。”
“康定有‘金线吊葫芦’、‘金狗撵金羊’吗？”我这样问。
她想了想，点了点头说：“有，都会有的。”
央金姐姐到底走了，此后一别，我便再也没有见过她。
虽然后来我曾多次到康定，却没有打听到她的下落。这些往事都被时间尘封在了记忆的底层。
改革开放后，城小修建起了现代化的四层高楼，尤其是教学大楼，很壮观，钢筋水泥混合结构、米黄色，共四层，水磨地面，过道里垂吊着乳白色的淡绿色吊灯；每一层有教室五间，教师休息室一间；教室里窗明几净，全校七八百学生全容纳下来。
“５.１２”地震后，从防震要求出发，再度重建教学楼和校区，更是今非昔比比了。
为了完善这篇二十几年前所写的文章，我电话采访了现任城小校长曾官玺先生。得知城小现有教职员工４９人，学生一千多；教学楼有包括阶梯教室在内的４８平米的教室２０间，还有４００多平米的食堂供学生用餐；学校设有电脑室，今年秋季实现电子白板教学；下半年还将展开与成都实验小学联网的远程网络职入式教学，并计划三年内此项目在全校铺开。
岁月流逝，时移境迁，世界的变化远远超出了我们少年时的想象。
不知央金姐姐现在身在何处，她一直向往作一位“人类灵魂工程师”，我知道她成绩很好，一定会实现自己的理想，园了她的老师梦。
她变成了什么样子？还是扎着两条辫子吗，笑起来的时候，脸上还有那对酒窝吗？那又黄又大的象牙圈一定还戴在她的手腕上吧。
我真想邀她回家乡去看看，同她一起靠在城区小学外的沿河栏杆上，讲那永远留在我们记忆中的城区小学，讲那曾牵挂过我们幼小心灵的“金线吊葫芦”和“白鹤戏海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