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报》 2013年11月19日
序 言
或许,在地图上,一把直尺能丈量出康定与北京两地的距离,却无法丈量康巴作家群走向北京的历程,而丈量的唯一标准也许只能是时间。
回到2012年,那一年中国作协带队分四个片区进行了少数民族文学现状大调研,在了解了大量情况,掌握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2012年被确定为“少数民族文学年”。从去年5月26日至7月10日,中国作协先后召开了5场少数民族文学研讨会,集中推介了一批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
这5场少数民族文学研讨会分别是:“内蒙古当代蒙古族诗人研讨会”、“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研讨会”、“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研讨会”、“新疆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研讨会”、“藏族中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5场研讨会集中展示了各地区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创作的现状,分析了各少数民族地区创作的优势和不足。
2013年,推动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发展的研讨会仍在继续,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持续关注仍有增不减。当十月即将落下帷幕,雪水之畔,高山之巅,走来一群文学的痴迷者。这些热爱文学的人,从康巴高原跋涉而来,带着泥土气息的作品,走进了首都北京。有评论家说,康巴作家群的出现让人眼前一亮;也有评论家指出,康巴作家群的作品带来了新的审美经验。
无论评论家们点评和言说何其五颜六色、多姿多彩,放眼整个中国,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像是一个百花灿烂的花园,而康巴作家群是其中刚刚吐出花蕊的一枝。
据了解,2008至2012年,康巴作家群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诗歌集、报告文学集共计100余部,多部作品荣获少数民族骏马奖,四川省文学奖等省部级大奖。
据统计,截止目前为止,康巴作家群先后有10位作家已被吸收为中国作协会员,60名作家加入了省作协,先后有7人被巴金文学院聘为签约作家。
在渴望丰满的文学创作之际,康巴文学将提供什么?当康巴作家群展开羽翼,飞过当代文学的天空,康巴文学将收获怎样的十月?在金秋的末尾,记者随康巴作家群走进北京,记录康巴作家群北京之行的点点滴滴。
一 赶赴北京
10月26日,康巴作家群第一次以集体的方式在首都亮相,位于北京市朝阳区西藏大厦A座二层的鑫珠厅一时间变得热闹非凡。在北京诱人的秋色中,严谨庄重的研讨会现场时时传出欢声笑语,伴着滚烫的热茶,评论家们妙语连珠,一字一句点染出康巴文学繁荣的新气象。
此次高规格的文学研讨会由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四川省作家协会,中共四川甘孜州委宣传部共同主办。为了办好这次研讨会,甘孜州文联承担起了大量准备、会务组织及相关工作。
“从研讨会的发起,以及研究讨论,直到研讨会时间的敲定、参会人员的邀请,前前后后一共准备了一两个月。”在研讨会开始前,州文联主席格绒追美忙里抽闲向记者简单介绍着此次研讨会的准备情况,旋即忙着迎接参会的评论家们。
而在另一边,根据前一日的安排,一大早,甘孜州文联的工作人员便各就各位,等待与会的评论家、康巴作家群各位作家的到来。入口处一张简单整洁的桌子上放好了签名簿,研讨会的相关资料以及康巴作家群的一整套作品早已摆放在100多张座位上。为了办好这次研讨会,州文联特别聘请了一名速记员,现场记录各位评论家的点评,留作资料,以备交流学习之用。
当研讨会即将拉开帷幕,州文联主席格绒追美再次和工作人员一道进行会场布置、会议流程、资料准备情况的最后核实和检查。尽管在此之前,研讨会的相关准备工作早已有条不紊地落实下去了,但为精益求精,格绒追美与州文联的工作人员仍然不敢松懈,直到他们确定一切准备工作都准确无误地安排妥当后,一丝满意的笑容才浮上脸庞。
与此同时,北京也张开怀抱,带着“微笑”与祝福迎接康巴作家群的到来。
10月23日,就在康巴作家群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的前三天,《人民日报》副刊刊发了《康巴小说的血性与温情》的评论文章,该文通过对我州达真、格绒追美、泽仁达娃、洼西彭措、尹向东等作家的作品展开分析和评价,指出康巴作家正在中国文坛狂飙猛进,而达真的长篇小说《康巴》摘取全国第十届“骏马奖”,更是康巴作家群这一狂飙猛进之势的代表。
该文进一步指出:格绒追美、泽仁达娃的小说,在诗性的语言中表达着康巴的血性与浪漫,具有浓郁的康巴地区特色和鲜明的艺术风格、深厚的思考,给中国文坛带来了新的惊喜和独特的审美经验。该文长达3000余字,在《人民日报》副刊推介我国当代作家群体的历史上,这样长篇幅的评论文章并不多见。
此次研讨会以研讨我州的作家、作品为主,我州共有10多位作家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同时还邀请了云南、青海、西藏等藏区的作家前来参加。青海省作协主席梅卓、《西藏文学》副主编次仁罗布、云南省迪庆州文联副主席阿布司南、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文联常务副主席德呷等悉数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他们的出现,让康巴文学的版图更加完整。康巴文学第一次以空间上的一致性,以更加完整的姿态,在首都北京,在中国文坛再一次竖起了自己的旗帜。
二 抚今忆昔
事实上,康巴作家群与首都北京的缘分还要从2012年说起。2012年中国作协曾在北京举办过中国藏族中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对八位藏族作家的作品进行深入研讨,康巴作家占据了其中的四席,当时参加研讨会的康巴作家分别是:达真、格绒追美、蒋秀英、江洋才让。
仅仅一年之后,赶赴北京参加研讨会的康巴作家从最初的四位到现在的20多位,进入评论家视野的作品也从最初的几部一跃而到如今每年十多部;当康巴作家以集体、高产创作的方式亮相北京,其发展势头受到首都评论界高度关注。
在研讨会上,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民族文学》主编叶梅表达着自己对康巴作家群的欣赏和敬意。她说:“康巴作家群这样一个已经取得了影响的群体,在不断地走向更大的范围,今天他们群体式地走向首都这个评论舞台,我觉得是有象征意义的。康巴作家群在最近几年的表现确实非常不俗,他们整体性地推出了一批一批的作品,而且他们个体也都以非常强劲的实力在往前走。”
康巴作家群亮相首都,也成为四川文学事业发展史上一件值得书写的事。
在此次研讨会上,四川省作协党组成员郭中朝代表四川作协向与会评论家们介绍康巴作家群的基本情况时说道:“我代表四川省作家协会对研讨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对中国作协等部门领导及兄弟省区长期以来对四川文学事业的发展、繁荣、关心、关注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
郭中朝表示,近年来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作家协会把打造康巴作家群作为重点工程进行研讨和扶持,认真依托巴金文学院资源优势,通过签约作家不断为康巴地区的藏族作家提供更好的创作环境。
“我们十分重视和发挥甘孜州本土优势资源、打造服务本土作家,我们要通过各级的共同努力进一步扩大康巴作家群的影响,帮助更多的康巴作家走向中国和世界文坛。”郭中朝恳请到场的各位评论家,提出宝贵意见,继续关注康巴作家群的成长。
郭中朝的一席话算是抛砖引玉,随后与会评论家打开了话匣子,你一言我一语,就自己研读过的某位康巴作家的小说、诗歌、散文展开了评述。作为此次研讨会的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会长汤晓青严格把控着10分钟的发言时间,各位评论家必须在“镣铐般”的限制下谈长处论不足,客观、公允地讲出自己的见解,评价作品。但不少评论家一论起作品和文学创作,便忘了时间限制,主持人不得不多次打断评论家们的发言。评论家们意犹未尽的表情常常引起会场上一阵阵笑声。
三 研讨会开始
当评论家们在笑声中你来我往之际,研讨会现场并不引人注目的角落里,有一些不引人注目的参会者,正捧着一本本康巴作家群的作品安静地阅读起来,他们表情专注,偶尔会从小说、诗歌、散文的世界里探出头来,听一听评论家们的发言,又回到作品构筑的世界之中。
研讨会现场特殊的读者队伍其实是“杂牌军”,他们中有前来参会的记者,有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的工作人员,那些原本整齐地放在一张桌子上,供大家取阅的作品,因为翻阅者较多,一时间竟零零碎碎,没剩下几本。
与这些读者的“安静”相比,参会的康巴作家却“闲”不下来。
赵敏忙着用铅笔在一页纸上,记下评论家们的发言,他创作的小说《康定上空的云》将在此次研讨会上被讨论,这个曾经获得过四川省少数民族作品奖,立志要写出七十年代人心灵史的年轻作者不敢懈怠。
而在去年,依据传统史诗《格萨尔王传》创作了诗集《天子格萨尔》的夏加,用手机记录现场的一点一滴,常年在色达与内地奔走的他在今年认识了几位老师,他正谋划着借鉴奈保尔小说的写法,写几篇表现藏区村寨题材的短篇小说。
写散文的罗凌不时接到几个电话,此次来北京,她任务不轻,既要忙着“巴塘连北京”活动的宣传报道,又要兼顾参加此次研讨会。去年,她的散文集《远岸的光》获得了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奖。
尽管罗凌时不时接到几个“骚扰”电话,她仍然专注地倾听评论家们的发言,会议间隙,作家、《散文选刊·下半月刊》主编蒋建伟找到罗凌,主动和罗凌交流散文创作等问题。
诗人桑丹将代表康巴作家群的作家发言。近几年,桑丹的诗歌越来越受到关注,而桑丹本人也希望通过研讨会,通过交流、学习提升自己,继续书写多情又浪漫的打折多,写她一生爱不完的雪山与河流。而另一位女诗人拥塔拉姆则一袭藏装,端坐于研讨会现场。去年,她陆续推出了散文集和诗歌集。
诗人窦零、列美平措相邻而坐,不时交谈几句。对北京,他们都不陌生。窦零因为工作常常到北京出差,但以诗人的身份,在北京参加康巴作家群的研讨会,对窦零而言,还是第一次。而窦零的诗集《洞箫横吹》也将在此次研讨会上,被评论家们点评。
获得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国当代杰出民族诗人诗歌奖的诗人列美平措多次到北京参加过研讨会,此次赴北京参加康巴作家群的研讨会,对列美平措而言,是一次美好的回忆之旅。作为藏族当代诗歌的先行者,列美平措见证了康巴文学的成长。
当记者把关注的目光从诗人们转移到会议现场,仔细观察之下,记者发现,此次研讨会的座次安排颇费了一番心思。研讨会现场的座位呈椭圆状,一个大椭圆包着一个小椭圆,评论家们逐一落座构成了小椭圆,与会的康巴作家、各大媒体记者以及工作人员组成了大椭圆。
而构成会议现场的“大椭圆”的康巴作家们,按照诗歌、小说、散文的分类,被合理布置成三个部分:诗人们相邻而坐,小说作家们挨在一起,散文作家肩碰着肩。据此次研讨会的工作人员介绍,这样安排有助于相互交流学习。
出于相同的考虑,评论家们与被点评的作家们也没有“距离”:他们的位置大都位于被自己点评的某个作家的前面。在某种情况下,他们可以扭过头来,相互之间握个手,说上几句,相互认识,增进交流,加深印象。
因为会议安排比较紧凑,大家都来不及说上几句,很多时候,相互之间,往往是点头示意,像蜻蜓点水般,就那么一颔首,彼此便是招呼过了。在研讨会现场,大家又继续在平静的气氛下继续酝酿即将到来的热闹和掌声。
当掌声响起来,一位评论家的发言便宣告结束了,被点评的作家即将站起来,接受掌声,并在短短的几十秒内被与会的作家、评论家们认识。此后,下一位评论家将开始阐述他对某部文学作品的研究结果,那时,掌声将又一次响起,仿佛一层水波过后,另一层水波又接踵而至,一浪推一浪,研讨会现场像并不安静的湖面,有节奏有规律地推送着一个个结论和观点。而激起这些观点的是康巴作家们近几年创作的一部部作品。
四 研讨会上的作家们
或许是年龄使然,又或许是小说的写作与诗歌、散文有差别,所以严重影响了各自的“表情”,在研讨会现场,小说作家们往往比较安静,他们似乎更习惯“躲”在内心的某个位置上,倾听、吸纳、观察、沉思、微笑。
尹向东的小说集《鱼的声音》,荣获了第七届四川文学奖。在研讨会现场,这位小说作家一如既往的沉默,这种沉默常常让人联想到他笔下的那些人物:寡言少语,却又执着于内心。最后,直到他站起来,向大家致意,他的脸上才浮起笑容。
从云南迪庆州赶来的小说作家阿布司南一脸沉默,并于沉默中添了一份憨直,从会议开始到结束,他似乎被某种思绪拧紧了眉头,在倾听之中,保持着颔首低头的姿势。即使阿布司南作为作家代表发言,这种表情也没有改变。
而被评论家们给予好评的江洋才让,则一直在含蓄谦恭之中,偶尔给大家一个眯着眼睛的习惯微笑。作为康巴作家的代表,他也将在作家代表发言的环节,代表大家发言。而在研讨会短暂的十分钟休息间隙,江洋才让也没时间“放松”,电视台的记者逮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采访他,江洋才让对着话筒,继续眯着笑言发表感言。
再次在北京参加研讨会,达真早已从俄罗斯的冰天雪地里,带回了对康巴这片土地新的思考,并酝酿着下一个作品的创作;而格绒追美在创作了小说《隐蔽的脸》并获得四川省文学奖之后,又相继于去年推出了《青藏时光》、《在雪山和城市边缘行走》等作品。在研讨会现场,他们再次被评论家们“点名”,再次受到好评。
作为“六零”后的代表,六十四岁的贺先枣在去年推出了自己的新书《雪岭镇》,并斩获了四川少数民族文学奖。现在,贺先枣仍然忙于创作,他一直在构思一本关于康巴传奇人物布鲁曼的小说。在研讨会现场,当贺先枣起立,现场的掌声热烈又真挚。
泽仁达娃因为小说《雪山的话语》受到关注,当死神把他推到绝望的边缘,医生们在他的头部植入一片金属,泽仁达娃带着这片金属继续写小说,搞文学创作。今年,他仍然以蜗牛般的执着,以每天几十字的速度,写他生命中另一部长篇。
在研讨会现场,记者发现小说作家的人数远远多于诗人、散文作家,这一发现在不经意之间,让记者将康巴当代文学的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
康巴当代文学发轫之初便是从小说开始,一大批小说作家及其作品在上世纪80年代,崭露头角,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降边嘉措、益西丹增、意西泽仁、扎西达瓦、色波等作家的出现,让康巴当代文学在中国文坛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10月26日这一天,降边嘉措、益西泽仁这两位曾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引起各方关注,在全国掀起了一阵藏族当代文学创作热潮的康巴作家,也参加了当天召开的研讨会,康巴作家群作为一个在时间序列上完整的作家群体,完全展现在首都媒体和评论家们的面前。与会的评论家们感叹:康巴文学的繁荣,康巴作家群的形成不是一朝之功,非一日之力所能促成。
五 研讨会上的研讨
康巴作家群自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的春天发芽,到如今,于首都的金秋时节硕果满枝,它无疑映衬了一个文化大发展的年代,折射着少数民族文学在今天的发展和成长。
凝视民族文学百花园中这株刚刚吐蕊的花朵,人们不禁要问:康巴文学究竟表达了什么?康巴作家写下的作品呈现了怎样的创作方向?康巴作家书写康巴大地的原动力是什么?康巴作家群的创作还需要从哪些方面进一步提升?康巴文学是否具备一种力量继续释放自己的活力?康巴作家群在未来将呈现怎样的发展态势?
这些问题像迷宫中的一道道暗门挡住了人们的视线,研讨会现场由评论家们组成的小椭圆启动了,上述问题仿佛星系中的一颗颗恒星,所有的讨论、分析都围绕着它们旋转起来,研讨会现场居中的小椭圆又仿佛是外太空中一个隐形的轨道,评论家们的发言沿着这个轨道划出了康巴文学自己的弧形。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民族文学》主编叶梅率先发言。她说,康巴作家群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但是他们的代表性人物各有风格。她特别提到了格绒追美的小说创作。她说,去年,中国作协召开了藏族十位青年作家作品的研讨会,格绒追美就是其一。这十位藏族青年作家的作品被翻译为英文,当人们不光用汉语,而且用英语,或者用其他语种读到他们作品的时候,不仅对康巴,对整个藏族文化,藏族文学都有一种全新的感受。
叶梅相信,他们的创作是时代发展、社会发展的一种印证,也是藏文化在21世纪的真实的表现。
原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包明德提到了赵敏的小说《康定上空的云》。他认为,康巴作家群的作品是对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回应,回应中有反思,对一个时代做了总结,体现出积极的重建文化姿态。
“在他们的作品里,我真正体悟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文化,有时需要时尚,所以,作家应该有现代的追求。要去学习、要去触摸、要去思考、要去借鉴外界的东西,但地方经验是我们的基础,民族精神是我们的依托、是我们的底气、是我们的介质。”包明德一席话赢得了掌声。
评论家、《文艺报》原主编范咏戈谈到了尹向东的小说集《鱼的声音》。他说,康巴作家群的产生在全球化语境下,两种文明的碰撞成就了康巴作家群和他们的作品。“在碰撞中,我既看到了藏文化的锐度,也看到了作家们反映两种文化多元共生的努力。”
范咏戈表示,多元共生是康巴作家群作品中的主题词,在这一点上应该给康巴作家群以充分的肯定。“康巴作家的作品有康巴地域新鲜性,对文明冲突有很多表达。”
诗人、《诗刊》副主编商震针对康巴地区的诗歌创作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到了诗人桑丹和诗人窦零的创作。他认为,康巴诗人的作品在当下的诗歌创作中有比较强的说服力,他们的抒情方向、抒情方式都和内地诗人不一样。但是他们殊途同归地在作品中表现了很强的诗情意义和独特的审美力量。
商震肯定了窦零诗歌内敛、含蓄、深邃的特点。他说,语言走向精炼,思想走向深邃的写法,在当下极其珍贵。
同时,商震表示桑丹的诗歌具有唯美精神的写作,追求轮廓、奔放、炫彩,或者用评论家的说法,具有浪漫主义的手法,他认为这种奔放是吸收了很多藏族民歌的营养所致。
六 研讨会进行时
商震的点评刚一结束,主持人汤晓青宣布:休会十分钟。参会的康巴作家与评论家们虽然暂时离开了各自的座位,却三三两两聚拢在一起,继续交流、讨论。
当评论家们再次落座,新一轮的研讨又继续开始。
编辑家、《民族文学》副主编李霄明提到了江洋才让的长篇小说。李霄明认为,这类表现文革的小说,用细腻的笔法、生活化的语言展现了文革特定环境中藏区民众的生活状态。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描写,不加掩饰地展示了那段岁月显示的怪异、不确定、烦恼、迷茫、无助,更准确地展现了当时人的人性。李霄明表示,康巴作家的创作没有离开藏族文化的特征,外来文化逐渐本土化,让人读起来并不那么别扭。
评论家、《民族文学》副主编石一宁提到了亮炯·朗萨的小说《寻找康巴汉子》,他分析说,新时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被后现代思潮不断冲刷侵蚀的中国文学,审美的色彩在变淡,表现理想主义、塑造理想人物的作品并不多见。但通过阅读康巴作家群的作品,他感到眼前一亮,这些小说的题材和主要人物来自康巴藏族地区,展现康巴人的生活,裹挟着藏族乡村泥土气息,有独特的审美和价值。
作家、内蒙古文联副主席庆胜通过达真的小说《命定》延伸出来,对康巴作家的作品展开了评述。席庆胜认为透过小说《命定》,他意识到康巴作家的作品中充满了对藏传佛教和藏地、藏人的关系解读。人对神的依赖、神对人的掌控在一个时空内交织得非常紧密,处理得非常到位、得体。同时,作品的信息量非常大,有民风、民俗、宗教、地域动作等,它们共同对藏族文化进行了解读。
谈到康巴作家群,作家、《民族文学》编辑部主任赵晏彪感慨了一番:“前两天《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阿来、达真等人作品的评论,前天唐卡的精品展在北京举行,今天又召开康巴作家群的研讨会。这三件事情都近期集中展示,说明了藏民族盛装展现他们的华美、睿智、文化的多样性。”
随后,赵晏彪对《天子格萨尔》进行了评论,他说,“《格萨尔王传》要从民族走向世界,需要夏加这样的传承人和传扬者,我们期待有更多的人像夏加一样参加到《格萨尔王传》的传播中。”
作家、《散文选刊·下半月刊》主编蒋建伟谈到了罗凌的散文集《远岸的光》,他说阅读康巴作家的作品让自己想到英国的威尔士作家群。他希望康巴文学也成为文坛的艺术风景,被更多的人研究、解读。
七 研讨会外的想象
作家、《人民文学》编辑杨海蒂讲起了自己与康定的血缘。她说自己一直心驰神往康定,因为那首名扬天下的《康定情歌》,也因为心底里隐秘的康巴汉子情节。
“近年才知道自己祖先原来是羌人的一支,康定古为羌定,顿然明白身在海南的弟弟何以与康定结下不解之缘,连续几年前往康定。”杨海蒂说,其实自己本是贡嘎山下的子民,于是更加虔诚地阅读康巴作家的作品。
杨海蒂表示,通过阅读诗人列美平措的诗集,她感受到了高原风光。在诗人笔下,民族风情斑斓多彩,同时,一个个外形粗犷凝重,情感浓烈沉郁的康巴汉子的形象跃然纸上。她说高原上那一张张原本非常模糊的脸庞渐渐清晰起来,线条精益,目光忧伤,深情落寞,给人强烈的感觉是忧伤。
“康德说过,有思想的人总是感到忧伤,我是一个很挑剔的读者,但来自康巴大地的诗歌深深地打动了我,牢牢地抓住了我的心。”杨海蒂的表述充满情义。
评论家祝勇不是外人,是康巴的女婿。他说在藏区,远离主流社会的滚滚红尘,康巴的作家们长期非常安静地写作。他把这种写作状态总结为“静水深流”。祝勇认为,康巴作家笔下的语言中总是流动着河流的美感和质朴,他们歌颂河流,也歌颂爱情。
“河流提醒我们生命的意识,生命本身就是时间现象”,祝勇进一步解读道,康巴作家笔下的爱情和河流都是反复轮回的,在写爱情的诗里有河流出现,在写河流的诗里也有爱情出现。“康定比较打动我的也是康定的河,康定溜溜的城,中间一条河穿城而过,非常急迫、汹涌和美。”祝勇感叹到。
评论家刘大先重点谈到了泽仁达娃的小说《雪山的话语》,他认为这是有典范意义的作品。从藏族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定位来看,这部作品的写法是在康巴发现历史,既摈除了正史系统里的写法,也不是像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非意愿性的回忆性的写法,泽仁达娃的写法是一种记忆。他发扬了康巴地区主体性的文化记忆的写法。
刘大先进一步指出,佛教慈悲为怀的伦理和杀戮两种合法性的冲突造成了悲剧性的阐释,这是个人英雄史观在大的现代性的转折过程中发生的一种裂变,而对这种裂变的关注和书写,成为了康巴文学书写的原动力。刘大先说,康巴文学吸收了外来的东西,但是又立足本土张扬自己的文化,给我们提供了重新认识中华民族的语言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和文学多样性的可能性。
八 尾声
四个小时紧张热烈的研讨会在热烈、真诚的讨论中继续升温,评论家们不光谈长处,说着赞美诗,同时也毫不吝啬地畅谈不足,讨论康巴作家群今后努力的方向。
有的评论家认为康巴作家群的作品在语言上还要精炼些,避免太过琐碎的表达,力求精准;有的评论家建议作品的手法运用上还要再丰富些;有的评论家则提醒到,不少作品中有说教,要量少;有的评论家则表示写作中要注意开合的关系,作品写开了以后要想办法收回来,故事的逻辑性要强;还有的评论家则说,涉及到政治描写的时候要避免过于挪用现实的政治语言,语言要有文学自己的味道。
来自四川的评论家曹纪祖的点评一针见血,他说康巴作家群的出现体现了康巴这方土地的人的文学的觉醒。“这个群体的作家主要都是用汉语言文学来抒写的,这是民族融合中很自然的现象。他们写作的内容也有许多是人类共同关心的,如文化、人性、生存、环境、生态等等。”
曹纪祖认为,康巴作家群最值得研究的是:他们在汉语言抒写中如何与康巴的地气相结合、与康巴的文化血脉相通、与康巴的精神相统一、与康巴民族的语言神合以及他们与汉族作家写康巴的区别。
曹纪祖坦诚地说到,康巴作家群的创作水平参差不齐,水平差异很大。所以要形成一个在中国文坛颇有影响的群体还有待提高,这个群体要更加全面地在汉语言文学中突出康巴特色,达到更高的文化高地,这个群体才能得到更多的认同。曹纪祖的表述在现场引发了大家的共鸣。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少数民族学会文学委员会主任益西丹增在最后的总结性发言中希望,康巴作家一要读祖先留下的经典,二要追寻历史遗迹的脉搏,三要放眼世界文学的变迁。这样康巴作家群才可以更上一层楼。
随后,益西丹增提出几个问题,留给大家思考:康巴作家的作品到底有什么特色?作为群体来讲,个人作品有什么灵魂?有什么特色?怎么扶持康巴作家群?益西丹增认为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进一步的研讨、通过康巴作家的努力来找到答案。最后他代表个人向康巴作家群赠送了10万元人民币。
此次研讨会的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会长汤晓青在总结发言中说,这个座谈会,评论家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他们细致的阅读感受、有见地的见解、有针对性的批评意见都讲出来,这对康巴作家群的发展、提高将起到积极作用。
四个小时的研讨会,在掌声中落下了帷幕,康巴作家群的北京之行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当康巴作家们再次回到康巴,回到这片诞生过无数美丽歌谣、神话与传说的土地时,他们还能在种种赞美或批评的声音中继续以文学的姿态,在这片古老的晴空下,再次写下自己的色彩,持续引来关注的目光吗?
当大地进入漫长的冬季,康巴文学这朵民族文学花园中的新枝是畏惧“严寒”,惧怕吹打的娇弱之花?还是迎寒风而独立,傲冰雪而绽放的顽强生命,并在今后的无数个春天尽情绽放?
康巴作家群刚走进北京,刚刚接受了掌声和鼓励,又将再次面对新的挑战:是在赞美中沉醉?还是在批评中涅槃?
或许,在未来的日子里,时间将给出答案,我们期待康巴文学在北京开启新航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