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墨
    “男儿抗日死沙场,青史垂名姓字香。”9月3日是抗战胜利70周年,在那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当时的海内外中华儿女,只要对国土故乡怀有情感的,都投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中。他们以行动抗击了日寇,伸张了民族正气,即使连那些文化大师们也不例外,展现了他们的抗战风骨。
    老舍先生用笔当作抗战的武器。在家国濒危之际,他放弃一切个人的情绪,以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为重,以笔为枪,“写什么都好,怎样写都行,只要它有益于抗战”。为了宣传抗战,他开始集中笔墨致力于通俗文艺的写作。他不顾得失毁誉,大胆地探索,尝试各种民间的通俗文艺形式,“于小说杂文之外,我还练习了鼓词、民歌、话剧、新诗、大鼓书,甚至还写了数来宝。”面对种种非议和疑虑,老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觉得我的一段鼓词若能鼓励了一些人去拼命抗战,就算尽了我微薄的力量。”其行为让人敬佩。
    傅斯年先生响应当时政府号召组织“青年军”,动员所内青年人参军。他说:“你们现在不参军,将来抗战结束后,你们的儿女问你们:‘爸爸,你在抗日战争中做了些什么?你们将怎样回答呢?’”跟随傅斯年多年的侄子傅乐德报名参军,傅斯年去信勉励:“你这次从军,实在的好事。此时青年总当以爱国第一,立起志气来,做于国家有益的事。我们这一辈的人,太多自暴自弃,或者无赖无能,把这样的局面交给你们一辈的手中,实在惭愧!只盼中国在你们这一代的手中,成为一个近代的安乐国家!”其谆谆之情,震撼人心。
    陈寅恪先生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抗战流亡的路途。1941年,他应邀往欧洲讲学,途径香港遭遇太平洋战事。日军占领香港后,陈寅恪在家闲居,已无任何生活来源,全家生活困顿不堪。尽管如此,困居香港的陈寅恪守志不移,宁死不受日方救济,坚决拒绝与敌伪合作。作为中国文史学界的泰斗,陈寅恪自然也会受到日本许多著名东洋史学者推崇。1941年旧历年底,食物奇缺,有人送来整袋粮食。因来路不明,陈寅恪拒收。日本人又有意请陈寅恪到沦陷的上海或广州任教,并以40万港币强付陈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均遭陈寅恪严拒。
    郁达夫先生是日本侵华战争中最后一个被日寇残害的文化名人。他遇难的时间是1945年8月29日晚,那已是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两周之后了。郁达夫是一位积极参加抗日救国的勇士。1938年3月,他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当选为理事,为抗战而奔波。8月1日,他在香港《星岛日报·星座》创刊号发表《抗战周年》一文,宣传抗战必胜。12月,他偕妻王映霞、长子郁飞离开福州去新加坡。此后,他身在异域,隐姓埋名,仍然以不同的方式,和日本鬼子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其最后的结局,让人扼腕叹息。
    现在,我们回顾这些文化大师的抗战风骨,重温他们的抗战历史,真切地感受到这些爱国志士们的英雄气质。而这,值得后世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