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噶玛降村 向秋卓玛

土司文化是多元文化的统一体，发掘地方文化就必须要研究土司文化。像德格这样一个家族土司统治一个地区700多年之久的故事在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上少见。不管德格土司初衷如何，客观上相对封闭的割据环境为今天保留了弥足珍贵的多样文化遗产。德格土司文化是藏族先祖创造和发展藏族文化的智慧结晶，也是德格土司多元文化的宝库。进一步探索藏族文化遗产的源流，我们不能忽视历代德格土司对藏族文化的积极影响和贡献。藏区三大古城之一的德格古城及德格土司的兴衰与荣辱是德格千年历史的缩影。

德格土司经历元、明、清、民四朝，22代，统治德格700多年。而明、清两朝德格土司，承前启后，是其极盛时期。在康区诸土司中，以其“土地广大”、“传世最远”、“富冠法王”、“天德格、地德格”，并以“著书立说，雕版印刷”而著称于当时，影响于后世，对德格历史上的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各民族文化交流曾起过不可磨灭的作用。

现今德格印经院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八邦寺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阿须是岭格萨尔王故里、德格被誉为康区文化发祥地等等，每年有数千旅客慕名而来。其硕果累累中包含着历代德格土司的巨大历史贡献。

德格土司的贡献，不仅是今天我们看见的德格印经院的文物、五大家庙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其它许多贡献：

（一）统一整合了康北藏族，为藏族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元以前，康北藏族各部落处于“酉寨星列，不相统摄”状态，自元代起，中央王朝对康区这一地区一直推行土管、土司制度来进行统治。自从第30代德格家族索朗仁钦，被元世祖封为“多麦东本”以后，德格土司相继统一了康北地区，形成了统一整体。公元1639年5月，蒙古和硕特部在首领固始汗率领南征康区的军事中，第七代德格土司向巴彭措与其结为军事联盟，出兵攻打白利并擒杀白利土司邓悦多杰。向巴彭措执政时期，其势力范围达今西藏江达县、四川德格县、白玉县大部分地区，被藏族民间称之“天德格、地德格”，又称“德格法王”。到十八世纪初时，曲甲登巴泽仁执政时期，德格土司已称雄与康北大部分地区。

（二）土司在明代中后期注意引进丽江等地的造纸、冶铜、雕刻、制革、制陶等技术人才，金、银、铜、铁等制作工艺品尤为发达；在多处架设桥梁，为百姓提供方便获得较大的发展；拉动地方经济，给地方及人民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

（三）宗教上采取包容政策，文化上采取一方面吸收先进文化，同时又不丢掉自己民族的文化传承。

由上千年历史的西藏原始苯波教寺院丁青和满金寺，到德格为止；由固始汗派遣曲甲阿昻彭措（1608—1685）始建藏传佛教格鲁派更萨寺，到德格为止，德格土司平抑各教派势力，奉行不分教派，一律扶持的宗教政策。兼容并包的宗教政策使得各教派在德格土司辖区获得加大发展，其中以噶举派的支派噶玛噶举派八邦寺的势力影响较大，由于明王朝永乐皇帝赐第五世噶玛巴“大宝法王”尊号于噶玛噶举派的领袖，成立于17世纪的西藏藏巴汗政权（1618—1642），也以噶玛噶举派为后盾，因而被称之为“噶玛王朝”。在康北的德格土司为巩固统治，也借助其力，因而对噶玛噶举派八邦寺十分尊重，大力扶持，不但八邦寺为首席家庙，而且经常邀请该寺活佛到土司家来会客常驻，土司家也经常到八邦寺去做客，八邦寺专门修了一栋馆舍，为土司家人或宾客招待用。1729年，土司登巴泽仁不惜出巨资刻印《甘珠尔》等经典时，特邀八邦寺司徒曲吉迥乃为总编师，奠定了今天德格印经院的基础。

综上所述，德格土司家族，为了巩固政权，对藏传佛教的各个宗派，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使藏传佛教每个宗派在德格都有立足之地。与此同时，虽然和硕特部在滇边和康北藏区大规模修建格鲁派寺庙或其他改宗，以发展格鲁派势力，1654年，固始汗派遣曲甲阿昻彭措要在康北建13座格鲁派寺院，于次年他即达德格，主持修建了他到康区后的第一座格鲁派寺院—更沙寺。格鲁派在康北地区发展过程中，在德格土司辖区噶举派以及其他教派的势力与影响任然为最大。1996年，德格全县依法登记现有10座苯波教，14座宁玛派，11座噶举派，18座萨迦派，6座格鲁派等共59座各教派寺院。

（摘自《藏文雕版印刷传承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