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报 2019年01月11日
◎刘忠俊
早在五代时期,花鸟画作为单独分科开始在中国画里产生,发展到明代,花鸟画已经相当繁盛。工笔类有吕纪、林良、边景昭、陈洪绶等,写意有徐渭、陈淳、崔子忠等,中原民族对花鸟的审美已经深入到民族的审美情趣之中,大量描绘花鸟的吉祥寓意画进入了刺绣、缂丝、编织等工艺美术之中。
随着汉风艺术品进入藏区,花鸟画也走进了唐卡绘画,成为勉唐派和噶玛嘎孜等画风的重要特征。特别是在早期的噶玛嘎孜唐卡中,这种汉地佛教绘画风格非常明显。其中一类是模仿刘松年、贯休和尚的绘画风格,配景有花鸟树木山石的人物画;另一类是花鸟吉祥画,比如:喜上梅(眉)梢、岁寒三友(松竹梅),以及藏地所没有的芭蕉、荷花等物种。这些元素在藏区少见,随着绘画的代代传承,这些花鸟也慢慢开始褪去原有的汉地文化符号,慢慢地变得图案化和本地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