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木质印章

工作人员介绍印章的故事。

保存完好的木质印章。

◎本网见习记者 周燕 文/图

日月同辉的造型、藏汉双语的文字，这一枚木质印章，高1.5厘米，长宽皆为12厘米，印面刻着藏汉双语“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印”。

这枚小小的印章，静静地躺在州档案馆的玻璃展柜里。它对于康巴藏族来说，有一份亲切感。“波巴”在藏语里是藏族的意思，“波巴政府”即藏族政府。

与这枚上世纪30年代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木质印章同样丰富的是它背后的故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我州时，曾帮助我州藏族人民建立“波巴政府”，这是红军第一次在民族地区尝试建立民族自治政权。红军在甘孜涉藏地区首先建立的是县一级波巴政府，在县一级波巴政府建立的基础上，又筹建了波巴中央革命政府。波巴人民共和国是红四方面军在藏族聚集区建立的藏族人民革命政权，为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提供了实践基础。

日前，记者走进州档案馆，揭开这枚木质印章鲜为人知的故事，感受藏族群众用信任守护初心的情怀。

战火硝烟中，赞成“兴番灭蒋”的波巴人民共和国

时间拨回到解放前。

红四方面军到达康北地区后，为了策应红二、六军团的战略转移，迎接他们前来会师，做好北上的战斗准备，便开始在康北建立革命根据地。1936年3月，在道孚筹建了以邵式平为书记的中共川康省委，作为康北地方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在康北期间，红四方面军帮助藏族人民先后建立了泰宁、道孚、炉霍、甘孜、雅江、瞻化（今新龙）6个县级波巴（藏语中的“藏族”之意）人民政府。

州档案馆副馆长熊剑讲述了这枚木质印章的由来过程。“在县级波巴政府成立后，建立统一的波巴政府的条件成熟了。1936年5月1日至5日，在甘孜县城召开了波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德格、甘孜、炉霍、道孚、泰宁、瞻化、白玉、邓柯、石渠、同普、雅江、大小金川等共16个县的700多名代表出席了大会。5月5日，大会通过《波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告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隶属于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这次大会选举了中央政府的领导成员，多德任主席，达吉、孔撒、格达任副主席，均为藏族，并颁布了中央政府的十条政纲。”

据介绍，波巴人民共和国是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藏族地方自治政府，其主席和副主席、政府机构各部部长都是赞同“兴番灭蒋”的大土司、大头人等。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波巴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党和红军派中共川康省委书记邵式平担任波巴人民政府党代表，刘绍文担任顾问。

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设在孔萨大楼，设有总务厅、军事部、民政部、农业部、牧业部、司法部、宗教部、国家政治检察处等办事机构。政府组织大纲规定，波巴政府由波巴全体人民推选代表组成，凡年满16岁以上，不分贫富男女，宗教民族，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有监督政府与服兵役的权利和义务。同时还制定了中央、区、乡、村寨的组织结构，规定了任期时间等事项。

但由于时间短促和条件限制，不少政府机构和办事程序直到红军离开甘孜都没能按照组织大纲的规定建立起来。但它毕竟是在封闭了几千年的封建农奴制度下诞生的，是西康社会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是一场惊天地的革命事业。

“在那风雨如磐的岁月里，藏族人民以各种方式表达对红军的思念。这枚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印章，就是当时被藏族人民保护下来的革命文物。”采访中，谈到这段历史，熊剑对藏族人民敬佩不已。

倾注半生心血，藏汉一家万古情

“红军走了，寨子空了，寨子空了心不焦，心焦的是红军走了。”1936年一个明媚的清晨，五世格达活佛望着红军离开后空荡荡的庭院，不禁情涌心头，慨然提笔，写下了这首思念红军的诗歌。这不仅是格达活佛的个人心曲，更是康巴儿女的真情写照。

“五世格达活佛被推选为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成为活佛参与革命政权的第一人。”熊剑向记者讲述起了格达活佛与红军的故事，“国民党反动派为阻挠红军北上，对共产党和红军大肆造谣诬蔑，通告群众不准给红军提供粮草，严禁帮助红军，企图置红军于绝境。红军到达甘孜后，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军行所至，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格达活佛亲眼看见红军的作为，判断这是一支能够为人民带来幸福的军队，决心亲近红军。”

据介绍，格达活佛与朱德总司令9次促膝交谈，结为好友，传为佳话。在朱德总司令的感召下，格达活佛开始向往革命，以其特殊的身份，不遗余力地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使更多的人觉悟过来。他以自己的威望和才能，动员和组织僧俗百姓为红军做翻译、当向导、筹措粮草，拥护和支援红军。他还主动为红军排忧解难，把红军医院搬进了自己的寺庙，亲自为红军伤病员疗伤。

在党和红军的帮助下，波巴政府作为一个临时的民族自治政权，动员和组织广大藏族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为长征中的红军提供了全力支援。在波巴政府的动员下，藏族人民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把粮食送给红军，仅丹巴县3个月内就支援红军17万公斤粮食。尤其是波巴政府的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带头支援红军粮食，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仅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孔撒土司就捐粮9万公斤，甘孜寺及其属下的7个寺庙捐粮9.5万公斤。

据测算，红军在康北地区需粮食约450万斤。按当时康北人口计算，人均为红军提供粮食约45到50公斤。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波巴政府帮助解决的。

各级波巴政府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接收、安置和保护红军伤病员。尤其是红二、四方面军撤出康北地区北上时，留下了相当数量的伤病员，仅甘孜、道孚、炉霍就达3000人左右。在波巴政府的动员和组织下，藏族同胞把红军伤病员当亲人，求医购药，精心护理，节衣缩食，保证红军的治疗和生活。不少波巴政府成员和藏族群众为保护红军伤病员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正因为如此，到新中国成立时，继续生活在炉霍的红军伤病员还有123人，甘孜县城及附近还有64人。

如今，八十多年过去了，这首诗歌穿过时间的帷幕，久久传诵于康巴大地。人们感念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红军战士为劳苦大众谋解放、谋幸福的一片赤诚。这赤诚如一汪温暖的泉水，流动在万千康巴儿女心间，滋养着他们奔向美好生活的劲头。

传承在这里继续，长征路上的红色信仰

今年3月，在川渝两地各级各类档案馆组织推荐的珍贵档案中，“印记100”活动将评选出首批100件川渝地区档案馆馆藏红色珍档名录，整合开展“印记100”系列宣传活动。其中，我州推荐的上世纪30年代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木质印章成功入选。

“通过这次入选，能够让更多人近距离地接触到这枚木质印章带着的厚重历史的真迹，还能进一步知道了解那些年代真实深刻的红色记忆。”州档案馆开发合作科科长王雪峰告诉记者。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言书。在漫漫的红色征途上，红军一边行军打仗，一边以有力的宣传文化工作播撒革命的火种。

在波巴政府的号召下，康北各族人民踊跃参军，仅丹巴县的巴底乡就有270余人参加红军。红三十军在道孚、炉霍、甘孜就扩大红军200名。波巴政府动员藏族青壮年组成自卫军，然后一批又一批地将各级波巴政府指挥的自卫军等地方武装成建制地转入红军队伍。另外，红四方面军第二次北上时，波巴中央政府组织了100多人为红军当向导、做翻译，使红军得以顺利翻过雪山，走过草地。

王雪峰说，“红军继续北上前，朱德总司令在红缎上为格达活佛写下‘红军朋友，藏人领袖’的题词，并将自己的八角军帽赠送给格达活佛，对他说，这顶帽子留给你，看到它，就像看到了红军。少则5年，多则15年，我们一定会回来。”

据介绍，红军走后，反动土司、喇嘛、头人回来了，他们疯狂屠杀和迫害波巴政府的成员和积极分子。红军离开的第二天，就有40多人被害。草原乌云遮天，格达活佛不顾个人安危，积极阻止敌人的暴行，保护革命群众。与此同时，他还先后医治和护送200多名红军战士离开藏族聚居区。为了躲避反动势力的迫害，格达活佛不得不以朝佛的名义到拉萨，并在那里一住就是10年。在拉萨时，格达活佛一直思念红军，当他听到红军胜利抵达陕北的消息时，心里十分快慰。

解放后，格达活佛当选为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毛泽东和朱德电邀他以特邀委员的身份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他却毅然决定冒险赴西藏，劝说西藏地方政府，争取和平解放。他在给中央的回信中说：“等西藏解放了我再来参加会议。”可是格达活佛再也没有去北京，他在去西藏的途中被英国间谍福特毒杀，圆寂时年仅47岁。英雄虽已逝去，但爱国精神永存。汉藏一家、军民一家的动人故事万古流芳！

小小印章映四方、日月同辉聚中央。藏汉本为一家亲，革命歌声永传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