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祖信

    叁

  余氏《家史》和《万历合约》

  沈村余氏《家史》，为成吉思汗二十世孙，沈边第十五代土司余国玺及其弟余国瑞、余国琳三人根据各代传承的《家史》系统整理，于清代乾隆年间撰写而成。以后各代相继撰写，从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起，至清代宣统三年，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改土归流，对泸定境内的余（沈边土司）、周（冷边土司）、古（咱里土司）、汪（理塘土司安置化林）四家土司“废其职而收其权，并优于世俸”止，历时542年。将余土司前后相传计二十代的历史和各个时期所发生的大事，作了简要的记载。余氏《家史》称得上是沈边土司和沈村地区542年间的一部简史，它填补了沈边地区历史上很多空白，结合《万历合约》，解开了沈边地区的一些未解之谜。这是它有别于一般《家史》或《家谱》的地方。如果没有余氏《家史》, 笔者就很难写岀《沈边土司——进入康巴东大门的蒙古人》和《成吉思汗的后裔在泸定》两篇文章, 甚至考证和撰写《话说“老丙午年” 》一文也会信心不足。因为余氏《家史》中的很多记载，在《明史》《明实录藏族史料集》《雅州府志》《打箭炉厅志》《天全州志》中是无法找到的。像乾隆“丙午年”， 即泸定一带的老年人所说的“老丙午年” 磨西大地震，余氏《家史》中就比其它资料记载得准确而详细，其文载曰：“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五月初六日午时（上午11点—下午1点），地大震，房屋俱坍塌。

  磨岗山（即今磨岗岭）坍，压塞河（大渡河）水倒流至大坝，势若湖海。十五日丑刻（凌晨1—3点），始冲开而去，将田地冲没大半。是年，复修宜牧堰田，培补房屋。”我在写《话说“老丙午年”》 一文时，查阅了《天全州志》《雅州府志》《乐山县志》《明实录》《四川通志》及得妥铁桩庙古碑等有关资料，其记载都没有《余氏家史》记得准确而详尽。

  2006年，我从沈边土司后人余启仁为改族别而带到泸定县委统战部的一大捆旧地契、纸约中，发现了具有史料价值的《万历合约》（以下简称《合约》）。同年写了《宜牧古渡和万历合约》一文，发表于2006年10月19日和11月14日《甘孜日报》，文中对古渡和《合约》均作了较详细的叙述。以后又征得余启仁同意，将《合约》带到成都《四川法制报社》龚伯勋老先生处，共同研究并拍了照片，合写了一篇简介《合约》的短文，刊发于《四川民族》和《四川法制报》。因《合约》破损，暂时无法修复，只好带回筰都沈村，物归原主还给了余启仁。后被泸定县政协主席孙光骏先生收购，现作为泸定县档案馆“镇馆之宝”藏于馆内。

  发现《万历合约》后不久，又了解到余土司后人铁木荣（成吉思汗25世孙）处保存有更具史料价值的余氏《家史》。同年秋天《四川法治报》社龚伯勋老师来我沈村宜牧家中，我们未经预约前往采访铁木荣先生，他只让我二人参观《家史》的封面和扉页，其中内容却无缘目暏，龚老返回成都。事后我又多次前往访谈，征得铁木荣同意，在他的屋内翻阅了整本余氏《家史》并摘记了部分重大事件内容，然后带到成都。为了下一次阅读余氏《家史》，我请龚老帮我选购了一数码照相机，带回沈村。当再次获准在铁木荣家中翻阅余氏《家史》时，我选了一个晴天，带上照相机去到他屋内，征得他同意，将他珍藏多年的余氏《家史》逐页进行拍照后，带到相馆放大、打印、装订成册。从此，我有了一本完整的余氏《家史》。为我过去写《沈边土司——进入康巴东大门的蒙古人》《成吉思汗的后裔在泸定》和现在写本文（余氏《家史》和《万历合约》）提供了可靠详实的依据。

  余氏《家史》全本以毛笔行楷书写而成，字跡流利，刚劲有力。从沈村余氏始祖余伯锡自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起，到末代土司余应玺于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被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追缴印信止，计542年历史。沈边土司前后共传二十代中的各代承袭、土司之间所发生的战争，如“冷碛土目纠夥始阳高土司、黎州马土司合兵攻围沈村，勅书图册烧毁无存。”重大自然灾害，如“五十一年（乾隆丙午，公元1786年）五月初六日午时，地震（即磨西大地震），房屋俱坍塌，磨岗山（即磨岗岭）坍，压塞河（大渡河）水倒流至大坝，势若湖海。十五日丑刻，始冲开而去，将田地冲毀大半……”家庭大小事，从行军打仗、进京朝贡、加官进爵、寻根访祖到婚丧嫁娶、添人进口、买田置地、修房造屋等均有记载，直到最后“……四川总督部堂赵追去铜印一颗。呜呼！我先祖创业数百余年，功苦不昧，而今一旦失去，不亦恨乎！因感录《七言》：‘先祖创业数百年，血战疆场费辛艰。而今一旦失却去，不知印信尚否还’……”细读余氏《家史》和《万历合约》，联系沈村先辈们的传说、文物古迹和地名、物名，500多年间在沈村地区所发生的鲜为人知的一些事情便活生生地浮现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