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5月20日《人民日报》第19 版(民主政治周刊)，刊发反映我州厉行法治、依法治州的文章《甘孜：法治呵护幸福的格桑花》，本报全文转载，以飨读者。
■ 徐隽
核心阅读
占四川省面积近1/3的甘孜藏族自治州，近年来厉行法治、依法治州，把各方面工作纳入法治轨道，探索出一条民族团结、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新路径。
5月，川西高原璀璨的季节，格桑花如约来到草原，为人们带来美好的时光。
在康定的情歌广场上，江巴达吉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跳起欢乐的锅庄；远在200多公里外的道孚县前进一村党支部书记春莲，正为村民布置婚礼殿堂；炉霍县司法局干部拥青青初第一次走上讲堂，为孩子们宣讲生活中的法律；泸定县团结村的村主任周祖祥把村民大会讨论修改的村规民约贴在墙上……
大美甘孜，团结、幸福、和谐就像格桑花，布满整个草原。
法治是解决社会复杂矛盾的良方
时光倒转到3年前。2012年1月23日，农历大年正月初一，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发生一起严重的打砸抢暴力事件，震惊国内外。
“一时的平暴治乱容易，如何实现藏区长治久安才是摆在党委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事件发生后，甘孜州委书记胡昌升走遍甘孜州325个乡镇。他发现，乡村干部作用发挥差、基层稳定隐患多、农牧民群众民生改善难，是乡村基层治理的疑难杂症，其中，群众法治意识淡薄、依法管寺乏力尤其突出。
“大量案件由民间调解解决，司法机关难以介入，可一些调解内容明显违法，比如赔偿土地、将当事人驱逐出所居住的乡村等。甚至一些刑事案件，也不走司法程序。”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倪虎说。
“因边界地区草场、林权、虫草资源等纠纷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强揽工程、强行务工、强买强卖等违法行为经常出现。”甘孜州委政法委副书记董邓康说。
“当时，甘孜州的大货车几乎都没有挂牌照，强行上路，总数达2.79万辆，这在全省都出了名。”甘孜州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王建介绍，“在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时，漫天要价的现象特别严重，有的村民纠集亲戚朋友上百人前来讨价还价。”
“复杂矛盾的交织，使我们越来越感到，长效推进发展、民生、稳定，必须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面临的各种问题，必须坚持用法治来保驾护航。”胡昌升说。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四川省启动了依法治省工作，甘孜州提出了法治甘孜建设目标，在州县两级成立了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一场轰轰烈烈的法治建设在川西高原展开。
以前遇事缠政府，现在遇事找法律
“建设法治甘孜，关键是要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观念熔铸到人们头脑中，体现于人们日常行为中。”甘孜依法治州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夏永智说，2014年，甘孜加大普法宣传力度，着力推动全民法治意识普遍提高。
“普法工作搞了近30年，为什么群众法治意识还很欠缺？因为普法形式单一、内容抽象。”甘孜州司法局副局长扎西彭措说，“如果这一轮普法还是摆摆展台、发发材料，效果也好不到哪里去。”
为了使法律知识真正深入人心，全州各地结合实际创新普法形式。“闲杂琐事不结伙，大小事务都依法。滋事上访不参与，遇事靠法来断它。宗教政策规章好，爱国爱教爱大家……”道孚县汉藏双语法治宣讲队员的“脱口秀”幽默风趣，把爱国守法感恩团结的理念送进千家万户。
“我们开设了法治培训班，对曾有过偷牛盗马、聚众赌博、放高利贷等违法犯罪行为的人员开展法治教育。”道孚县委书记蒲永峰说。
“在州委常委会和州政府常务会前，与会同志坚持用半小时统一学习法律。”甘孜州政府法制办副主任胥晓莉说。
普法的对象，决定了普法的形式和内容。对寺庙的僧尼而言，要打动他们，首先要了解他们。
“法律是僧尼的第一戒律。佛教历来重视教育信徒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佛陀特别教导佛家弟子‘不漏国税，不犯国制’。宗喀巴大师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中强调‘杀人及自杀者同犯杀生罪’……”2014年以来，胡昌升多次到寺庙讲“法”，当然，这个“法”，是用“佛法”阐释国家法律法规。情理法并举，情到了，理和法就更容易到了。
“如果触犯了国家的法律法规，不仅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还要背负佛教的戒罪。”寿灵寺格西莫巴泽仁听了州委书记讲法后说。
每一起案件都是一部活生生的普法教材。为了使牧区群众从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自觉选择走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甘孜法院用流动审判的方式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治理念。
“一个国徽、4条凳子，组成了草原上的法庭。每一次开庭，都有许多牧民围拢过来旁听，渐渐的，牧民眼中流露的不再是好奇，而是信任。”倪虎说。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群众法治意识普遍提高，遇事找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观念不断增强。
“以前，村民参加非法集资，钱收不回来，就聚集在政府门口，缠着政府解决。如今再遇到这种情况，村民都是派代表到成都请律师。”道孚县八美镇镇长索郎多吉说。
刚柔并济，迎来基层社会的法治良序
乡村是基层，也是基础。乡村实现法治良序，社会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2012年以来，甘孜州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提出“群众工作全覆盖”，全州5.39万名公职人员，与21.31万名农牧民群众“结对认亲”，登门走访770多万人次，在帮助群众解决困难问题和化解矛盾纠纷的同时，宣讲法律知识、党的方针和国家政策。
夏永智结对认亲的“亲戚”手术前与医生发生冲突，闹得很大，他赶到医院了解情况。原来，说好的手术时间被推迟了，“亲戚”认为是医院故意讹钱。其实是病人血红蛋白指标不合格，得先输血。经过夏永智的一番讲解，误会和矛盾化解了。出院时，夏永智还给“亲戚”介绍医保政策，帮助他报销医药费。
在夏永智看来，与“亲戚”建立的良好信任关系，既是群众工作的基础，也是成效。
群众在基层，大量的事务应该实现自我管理。如何让基层群众自治有章可循？甘孜民政部门指导各村制定了自己的村规民约。
“我们在村民大会上讨论的规章，大家定的规矩，大家都要遵守。”炉霍县虾拉沱村支部书记吴福寿说，“比如我们村对厉行节约规定得很细，红白喜事，一桌不得超过12个菜。”
网格化管理，是近年来乡村治理的有效手段之一。记者在道孚县雀儿村、泸定县杵坭村看到，网格员把采集到的信息上报，再逐级处理，许多民生诉求及时得到响应，许多不稳定因素及时得到排解。
寺庙是乡村治理的重点和难点，甘孜州人大常委会行使地方立法权，制定了藏传佛教事务条例。“唯有情理法并举，才能确保寺庙服务管理有力有效。”州人大副秘书长付林说。
在寿灵寺，新型寺管会制定完善了宗教事务、财务、人员管理等各项规章制度，每一项规章制度都在僧尼中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意见征集。“没有法外之人、法外之寺，寺庙管理应该实现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寺管会办公室主任扎巴说。
法治建设，有柔的一面，也有硬的一面。针对水电开发、交通建设、建筑运输等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和涉黑涉恶、盗窃抢劫、敲诈勒索等刑事犯罪，甘孜政法机关敢于亮剑，开展乡村专案攻坚。
“公安机关发出通告要求大货车限期上牌照，否则依法严惩，同时减免车主因多年来未上牌照而欠下的滞纳金。经过整治，长期困扰人们的大货车不挂车牌问题在2个月内解决了。”胡昌升说。
“‘治藏必先安康。’甘孜用短短3年时间实现了华丽转身，靠的是法治；实现藏区长治久安，最终也要靠法治。”四川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天宗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