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赵华安 张春富(曾用名张春福)二人均为北京市八一学校学生，1969年1月与习近平一起到梁家河插队。赵华安，1953年生，1970年底入伍，退休前在海淀区市政园林局工作。张春富，1952年生，1971年在延川县永平镇政府参加工作，2012年退休。

    采 访 组：学习时报记者 邱 然 黄 珊 陈 思 等

    采访日期：2016年6月6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赵华安、张春富同志，你们是和习近平同一批到梁家河下乡插队的知青，对当年的情况有不少了解。请讲一讲当年知青下乡的情况。

    赵华安：知青下乡是毛主席当时一个战略部署。“文革”时期，很多单位都无法正常工作，就业岗位非常有限，而当时城市青年学生的状况是，毕业生特别多，就业形势十分严峻。那时候，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让我们下乡插队，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去。

    我们与习近平同一批从北京去的梁家河。当时习近平、雷平生、戴明、王燕生、杨京生被分到二队，他们这个队是“后队”。我和张春富被分到一队，是“前队”。当时梁家河村子很小，总共就两个生产队。

    张春富：是的。毛主席在全国人民心中有崇高威望，他老人家说的每一句话对我们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回过头看，知青下乡对广大农村有很多好处：我们知青给农村带去了新鲜事物，有比较先进的生活方式，还有科学文化知识。另外，知青返城后对插队的地方念念不忘，经常给予一定的支持和帮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老乡们的生活水平。

    下乡对我们知青自身也有很多好处：我们在农村锻炼了生存能力和认识社会的能力，更加深入理解了国家的现实状况和最基层农民的生存状态，这对我们的人生有着深刻影响和启迪。

    采访组：你们从北京到梁家河，一路上的情况是怎样的?

    赵华安：我们在北京火车站乘坐知青专列离京。那是一列绿皮火车，还是那种烧煤的蒸汽机火车头。火车上的知青很多，车上的知青和站台上送站的亲友们都掉眼泪。

    我们坐火车一路到了陕西铜川，在铜川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起来，又坐军用卡车往延安去。卡车路上开得很慢，时速也就40公里左右，主要是因为当时路况不好，车斗里坐了很多人。到了延安，我们又休息了一个晚上，再坐卡车经过延川县到了文安驿公社。我们一下车，就看到当地来接我们的老乡。梁家河来了差不多二十个人，帮助我们背行李，领我们回村。

    采访组：从北京大城市到陕北农村生活，你们一定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吧?

    赵华安：从首都到农村，生活差异很大，一开始确实很不适应。窑洞里到处都是虱子、跳蚤、臭虫，我们在炕席下面撒66粉、敌百虫等一些药粉，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还是被咬得全身都起包。

    有时候窑洞里面还会进来蝎子、蛇之类的东西。我被蝎子蜇过一次，小腿肿了好几天，后来还是老乡告诉我一个偏方才治好了。老乡特别真诚朴实，他们也充满智慧。我们当时有个什么头痛脑热的，老乡就告诉我们偏方，帮我们治病。我有一次上火，嗓子又红又肿，都说不出话来了，老乡教我一个偏方，把煮熟的鸡蛋在水井里冰一夜，第二天吃下去，还真治好了这个病。

    采访组：我听别人说起过，有一次习近平晚上去挑水，回来煮饭吃完之后发现里面有一条蛇?这个事情你们知道吗?

    赵华安：具体这个事情我不清楚，但这样的事情在窑洞里是完全可能发生的。我们住的窑洞里面有时候会进来蛇，这是因为当时的窑洞都是土窑，冬暖夏凉，蛇就喜欢往里钻。我记得有天晚上下着大雨，我们房东的孩子王新平来叫我们：“你们赶紧来帮个忙，我们家进来一条蛇，就在我们炕上呢!”我跑上去一看，好长的一条蛇，有一米五长，还是一条红色的花蛇，正在他家炕上盘着，蛇头伸在外面，吐着信子，十分吓人。王新平的家人都吓得躲在了灶台后面。我当时什么也没想，就赶紧拿了一条被子给蛇给捂住了。我想把它打死算了，省得再跑出来吓人。王新平的家人说这东西有灵性，不要打死它，还是把它放走吧。我就冒着大雨拎着蛇走了好久的路，把它扔到了一个沟里头。经过这一件事情，老乡和我们的感情更亲了。王新平一家人把我当成自己家人，对我们特别好。那时候农村都很穷，吃不上什么东西，他们平时有什么吃食都会叫我去。王新平现在还和我们保持联系，仍然像一家人一样来往。他来北京玩，我都是请他住在家里。

    采访组：请你们讲一讲在梁家河生活和劳动的情况吧。

    张春富：我们刚开始吃农村食物，真的很不习惯。当地人用糠做的糠团子，黑哩吧唧的。一开始，我们觉得挺新鲜，就想尝一尝，结果吃了一次就再也不想吃了。这糠团子非常干，难以下咽，噎得人吃不下去。当时，国家给我们知青有专门的供应粮，我们比老乡吃的稍微强一点。

    赵华安：在农村插队，我们这些半大小伙子都要自己料理生活，像缝补衣服，之前都没干过的活儿，现在都要自己干了。衣服破了，我们都不怎么会缝，就学着缝，穿针引线，补得歪歪扭扭，也不在乎好不好看，补上窟窿就行了。我见过近平有一次缝自己的一件衣服，针脚挺长，不过好歹缝得还挺整齐。

    后来，很多知青离开了梁家河，村里就把前队、后队的知青合在一起，都住在一排知青窑里。文安驿有集市，我记得是十天有三个集。近平去赶集的时候，从我们窑洞门口路过，就给我们打招呼，问问谁愿意一起去，就结伴同行。近平不是那种话很多的人，他性格随和，对人友善，喜欢交朋友。通过接触，我们也发现他这个人性格直率，说话直截了当，讲什么事情很清晰、很明确，也非常入情入理。

    我们一般去文安驿买牙膏、牙刷、肥皂等日用品，还有像信封、信纸一类的文具。买煤油也得去文安驿，不过要凭票购买，最多只能买半斤。因为每次去文安驿买东西花费的时间比较长，我们临时需要买什么东西都觉得很不方便。这也是近平后来在梁家河搞代销点的原因之一。有了代销点，大家买东西就方便多了。

    张春富：刚开始时，我和近平一块在基建队打坝、修梯田。我在坡上挖土的时候，看见近平用架子车拉土，他干活非常卖力。砸夯是很累的体力活，四个人用石头拽着石头夯的四个犄角，中间一个人扶着把，往下砸。近平打坝时，我就在半山上掏土。虽然打坝很辛苦，但一场大雨就可能把打好的坝冲垮，我们只好反复地打坝。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每天早晨起得太早了，鸡一叫就要起来，那时候天还不亮，我们就一担一担地把猪粪、羊粪、牛粪往山上送。我们那时候挑担子都不会换肩，实在累得不行了就把担子放在那儿，歇口气再重新挑起来。

    采访组：请你们讲一讲当时知识青年在农村的学习情况。

    张春富：插队期间，农村经常搞社会主义路线教育活动，我们晚上经常在一起学习，通常一两天就要学习一次。我们知青都在一起开会、学习。有时候，我们还要去文安驿开会。去文安驿开会的时候，都得早起，走很远的路才能走到。并且那个时候开会可不像现在有会场、有座位，大家都在公社大院里面，都是站着听，通常都要站一两个小时。

    社教运动的时候，我们就都聚集在一间窑洞里面，点着马灯，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有的时候念念老三篇，有的时候念念报纸，讲讲当时的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那时候，我们学这些东西一点都不烦，还是很有积极性的。

    赵华安：在窑洞里的时候，近平就在炕桌上、炕沿上写字。天气暖和的时候，他就搬一块石头，坐在石头上，趴在磨盘上写。他写字的姿势挺有意思，把纸斜着放，手也顺着纸的角度，斜着写字。后来我也试过一次那样写字，感觉是比较顺手。近平写字很规矩，一笔一画地写，每一个字都整整齐齐，清清楚楚。

    近平很喜欢学习，平时也很喜欢看书，喜欢思考，喜欢写东西。他带来不少书，不仅自己经常看，也把书借给别的知青和村里的老乡看，他也从别的知青那里借书、找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