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报》 2014年03月06日
■ 中国青年报记者 王鑫昕
2014年春节前的一个午后，泸定县杵坭乡杵坭村，高原透亮的阳光洒在村民袁加清的院子里。60岁的袁老汉戴着一顶瓜皮帽，哼着小曲坐在阳光下编竹筐。
这位神态安详的老人，一年多前可不是这样。那时候，他儿子生了场大病，家里的危房几近垮塌，一系列烦心事让他几乎崩溃。不过，得益于县里的一位结对干部“亲戚”的帮忙，他在最绝望时，又迎来了生活新希望。
在甘孜，这样真实的干部“亲戚”结对帮忙带来希望的故事还有很多，这些故事的背景是，甘孜迄今为止已实施两年、覆盖全州所有农牧民家庭的群众工作。
干部进村狗乱叫的尴尬
紧张的干群关系，曾一度让甘孜的许多工作面临被动。
当地一位干部记得，几年前他刚调到一个乡任职，计划召集13个村的60多名村干部开会，结果只来了14个人。他下村走访开展工作，连走两个村，都没有老百姓愿意见他，唯一开门的是个“脑袋有点问题”的人。
很多乡镇干部面临同样的尴尬境地。他们进村，村民养的狗见到这些陌生的面孔就汪汪乱叫。不少老百姓认为，干部下村是“来耍的”，至少不是干实事的，他们压根儿就看不起老百姓。
各种尴尬的遭遇传到州里，引起了不小震动。在州委组织部，大家开始反思，是什么让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如此疏远，甚至处于紧张状态？
州委组织部组织二科科长雷罡认为，干群关系紧张的原因有很多，诸如语言交流障碍，有的汉族干部和藏区群众存在语言隔阂；也有风俗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冲突和矛盾，比如矿产水电开发之类的项目，就极有可能影响到老百姓心中的神山圣水。
2012年2月，胡昌升调任甘孜州委书记。这位曾在高校任职的官员从调查研究开始，在上任后的两个半月里，跑遍全州18个县，走进了67个乡镇的120多个村调研。
紧张的干群关系令他揪心。胡昌升在担任县委书记的时候，曾经应对过充斥着尖锐官民矛盾的水库移民问题，他深知和谐的干群关系对于区域发展的重要性。
这位看去有些“书生气”的州委书记，调研中深深记住了管辖境内泸定桥旁的一句清代碑文：“夫事无大小，期于利民；功无难易，贵于经久。”
“这就是我们要在甘孜大力开展群众工作的逻辑起点。”胡昌升说。
2012年7月，州委发布了《关于举全州之力推进群众工作全覆盖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群众工作在全州全面铺开，进入制度化落实阶段。根据该《意见》，群众工作主要包括6项活动：干部与农牧民“结对认亲”活动、领导干部联系寺庙的“同心同 向”活动、解决弱势群体困难的“爱心帮扶”活动、“爱国、守法、感恩”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机关与基层党组织结对共建共创活动、让群众享受改革发展成果的“幸福工程”活动。
《意见》要求，全州50833名“吃财政饭”的公职人员，都要和农牧民结为“亲戚”。按照不同的结对数量，最终实现与全州209454户农牧民全部结对，使群众工作的触角延伸到每家每户。同时，《意见》还明确，要用3年时间集中开展群众工作，着力解决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实现党群、干群关系的和谐。
冒着生命危险上路
然而，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在甘孜这个高原上的藏区做好群众工作，不是件容易的事。
数据显示，在甘孜，平均一个公安干警管50多平方公里，一个乡干部管30多平方公里，一个村干部管8平方公里。更麻烦的是，全州平均海拔超过4100米，很多地方连路都不通，通讯信号也没有。
在下乡途中，一些干部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2013年12月16日上午，州委常委、宣传部长毕世祥前往雅江、新龙等县开展群众工作，在途经高尔寺山时，因冰天雪地、道路奇滑而发生车祸，不幸因公殉职。
此前一天晚上，毕世祥刚刚从成都开会回到州府康定县。为了在中午前赶到新龙县，他当天早上7点半就从康定出发。在一段人走路都站不稳的冰雪路段，他乘坐的越野车翻下山崖，往下翻滚大约70米后，他被甩出车子，再也没能回来。
毕世祥殉职的消息震动全川。一位地方高级官员这样逝世，令人哀痛的同时，更令人惊讶。
此时，正值岁末年初，围绕解决民生问题的群众工作正是甘孜各级党政的重中之重。一批又一批的机关干部在冬季的茫茫雪原中奔走，进村入户解决农牧民的实际困难。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他们几乎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工作。
又一个坏消息紧随而来。2014年1月5日，州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在前往石渠县开展群众工作时发生车祸，身负重伤。
按照群众工作的分工，州级机关的群众工作联系点集中在石渠县——距离州府康定县700公里、平均海拔4200米以上、四川最北端紧邻青海玉树的一个县。
宣传部长殉职，公安局副局长负伤，还有同事感染了号称“高原癌症”的包虫病……一个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弥漫在机关各部门。
群众工作真的比干部生命还重要吗？但是记者采访遇到的每一位干部，都依然毫无怨言地在忙碌着，即便工作之余，他们也在抓紧时间学习当地的文化、提高帮助群众的本领。
春节前夕，记者在当地采访期间，州委宣传部的干部正密切关注着路况信息，随时准备出发前往石渠。按照州委的部署，所有的州级部门都要到自己的“结对亲戚”家里实地走访慰问，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
群众工作是治本之策
在国家快速发展和社会急剧转型中，现实利益、思想观念的碰撞和冲突已经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而党群、干群关系又处在其中最前沿、最显著的位置。
甘孜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是我国康巴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特殊的地理、文化、民族、宗教等因素，以甘孜为核心的康巴藏区是我国藏区治理的重要部分，历史上有“治藏必先安康”之说。
如何安康？如何赢得群众拥护，凝聚党心民心？被列入甘孜党政核心工作的群众工作，是康巴藏区治理的新探索。
怎样才能做好群众工作？州委书记胡昌升要求各级干部，要“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见其欢怡则为之喜，见其富足则为之乐”。
他自己以身作则。2014年1月11日清晨，天还没亮，胡昌升带着工作人员从康定出发，赶往北部的色达县。此前，当地发生火灾，造成了一些损失。
胡昌升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赶路，到达当地已是深夜。他没有休息，就开始慰问僧侣、和农牧民交谈，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和需求。他所走过的那条路，冰雪和上个月毕世祥殉职的路段一样厚。
在胡昌升办公室的一幅地图上，他所去过的乡镇都做了标注，红点记号已经密密麻麻布满地图。胡昌升说，全州325个乡镇，他现在已经去了215个。有些工作难“啃”的地方，他去了很多次。
他认定，康巴藏区的稳定和发展，做好群众工作才是治本之策。
按照群众工作的要求，全州正县级以上的干部，都要和孤儿结对帮扶。这样，全州3011名孤儿都有了“爱心爸爸”、“爱心妈妈”。干部们带着自己的家人去孤儿院，去孤儿的家，在甘孜成了独特的风景线。
胡昌升希望通过这些充满人情味儿的善举，让政治不再显得冷漠。
他要求干部：“什么时候群众需要，什么时候就是我们的上班时间；什么地方有群众需要我们，什么地方就是我们的办公地点。”
他明确警告“干部不要作秀”，他认为，搞群众工作却不到群众中去就是“吹牛皮”。“光靠开会搞群众工作怎么行呢？深入基层一线、深入到老百姓家中，那才叫群众工作。”为此，他多次在大会上批评执行不力的干部，甚至单独约谈过一些高级别官员。
群众工作被纳入了各级干部的政绩考核内容，成为组织部门任用干部的重要指标。在100分的目标绩效考核总分值中，州级部门和各县关于群众工作的分值分别占了6分和12分。
作为州委组织部组织二科科长，雷罡则依据这些工作要求，不动声色地考察着干部们的表现。在群众工作中，他被抽调到州群众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兼职，群众工作因此成了他考察干部的一个重要标尺。
“干部进村狗摇尾”的新转变
事实上，群众工作的很多事务看上去只是微不足道小事，比如老百姓来州府看病时，结对的干部要去陪护、帮着办手续，又如年轻人读书遇到困难，结对的干部主动帮着联系资助，等等。
这样一件件小事日积月累，正悄然改善着当地的干群关系。
2012年下半年，泸定县农民袁加清的大儿子患上强直性脊柱炎，治疗中用到的某种药剂，在省城一家医院的价格是一针7900元。当时，袁家只有500多元的积蓄。
一家基金会愿意资助6针药剂的费用，前提是需要当地民政局出具相关证明。可是，目不识丁、更不会写字的老袁完全不知道怎么办理这个手续。
就在最绝望的时候，他想起了和他结对的干部“亲戚”——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朱劲。后来，在朱劲的协调下，县民政局副局长亲自帮老人办好了相关手续。这位老农感受到了“县里有人”的便利。
后来的经历证明，袁加清在遇到难题时，这位县里的干部“亲戚”总能助他一臂之力。2013年7月，他家盖起了新房子。此前，他那破旧的土房子随时有倒塌的危险，在朱劲的帮助下，他申请到了7000元的改造资金，朱劲和同事还捐款支持，有时候还来帮忙干活， 为老袁省了不少工钱。
类似的干群之间的温情故事越来越多。
石渠县一位藏族老阿爸赶了700公里的路，到康定看望州民政局的一位干部，这位干部是老人的结对“亲戚”，曾帮他家解决了不少困难。老阿爸说：“我活不了多少年了，就想来看‘亲戚’家一眼，怕以后没机会了。”
团州委的年轻干部仁孜克珠曾经帮自己的结对“亲戚”办理医保报销的手续，老人家感激不已，不停地说谢谢。这让仁孜克珠同样感慨万千：“老百姓太淳朴了，医保其实是国家的好政策，而我仅仅是举手之劳就让老人如此感激。”
对干部而言，在群众工作的落实中，曾经的制度要求正逐渐变为发自内心的行为习惯。随着干部“亲戚”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地来走村串户，乡亲们也已经习以为常了，当年乡干部进村狗乱叫的尴尬，变成了干部进村狗摇尾的喜乐场景。
干部真正走近了群众，群众也就认可了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