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城市面积不断扩张的成都，红星路似乎远不如蜀都大道、人民南路甚至三条环线声名在外。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红星路”的名字甚至还未出现。相反，这一片的布后街、爵版街、慈惠堂街为老成都耳熟能详。

当昔日窄小的红星巷渐渐延伸，变成今日车水马龙的红星路，这条北至红星桥、南至新南门的宽阔大道，也串起了成都的历史文脉。红星路步行街上，唐代街坊遗址诉说着城市的历史繁华；朝气蓬勃的十七中，仍能追忆开国元帅陈毅从这里的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启程留学的身影；巴金、琼瑶、刘心武在附近的小巷出生，沙汀、艾芜、流沙河、阳友鹤等众多文化名人在这里工作生活……红星路上，文化身影历久弥新。

 年轻的红星路 悠久的文化区

今日红星路，步行街上的爬楼熊猫早已成为全国网红。回首历史，“红星路的叫法，至今为止只有几十年。”四川民俗专家、曾撰写过《成都街巷志》的袁庭栋表示。

在1960年以前，红星路所在的位置还分别是北打金街、南打金街等几条街道。“六七十年代，成都的韩包子只有一家，就在南打金街（今红星路四段）上。”1954年，三槐树街至玉皇观街之间的天灯巷被命名为练功星巷，红星路开始渐渐延伸，并最终在1981年形成了现在的长度。

这条年轻的街道，却蕴藏着成都悠久的历史。

2007年，红星路步行街旁的江南馆街在修建IFS时，发现了大规模的唐宋街坊遗址。“遗址有保存完好的砖铺街道和排水沟，规划科学、布局合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颜劲松感叹，“这充分反映了唐宋时期成都就已有很高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管理水平。”实际上在唐代，唐玄宗曾经市酒之处的的富春坊，其东北角便是江南馆街这一区域。今日漫步红星路步行街，透过钢化玻璃往下，便能从保留的街坊遗址中感受唐宋城市繁华。

时光流转，红星路片区，如今早已高楼林立。但和平街、慈惠堂街、燕鲁公所街、布后街、督院街……和红星路相连的一条条小巷，每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鲜活历史。

从红星路一段由北向南一路走来，和平街只是红星路极短的一段。它曾经名为骆公祠街。清代同治年间，骆秉章出任四川总督，设计诱杀了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为表彰他的“功绩”，清廷在他死后，下令在这条街上建起骆公祠。不过1954年时，在“保卫世界和平”的大潮下，曾经纪念个人的街道，便因此有了一个更有时代意义的名字。

燕鲁公所街，因清代河北、山东两街在此合建会馆而得名。彼时，皇帝派来主持乡试的正副考官到成都，地方官员为他们接风洗尘都在这里进行。

布后街，顾名思义，位于清代布政司衙门、也即今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后面。曾在省作协工作过的著名辞赋家何开四回忆，布后街原来横跨今日红星路。今四川省文联的大院，在清代便是四川布政使孙治晚年所建的孙家花园，也是清代成都著名的私家园林。到了民国时期，成为辛亥革命元老熊克武的旧宅“息庐”。直到后来修建成都市第三幼儿园和新建公星路才被占用，现在的省文联只是原来“息庐”的一部分。清代布后街上也曾建有西江公所和河南会馆，川菜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作用的著名川菜馆“荣乐园”创办第二年就搬到这里。

与布后街相交的慈惠堂街，成都乃至全国最大的民办官助慈善机构“慈惠堂”总部曾办在这里。抗日战争时期，慈惠堂纳养难民、难童以及弃婴达两三千人。

再往南，今日科甲巷已是红星路步行街上媲美春熙路的繁华路段。但是在清代，它却最能和成都文脉沾上边。成都市图书馆馆长肖平介绍，清代各县秀才到成都参加科举考试，就住在这一片的客栈。由于人们往往把中科举称为登科中甲，这条接待过秀才的小街，就有了科甲巷之称。

百年来  革命运动在这里风起云涌

红星路见证了成都两千多年城址未变的深厚历史。在近现代的百年里，从辛亥革命前夕的四川保路运动，再到1948年成都学生反抗国民政府腐败的“四九惨案”，革命运动则在红星路一带风起云涌。四川人民从这里开始反抗暴政，也最终当家做主。

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清廷设立四川总督。督府先设重庆，后迁成都，地址最终定在今日督院街。这是清代四川总督办公的地方，原为封建王朝的重要标志，却也因此成为彼时四川民众反抗清廷统治的重要象征。

“四川保路运动，四川总督赵尔丰大开杀戒，就主要发生在督院街。”袁庭栋说。

辛亥革命前夕，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悍然逮捕了四川保路同志会领袖蒲殿俊、罗纶、张澜等人。面对涌入总督府前的上千群众，他直接下令开枪，当场打死市民32人，伤者无数，酿成震惊中外的“保路死难”成都血案。这起事件的直接后果是，保路同志军发布檄文公开起义。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清政权在四川的统治宣告结束。12月22日，赵尔丰被尹昌衡部下从督院街的总督衙门抓获，押至今日天府广场处的皇城明远楼侧斩首示众，宣告了满清王朝在四川统治的彻底垮台。

袁庭栋说，国民政府时期，成都革命群众多次在督院街举行要民主、要自由、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示威斗争。1948年4月9日，是反动军阀王陵基接任四川省主席、举行就职典礼的日子。四川大学等学校学生5000多人到督院街游行请愿。他们一路高呼“反对饥饿，要平价米”“停止内战，改善生活待遇”等口号，遭到军警武力镇压，学生被捕132人，被打伤刺伤者200多人。只是迫于全国各界民主力量与四川地方实力派的压力，王陵基才未敢大开杀戒，被捕学生也在一周之后被释放。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人民政府成立以后，昔日高高在上的总督衙门，成为了四川人民的政府所在地。

就在督院街几百米开外的红星路二段，开国元帅陈毅1919年从这里的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启程，前往法国追寻救国之路。

这所学校的位置，就在今日成都市十七中学初中部的地方。不过百年以前，学校大门却是开在红星路旁的爵版街。这里原来是志成法政专门学校，1912年，辛亥革命元老、荣县起义的发起者之一吴玉章，在成都少城内的济川公学开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生不多，影响不大。于是6年后，又利用志成法政专门学校的校舍开办学校，学制一年。陈毅便在这一年进入学校，并与其兄陈孟熙双双考入前30名，取得四川省政府旅费津贴400元官费资助，前往了法国留学。

史料显示，这所学校虽然只招收了两届学生。但在吴玉章等人的努力下，毕业赴法留学者达到了180多人。此后，志成法政专门学校成为成都三中的前身，在近年则作为了十七中学初中部校址。

名人辈出 他们在中国文化史上刻下印迹

在中国，像红星路一样如此文脉不息、传承有度的街巷或许并不多见。琼瑶、刘心武出生在附近；任乃强、林思进等民国时期的文化名人在此购宅；沙汀、艾芜、阳友鹤、周企何等众多近现代文化名人在这里工作和生活……袁庭栋认为，近代以来，今日红星路二段附近，一直是成都的文化中心地区。

任乃强，我国近代藏学研究的先驱之一，绘成了中国第一部康藏地图。早年，他长期生活在藩署街，这条位于今藩库街以南的小街已经消失。有意思的是，这位在学术上无比精进的学者，对生活也无比热爱。在此居住时期，他自掏腰包在街上修建了一所公共厕所供附近居民使用。袁庭栋发现，这座公厕是成都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私人修建的公厕。

林思进，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与诗人，曾倡议创立四川四川省图书馆并出任馆长，1949年以后曾任四川大学教授、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他的宅院霜柑园就在爵版街13号。彼时，爵版街被当地民众称为“脚板街”，林思进考证后发现，“脚板”应为“爵版”的音讹字误。清朝时期，布政使司署在此有很多堆纳钱粮的库房，其中一个库房兼制文武百官爵版名片，这座库房附近的街道，便是爵版街。袁庭栋说，为了给街道正名，林思进还曾专门创作了一幅嵌有“爵版”二字的对联，请人书写后刻在霜柑园大门外。如今的成都地图上，“脚板街”已更正为“爵版街”。

袁庭栋说，清末文人、编辑出版家傅崇矩也居住在桂王桥北街。他曾在家中创办成都第一家算学馆和宣传西学的《算学报》，而著名的清末成都百科全书《成都通览》便是他的著述。

很少有人知道，除了著名作家巴金，还有琼瑶、刘心武等名人同样出生在红星路附近。

十几年前，琼瑶在自传《我的故事》中披露，她的出生地是成都市四圣祠的仁济医院，也即今日成都市二医院的前身。当年，琼瑶父母从北平逃避战乱在附近租住，5年后才返回湖南老家。琼瑶说，她对成都的一切早已淡忘，唯独记得她居住的地方，门前有一大片油菜花田。

刘心武则很清楚地记得自己1942年出生在成都育婴堂街。他的名字也很有讲究，“心”是排行，“武”表示要以武力抗击日寇的侵略。那是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日寇飞机经常轰炸重庆，身在重庆的父亲不敢把妻儿接到身边。在成都艰难度日的刘心武母亲也没钱到医院生产，最终是在家里让舅母接生。

1949年以后，红星路彻底成为四川的文化中心。

四川日报社、成都日报社等文化传媒机构相继在此成立；一街之隔，《四川文学》《星星》诗刊等杂志名闻全国。伴随着四川省文联及下属多家协会在此落址，沙汀、艾芜、周克芹、流沙河等作家诗人，周企何、阳友鹤等戏剧名家，光芒绽放。

时至今日，红星路上的文联、作协仍是文艺家的大本营，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依然在此办公。张新泉、梁平、伍立杨、罗伟章、龚学敏、蒋蓝、袁野、熊焱等等老中青作家诗人，又活跃在年轻人的精神世界里。

文脉，仍在红星路代代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