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月17日，一位88岁的老人从北京出发，坐上了驶往祖国南方的列车。

这是一趟没有编排车次的专列，注定有些不同。

这趟列车途经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用时月余。每到一处，老人总有些话说。后来，这些话被总结成“南方谈话”，说话的人，是邓小平。

彼时，邓小平主要讲的是发展。他的南方之行犹如浩荡春风，给华夏大地带来无限生机与活力。

人们从话里读懂了，这是一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通篇闪烁着思想解放的火花。“南方谈话”在当时不仅扫除了阻碍我国社会发展的思想障碍，涤荡了社会风气，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重回正轨，而且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过程中为我国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

“到南边走一走，看一看”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进行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的改革共识面临破裂风险，能否再造和重建改革共识，是走回头路还是坚持改革不动摇，成了横亘于中国大地的一道严峻课题。

1991年，时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评论部凌河与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系列文章，呼吁继续坚持改革。然而一些相对保守的媒体，集中火力批判“皇甫平”的文章。“皇甫平”的系列文章遭到了一年左右的批判，其间有人甚至上书中央，认为改革开放很危险，不该再提。

邓小平冷静观察许久后，终于提出来，“到南边走一走，看一看”。

站台上20分钟的“聊天”

车轮滚滚。专列穿过华北平原，越过中原大地，过黄河，跨长江，第二天（1992年1月18日）到达武昌，老人第一次停留，他说“有话要讲”。

专列只在武昌车站停了短短20分钟。邓小平在站台上一边散步，一边和时任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聊天”。邓小平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太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

他说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字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炼。周总理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起草，要求不得超过5000字，我完成了任务。5000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少讲空话，多办实事”是邓小平一贯倡导的，也是他的一贯作风。邓小平在武昌的谈话迅速传回北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即刻起草了《关于减少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的建议》，要求各级领导切实转变作风，坚决克服形式主义。

“坐不住”的88岁老人

1992年元旦那天，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陈开枝正在一个镇上检查工作，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突然打来电话说：“我们盼望已久的那位老人家要来了，请你赶快回来研究一下总体接待和安全警卫工作。”陈开枝急忙赶回省委机要室，看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来的绝密电报。电报上只有两行字：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广东省委做好安全、接待工作。

讨论如何接待时，大家真以为老人家是来休息的，主张按休息的思路安排接待，但陈开枝不这么想。

1月3日，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先遣组抵达广州，告诉广东省委的还是：“小平同志是来休息的。”但他们同时提出，要让老人家看看广东改革开放的新成就，提出的查看路线是深圳-珠海-深圳-上海，“只在深圳、珠海两个特区分别看看就可以了。”

但陈开枝大胆建议，在确保安全和考虑老人家健康的情况下，一定要让老人家多看看，让他坐下来多谈谈，“一定要看看珠江三角洲，因为变化太大了。”

最后，先遣组将陈开枝提出的路线方案，即深圳-珠海-珠江三角洲-广州-上海，和其他方案一起上报。结果，邓小平办公室主任王瑞林等人确定采用陈开枝提的路线方案。

1月19日上午9时，专列驶入深圳车站。刚抵达入住的酒店，邓小平主动提出，“让我出去看看，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一杯茶没喝完，他就要站起来往外走。陈开枝觉得自己一开始的判断没错——老人不是来“休息”的。

邓小平一路浏览市容，参观了新建的深圳火车站、皇岗口岸，眼见8年前看过的地方，从荒丘野地变成高楼林立。第二天在深圳国贸大厦，他说了很多，说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 “冒” 的精神， 没有一点气呀、劲呀， 就走不出一条好路， 走不出一条新路， 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一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个话？

“对办特区，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 废除人民公社制度， 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 ，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开始搞并不踊跃，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就慢慢跟上来了……”

在这里，邓小平讲了快一个小时。国贸大厦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回忆那段往事时，记得最为清楚的一句话就是：“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

“匿名报道”传递讲话内容

邓小平边走边看，去了很多地方，也讲了很多话，但这些话，一开始并没有被所有人听见，只有“匿名报道”呈现了极少部分。

他在深圳期间的讲话和活动，深圳市委曾请示作公开报道，被邓小平以“不破这个例”驳回。当时《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辑陈锡添本来是唯一被允许到现场的记者，但被告知，“此事绝密，不得外传。”

但很多天后，香港《大公报》有文章发表，称邓小平鼓励大胆改革，说“谁不改革谁下台”。 见到这个“松口”，陈锡添再次去请示深圳市委宣传部，邓小平的讲话内容是不是允许报道了，却依然得到回复“暂时不报道”。

《深圳特区报》的人有些按捺不住了，这时候有人想到了“皇甫平”。编辑委员会决定大胆仿效——写一大堆评论，不提邓小平到了深圳，甚至连“邓小平”三个字都不提，只把他说过的话写出去。就这样，《深圳特区报》在后期的半个月时间，连续发表了8篇评论，一律打着“猴年新春”的栏题，作者不是某个人的名字，而是“本报编辑部”。由此，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才得到部分公开。

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头版刊登了陈锡添的11000多字的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此文一出，顿时轰动海内外。

二十多年后，陈锡添再回忆那段经历时，曾说有一个“遗憾”，“没有把邓小平的一段很重要的谈话写上去，他说‘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

“小平同志还说‘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像我这样年纪老了，记忆力差，讲话又口吃，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全心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等，这些我都没敢写。”

陈锡添问过自己，“为什么不敢写呢？”他很清楚，“当时我的思想不够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