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精神

“两弹”，一个是核弹，核弹包括原子弹和氢弹，还有一个是导弹。“一星”就是人造卫星。1999年9月18日，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两弹一星”精神被概括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二十四个字。

绵阳市梓潼县长卿山下，绿树掩映中有一片红色砖瓦建筑群，这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简称中物院）院部旧址，它还有一个更被公众所熟知的名字——两弹城。

8月13日，梓潼当地的温度已经达到30多度，但炎热的天气并没有减少大家的兴致，游客络绎不绝，打卡拍照。眼前这些热闹的景象，让人很难想象，曾经有上千名科研工作者曾在这里隐姓埋名。

“我国总共进行的45次核试验中，其中有22次在这里指挥完成。”回忆起辉煌的历史，梓潼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刘文，对这里产生的每一个纪录如数家珍。于更多人而言，了解这里的成就，则是通过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邓稼先、于敏、王淦昌、朱光亚、陈能宽……

当地人称，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梓潼以文昌文化为城市印记，登七曲山、拜文曲星备受追捧，但现在两弹城的热度已经后来居上。

过去几年，两弹城讲解员郭小莎已经记不得接待了多少游客，但她对一位科学家的话印象深刻，“他说，‘这里是中国人真正挺起脊梁的地方！’”

一段历史

承上启下的“梓潼时期”

“以1969年和1992年为时间节点，往前是中物院的‘青海时期’，往后则来到了‘绵阳时期’。‘梓潼时期’经历了23年。”听着刘文的讲述，我们回到了那个特殊的年代。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国际局势日益紧张，新中国腹背受敌，为了逐步改变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建设布局，进行了一次建设重心由东向西转移的战略大调整，这就是著名的“三线建设”。

原由苏联指导选址的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总部——青海海晏221基地急需搬迁。

到底要搬去哪里？谁也不知道。中物院原政治部主任林银亮回忆，1964年第二机械工业部明确了选址原则：基于战略的考虑，主要在四川、贵州两地选择，而落实到具体执行，则需要满足“靠山、分散、隐蔽”要求。经过几番讨论，于1964年，最终确定以梓潼为中心，建设九院。

为什么会选择梓潼？林银亮道出了原因，因为院部与各所位置相对靠拢，距离一般在几十公里，院部处于中心位置相对方便。在梓潼设立院部机关及相关保障中心，如医院、交运中心、物资仓库、生活供应、教育保障系统的配套项目，在用地、环境条件方面都比较好安排。特别是梓潼县离铁路线有一定距离，能退能进，位置较适中。

正是这一决定，让梓潼——这一川北的古城走上了历史舞台。

1969年，二机部九院院部机关与部分研究所迁往梓潼，使梓潼成为中国原子弹、氢弹研发新基地总部，同时，也成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第二阶段的科研基地和第二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指挥和决策中心，这标志着中国核武器发展正式迎来“梓潼时期”。

在“两弹城”景区的两弹历程馆内，有一个展厅专门展示了“梓潼时期”的成就，展品包括首次竖井地下核试验、首次潜艇水下发射导弹试验等，它们都在我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承青海221基地（原子城），下启绵阳839基地（科学城），‘梓潼时期’在我国核武器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刘文看来，这一时期中国核武器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林银亮告诉记者，梓潼基地的建设，就是要弥补青海221基地的缺憾，解决紧迫重要的问题，把科研发展的短板项目补上，采用较为先进、完善、可行的工艺设计，建成较为完善配套的科研、设计、实验的生产体系建设。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个基地保障了核武器生产的安全和进一步发展。“二代轻舟已过桥”，林银亮说，梓潼基地为我国核武器研制发展发挥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此外，在“梓潼时期”，九院还完成了自我的升级：1985年，二机部九院正式更名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1992年，中物院迁去绵阳，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一种精神

9位元勋、上千名科研人员曾在此隐姓埋名

如今，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部旧址——“两弹城”景区早已被公众所熟知。但或许没想到的是，在几十年前，曾经有2万多名科研工作者曾经在902地区隐姓埋名，哪怕是已经迁建到绵阳的最初几年了，也没人知道这里到底是做什么的。

梓潼时期的23年间，王淦昌、邓稼先、于敏、朱光亚、陈能宽等8位“两弹一星”元勋、16位院士、2万余名科研工作者在“两弹一星”事业的艰辛历程中留下无数英雄事迹。

如今，不少亲历者仍然在两弹城为前来“朝圣者”讲述当年的故事。

85岁的中物院研究员郭景文时常回忆起初来四川时的情景。1969年12月，他随主力军从青海金银滩大草原转战梓潼。坐上闷罐车，里头铺的草，上头只有一扇窗。一路向南，过了宝鸡，终于看到了绿水青山。他心情好极了，远胜过当年从北京到青海。

但是，艰苦的生活在前方等候。到四川后，配套设施还没到位，20户人家同住油毛毡搭的帐篷，上厕所还得拿着手电筒到半山腰。

1965年入川的中物院原副院长尚林盛回忆，初来时，绵阳到安县的路都没修通。他们在绵阳宾馆住了十几天，等着抢修道路。可这路修在悬崖边上，坐在卡车上，屁股好像都是悬空的，眼睛不敢睁开。

尚林盛说，那时新基地要求很急，大干快上准备打大仗。一心想着为了国家强大，早日建成新基地。

出于战备需求，那时二所的选址点，山是最高的，沟是最深的。只能根据地形布置厂房。当时的要求，要隐蔽，远看像村庄，近看像民房。他们每天走五六公里路，白天搞设计，晚上躺过公社露天的戏台子，住过劳改队的平房。

那时候物资匮乏。他到镇上买肉，在肉铺挤到受伤，肋骨疼了一个多月。到梓潼出差，买两根油条回来给孩子，都是奢侈品。他到重庆出差带回苹果，那是孩子第一次吃到苹果。工作繁忙，孩子自小早当家，十岁出头就穿着短裤衩学会了做饭。

当时基地布局高度分散，梓潼院部到研究所最长的距离为140多公里，研究所与研究所之间最远的达210余公里，个别研究所，工号布点也长达10多公里，像“羊拉屎”一样散开。

“点多面广战线长”，902基地地处深山沟，环境闭塞，交通不便，职工生活设施简陋，标准低，不配套，给工作生活带来了就医难、子女上学难等问题。

纵使条件艰苦，尚林盛心中仍有一种信念：“我们这些大学生都是党培养起来的，我们都是农村人，读书的时候都有国家给的助学金。祖国需要是我们个人的志愿。国家和单位对我们如此信任。我们应该为国家尽责任和义务。”

郭景文说，核武器研制的工程是一个大工程，不是一两个单位和个别杰出科学家完成的。需要大力协同，互相协助，走群众路线。

他仍记得，那时候院里常常“开小会”，十几个与会人员不论职务高低，都有发言的机会。“领导听，你来说。”

这样的群众路线，对氢弹研制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时，加强型原子弹的技术路线陷入瓶颈。一场讨论会上，一个年轻小伙子发言：我个人认为，用炸药的能量使聚变材料发生聚变的可能性不大。能不能考虑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来压缩材料，引发聚变？

年轻人的灵感和老科学家的智慧碰撞到一起，最终中国在1967年6月17日爆炸成功第一颗氢弹，其威力相当于330万吨的TNT炸药，是第一颗原子弹的150倍。从原子弹到氢弹，法国用了8年6个月，美国用了7年4个月，前苏联用了6年3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

一种传承

从九院精神到“两弹一星”精神

一个个名字，紧锁在绝密的档案；一张张面容，尘封在历史的烟云。

站在这个由167栋苏式建筑组成的景区里，时间已经洗净了历史的痕迹：精英门前的“国营曙光机械公司”已经不在，当时在这里工作过的科研人员也接连离开。“两弹一星”精神却始终熠熠生辉。   

铭记，是因为难以忘怀。

“不管是哪个时期，总有一种精神连接，而这种精神就是‘两弹一星精神’。

上世纪60年代初，九院人青海草原会战，攻克了原子弹，紧接着又突破了氢弹。80年代，院党委总结了“九院精神”，内涵五个方面：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奋发图强，勇攀高峰；大力协同，集体攻关；科学求实，开拓创新；不为名义，献身事业。当时也称“五种精神”。1999年4月，“五种精神”改称“两弹精神”。

“‘两弹一星’精神是两弹事业的精神旗帜，是两弹人为国奉献、忘我奋斗的强大动力。”林银亮说。爱国是灵魂，这意味着将国家使命看作高于一切，无论有多少艰难险阻，为着研制“大国重器”无怨无悔，可以舍弃个人的一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攻坚克难的制胜法宝。大力协同、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是我们攻坚克难、勇于登攀的最大底气。

“正是靠的这种精神，我们才能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创造史谱写了新的光彩夺目的篇章。”

默默无闻，只做不说，这是中物院一代代人坚守的精神。“这种精神一直流传至今，在这里工作，意味着手机得锁进办公楼大门的小柜子里，不能随意参加公开的学术会议，对外展示自己科研成果。”中物院某研究所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是年轻一代需要面对的另类艰苦。

传承，是因为时代需要。

一位青年科研人员说，当今空前激烈的国际科技竞赛背后，是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

在这里，他看到了一代代科学家前赴后继，用青春和奋斗突破了帝国主义的核威胁、核垄断，这里既凝聚了过往的奋斗，也昭示着通往未来的希望。

党中央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而今，正是我们在新时代发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的关键时期。

发令枪已响，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场硬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