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念
  上中学时，植树节，学校包车把我们拉到了荒郊野外。先做动员，后领树苗，然后开干。填了坑、拍了照、浇遍水，打道回府。种的什么树？当地的土壤条件适合不适合？种活几棵、死了几棵？都不知道。下一个植树节到了，换一块地方，接着种呗。现在，各地统计植树成绩时，已经开始对成活率有了要求，这是好事。
  “只管种、不管活”式的栽树法，在扶贫领域有没有呢？找个穷地方，拨点款，写份报告，以示工作开展了；至于能不能摘穷帽，尤其是扶贫成果稳固不稳固，会不会过两天又把穷帽戴上了，又何必细问呢——如果这样，那可糟糕得很。
  更普遍的情况是，扶贫政策出台，往往是覆盖整个贫困地区。这个地区里边，五个手指头不一般齐，也有穷有富。真穷的，一是没有本钱，二是眼界、见识有限、可调度资源有限，政策来了他也不知道，知道了也不了解，了解了也抓不住。而富裕一些的，却往往能把握住政策，改善状况。从整体上一评估，扶贫有效率、有成果，涌现出了许多产业甚至大户，按人头一平均，每人平均增收不少哩！可要细看，那些最贫困的、最需要扶的，往往外甥打灯笼——照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扶贫工作要更多面向特定人口、具体人口，实现精准脱贫，防止平均数掩盖大多数。应该说，这种精准扶贫的思路，就是为了杜绝花架子，避免撒扶贫“胡椒面”，就是为了集中有限的资金，用到最该扶持的人群身上，实现政策的初衷。
  怎么才能精准呢？枪要打得准，离不开瞄准镜。扶贫要准，也得找自己的瞄准镜，甚至显微镜。
  信息技术，提供了一种技术显微镜。目前，全国已有26个省份完成了贫困村、户的识别，8800多万贫困人口的信息已经摸清，数据录入按照预计也将收尾。这个大数据一旦完成，扶贫工作将更有针对性，从大水漫灌变成膜下滴灌，从技术上得到了保障。这个工作要力避造假，做实做细。
  业绩考核，更提供了制度显微镜。过去，扶贫干部往往是“走读”式，蜻蜓点水。现在，严格要求驻村时间、考核扶贫业绩，比如，驻村干部一般都要任职2到3年以上，并纠正以GDP论英雄的倾向等。总之，不量身打造项目的、不从实际出发提供扶助、培植产业的，要有反馈，要受到惩罚。
  扶贫，不能萝卜快了不洗泥。上文所说的“被平均”现象，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每一分钱都应该用到该用的地方，都应该发挥该发挥的用途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