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富华

   众所周知，一片神奇的茶叶来自中国。英国植物学家福钧在1843至1856年间，曾三度受命于伦敦园艺学会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乔装潜入福建、广东、江苏等省采集植物样本，探秘茶叶种植、加工技术。先后出版了游记，将中国的茶叶生产加工技术带回了英国。

   野心勃勃的英国一边在偷师学艺，一边还觑觎着中国的茶叶市场。19世纪下半叶，英国迫切要求打开中国西南门户，目光放在了西藏巨大的茶叶消费市场上，企图用印茶取代藏茶，打入并占领西藏茶叶市场，从而实现从经济入手达到战略扩张的政治目的。

   藏茶是在哪里生产？生产工艺是什么？茶叶是怎样运输的？路程有多远？茶叶市场有多大？利润是多少……这一连串的问题，对于英印政府来说，他们一头雾水。

   于是，一个又一个英国人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在雅安至康定、巴塘一带的康藏茶马古道上进行考察，他们不仅为觑觎中国西南边疆的英印政府提供雅安砖茶的生产、加工、运输、销售、收入等重要情报，还从英印在中国的整体经济利益层面来考虑印茶入藏的战略意义……

   在“4·20”芦山地震灾后重建中发现的一块残碑，为我们掀开了这段神秘往事的一角。

   “功德碑”重见天日

   大相岭、二郎山不仅是青衣江和大渡河的分水岭，还是汉藏文化的分界线。在这里，有两条蜿蜒而上的公路直插云霄，隐没在了云雾深处。

   公路的前身，是一条遥远古老的康藏“茶叶大道”（分为荥经—汉源—泸定“大路”和天全—泸定“小路”两条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这里修建了康藏公路（国道318线）、川云公路（国道108线），曾经的喧嚣还给了寂静的大山。随着康藏茶马古道湮灭在荒野中，一段繁华的时光也就走进了历史的深处。

   在大相岭山脚处的荥经县安靖乡安乐村，小地名叫“县界碑”，这里不仅是康藏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以前还是荥经县、清溪县（今日汉源县）的交界处，曾有一个县界碑的石牌坊矗立在大道中间。

   曾任荥经县政协主席张顺昌的老家离安乐村不远，他清楚记得，石牌坊很高大，小时候，他还和小伙伴爬在上面玩耍过。

   后来，不知在风雨中飘摇了多少年的石牌坊倒了。随着石牌坊的倒塌，见证了康藏茶马古道荣光的印记也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只剩下一堆大小不一的石料。

   再后来，那堆石料被运到相岭河边，用于修堡坎、建碾槽，当地群众在那里打米、磨面，算是“变废为宝”，还有一些石料就散落在了大路两旁，后来修公路，就被敲碎成了路基石。

   历史被时间一次又一次地掩埋，又一次次在尘土飞扬中重出江湖，历史的碎片再一次次地拼接起来，绽放出幽深的光芒。

   半多世纪过去了，随着康藏茶马古道热的勃兴，荥经姜家大院、“重修大岭桥路碑记”等康藏茶马古道上的建筑已成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隐没在张顺昌脑海深处的“县界碑”又重新浮现出来。

   “如果让‘县界碑’重新站立起来，那该多好啊。”石牌坊的倒塌消失，始终是张顺昌的“心病”，他想把石牌坊的残墙断壁一一找回来，再把石牌坊恢复起来。

   2013年4月20日，又一次大自然的灾难降临雅安，“5·12”汶川特大地震的旧痛未消，又添“4·20”芦山强烈地震新伤，雅安人民又一次开始悲壮的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从花滩镇通往大相岭的“花凰公路”纳入到了灾后重建项目中，公路建设一动工，作为联系灾后重建的县领导，张顺昌正好负责安靖乡的灾后重建工作。于是，他除了跟乡政府的相关负责人打招呼外，还跑到工地叮嘱当地民工，“如果挖出有文字的石碑，千万不要打碎，要找专家看一下再处理。”

   张顺昌的这一招呼，显然没有白打。

   “张主席，你过来看一下，我们挖到了一块文字碑。”2014年底，安乐村主任罗华清的电话打到了张顺昌的手机上。

   “那是四柱三开间的大石牌坊。牌坊高有五六米，中间是通道，高三米左右，人骑在马上从石牌坊正面走过，也不会碰到头，两侧是文字碑，密密麻麻写满了字。”罗华清的家就在“县界碑”旁边。生于1962年的罗华清，对“县界碑”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印象。年代久远，文字碑上的内容，也没有人记得了。

   新中国成立后，从前的县界成了乡界，后来，撤乡并镇，乡界又成了村界，但“县界碑”这个地名依然没有变。说起“县界碑”，罗华清也很有感情。石牌坊不见了，还说自己家在“县界碑”，总觉得理不直气不壮。“文字碑”的出现，也许跟“县界碑”有关系。

   张顺昌接到电话后，二话没说就跑了过去。

   他仔细一看，果然是一块石碑。他又喜又惊，喜的是这块文字终于重见天日了，惊的是这块石碑，只有半截，上面写着“恭颂邑侯紫芳恒 文叔钟 大老爷……”的字样。

   “邑侯紫芳恒 文叔钟”是谁？张顺昌最终在《荥经县志》、《清溪县志》找到了答案，他们是清末时期荥经、清溪的“县大老爷”。

   2019年初，经文物专家进一步考证，这是一块“功德碑”，是老百姓为了感谢荥经、清溪县令修路建桥、方便老百姓行走所立的“功德碑”，此碑就是当年县界石牌坊上的文字碑。虽是“民间野史”，但为“中印茶叶战争”提供了实物佐证，极有历史意义和文物价值。

   “商业先驱”秘密考察

   就在张顺昌考证“功德碑”时，在与雅安山水相连的乐山市区，有一个人正在伏案写作，他叫向玉成，乐山师范学院教授（后调入四川旅游学院）。他向中国社科院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近代外国人在康藏游历考察研究》，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他的研究课题送审稿终于完成了。

   捧着厚达400多页、32万多字的研究成果，向玉成长舒了一口气。

   近代（1845-1951）有多少外国人在康藏游历考察活动？他们考察的是什么？在历史上产生了什么影响……

   曾在甘孜州工作过的向玉成发现了这一研究课题的“富矿”，于是他一头扎进了故纸堆，在浩瀚无边的史料中寻找线索，哪怕是“只言片语”，他也毫不放过。

   向玉成研究的地区，包括了今四川的甘孜、阿坝、凉山、雅安，也包括云南的丽江、迪庆，西藏的昌都和青海的玉树。在向玉成的研究成果中，有这样一组不同寻常的数字：近代入这些地区游历考察的外国人来自世界24个国家，人数多达600多人；目的主要有三，一是传教，二是政治经济贸易的考察，三是科学考察。

   1856年，英法俄与中国签订《天津条约》，中国开放了包括长江中上游的湖北沙市、四川重庆等城市，外国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甚至外国人也可以到中国内地游历。

   此时，印度东北地区的阿萨姆已成为英属印度联邦成员之一，缅甸也成为了英属印度缅甸省，并取得了缅甸境内伊洛瓦底江航行和贸易权，缅甸与印度的贸易通道已经打通。由于地缘政治的变化，中国西南地区陆上交通的重要性凸现，从滇缅、藏印打通与中国各地通道、连通长江航道的必要性日益显现。将英属印度联邦与中国内地长江的航运交通连接起来，无疑会创造一个商贸交通奇迹。

   1840年鸦片战争后，法国进入中国。1885年6月，法国通过中法战争用武力打开了中国西南门户，法国取得了滇越铁路的修筑权。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英国人、法国人的身影出现在这里。古柏就是藏印商路的最早探路者。

   外国人是从哪里进入的？他的研究成果表明，外国人入康路线主要是青康、川康和滇康三条路，其中经雅州（今雅安）入康的，占了一多半，而经过“县界碑”、大相岭正是外国人进入康巴地区的必经之地。

   进入康巴地区的外国人首先关注的就是作为涉藏地区最大宗贸易商品的康藏茶叶贸易。

   “我们超过了一队将近200人从雅州运茶到打箭炉的队伍。在路上我已经发现过有数百人的长长运输茶叶的背夫……政府官员许诺他们的日工资由平日的一百文涨到二百文。在陡峭山峰下、在大渡河岸边的羊肠小道上，长长的运输队伍的倒影看上去犹如一道风景线。每个男子平均背负八包茶叶，即72公斤，但其中有背负十二包的，大约109公斤。与茶叶背夫队伍的相遇，有助于我们英国人在印度与中国做茶叶生意时对中国运输实情情形的了解……”

   这段文字就是古柏写的，写的是在雅安到康定路上看到的雅安砖茶的运输情况。

   1868年4月，留着小辫子、穿着马褂的古柏，乔装打扮成当地人，以一个“商业开拓者”的身份来到了雅安，他考察的目的就是印茶入藏的问题。

   从当年4月至9月，他的身影一直在雅安——康定——巴塘一带出没。他对雅安供货、经打箭炉运往拉萨的砖茶的川藏边茶贸易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分析。

   古柏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1859—1861年，古柏在印度商会任职。两年后，他来到了上海，参与了英军协同清军抵抗太平天国守卫上海的战斗。1867年，他在上海接受一欧洲商人团体的委托，为了更方便英国与中国茶叶贸易，寻找一条在中国和印度之间更短更直接的通道。

   于是，肩负使命的古柏从上海出发，经汉口、重庆、成都到达雅安。在雅安探听雅安砖茶的生产情况后，越过大相岭，于1868年4月5日抵泸定，后至打箭炉，在当地逗留三周，获有关人员的多方帮助，他雇佣汉、藏翻译人员后，于4月30日离开打箭炉前往巴塘。古柏在巴塘与汉藏地方官周旋数周，千方百计伺机前往西藏察隅和印度阿萨姆，在所有希望均告破灭后，他折转南下，于1868年6月10日抵云南阿墩子（今云南德钦县城）。古柏得到了到大理的通行证，但被当地人挡回，在维西被关押了五周后释放，古柏被迫放弃经大理到缅甸的计划，按原路返回。同年9月20日抵打箭炉，后经雅州、嘉定、宜宾出川，11月11日到汉口。

   古柏是近代第一个基本穿越康巴地区的英国人。虽然未能按原计划穿越西藏到印度，但其考察为英国对中国西南边疆的觊觎提供了大量情报。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了一个庞大“茶叶市场”。

   茶从雅安来，茶又到哪里了——

   古柏也给了答案：在金沙江巴塘渡口，他看到“多达500头骡子驮着高如房屋的捆捆砖茶运往西藏，渡口一派繁忙景象，摆渡的皮筏和待运的捆捆砖茶无以计数，茶贩和牲口熙熙攘攘。望不到尽头的牦牛和骡子满载运往卫藏和其他偏远地方的砖茶，拥堵着街道，城郊巨量的砖茶四处堆放，表明涉藏地区对这一商品的巨大需求。”

   在雅安，他想方设法探听边茶的生产制作工艺，他原打算混入加工场地观察，但没有成功，就向客栈老板打听。客栈老板是一个制茶行家，详细给他介绍了边茶的生产过程。

   在打箭炉，他对打箭炉及川茶入藏有了极深的了解，他知道打箭炉有48家锅庄(茶叶交易行栈)，四川商人在雅安、名山、荥经、天全、邛州、灌县等产茶区收购茶叶后运到打箭炉锅庄等候买主，来自西藏、青海、云南、陕西及本地茶商则云集于此采购完税运出。古柏除了自己的考察外，又得到法国驻打箭炉教区主教肖沃的协助，对川茶运销情形及利润有更深的了解。

   古柏原计划取道西藏察隅到印度阿萨姆，但在巴塘被拦住。他只得折转南下云南阿墩子，又被当地人拦了下来，于是他放弃了经大理到缅甸的计划，再按原路返回，最后返回印度。

   回到印度后，古柏写出了一本厚厚的考察报告《辫子和衬裙的商业先驱之旅》。

   在书中，他得出了以下结论：

   一是印茶是涉藏地区唯一所需并有利可图的大宗产品；二是印茶可由察隅至巴塘的边茶贸易路线入藏，同时这也是康巴地区矿产资源运往印度的路线；三是汉藏双方对印茶入藏严防死守，坚决抵制的根源在于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英印政府可反其道而行之，可通过印茶入藏的经济入手达到战略扩张的政治目的；四是向西藏倾销印茶的经济效益巨大；五是在必要时可用武力手段打开西藏市场。

   1869年3月，古柏参加了印度加尔各答商会组织的活动，大肆鼓吹把茶叶卖到西藏路程短赚钱多。他向商会算了一笔账，印度与中国相邻，尤其是大吉岭、阿萨姆地区等产茶区与西藏相邻，这里修通了公路、铁路，与将茶叶运到欧洲相比，印茶入藏的运程较短，“若阿萨姆茶叶能达到雅安砖茶的质量，便可轻易在巴塘以低价售出，自然获利颇丰。”

   “茶叶是打通西藏线的有力武器，印茶若能取代川茶，英国将获巨利。”古柏的建议，引起英属印度政府的强烈反响。

   1869年5月，古柏获得加尔各答英国商会的支持和英印政府的协助，打算从西向东从阿萨姆至巴塘考察。他从加尔各答出发，经萨地亚，抵阿萨姆东北部边境，沿雅鲁藏布江进入西藏，前行几十英里后被西藏官民阻止，考察再度流产。

   虽然两次探路没有完全取得成功，但古柏看到了巨大的商机和市场。他写的《辫子和衬裙的商业先驱之旅》一书，于1871年出版。这是西方人沿康藏茶马古道探路游记的先驱之作，比英国人戴维斯另一著名探路游记《云南：连接印度和扬子江的锁链》，早了40年。

   古柏“探访”的直接结果，一场笼罩在“侵藏战争”硝烟下的“茶叶战争”骤然打响。

   对于当年“茶叶战争”的研究，远在台湾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冯明珠也情有独钟。台湾故宫博物院存有完整的清朝奏折，里面有好多关于茶马古道的内容。冯明珠长期致力于“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的研究，曾多次深入川、青、藏进行实地考察，先后撰写了《川青藏边域实地考察》、《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等著述，文中多次写到川茶与印茶的“交锋”。

   川藏茶马古道的源头雅安，自然也是冯明珠关注的地方。近年来，她多次到雅安、康定一带考察，2011年4月，她应邀到雅安参加茶马古道论坛，还在论坛上作了精彩的发言。

   “英国对于清政府从川茶销藏贸易中获利颇丰垂涎已久，一直企图用印度所产茶叶取而代之。英属印度茶叶不仅在国际市场上夺我茶利， 在十九世纪末期， 随着英俄帝国主义侵略西藏步伐的加剧，印茶暗渡陈仓，潜运入藏。”

   英国为使印茶销藏合法化， 极尽其威胁利诱之能事， 企图迫使清廷签约茶叶入藏章程。印茶强行入藏一事， 在清廷引起激烈的反响，朝野出现“印茶亡边，抵制印茶”的声音。随后，清政府在发展川茶，抵制印茶作了若干努力，如创设九局，九局之一就是设置茶盐局，下设官运茶局，目的就是降低运输成本，抵制印茶。同时整修从成都经雅安到康巴地区的道路，拓宽“茶马古道”，在雅安筹建官督商办的藏茶（边茶）贸易公司，同时加快康巴地区改土归流步伐，加大中央政府对康巴地区的统治。这一系列重大举措，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印茶侵入西藏的步伐。

   《重修大相岭桥路碑记》和“功德碑”，说的就是整修道路，拓宽“茶马古道”。大相岭桥路的整修，在当时也算得上是“浩大工程”。光绪32年（1906年），四川总督锡良到此“检查指导”，看到整修后的茶叶商道，他欣然写下《重修大相岭桥路碑记》。而荥经、清溪两县的老百姓交往更加方便了，如此“惠民”工程，自然也要感谢一下县大老爷“为民做好事”，也刻了一通“功德碑”谢恩。

   “桥路碑”和“功德碑”隐藏着中印“茶叶战争”的故事，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茶叶大盗”接踵而至

   印茶入藏，除了受到清政府抵制外，印茶在“口感”上也不被西藏人民所接受。总觉得“缺了什么味”。古柏考察的价值在于向官方提供了有关雅安边茶入藏的详细情况和相关数据。随后，英印政府开始组织专门人员研究印茶入藏问题。1870年后，接连不断地派出间谍、领事官员在雅安、打箭炉一带考察。如基申·辛格、霍西等人考察川茶种植和边茶贸易，所收集的情报为印茶入藏做了充分的技术和商业准备。

   1891年和1905年，英印政府先后派人罗森、哈奇森等人到雅安考察，他们从茶树的栽培到茶叶的加工，从茶叶的运输到销售，都进行了详细的秘密考察。

   他们以雅安为中心，考察茶山（蒙顶山）、茶路（经荥经的“大路”和经天全的“小路”）、茶城（雅安、打箭炉）、茶人（吴理真）、茶事（莲花山会）等。在他们的笔下，蒙顶山茶产区的概况和历史、管理和税收、生产和加工、运输和销售等内容全部囊括，他们还考证了吴理真的生平和皇茶园七株茶树的来历，哈奇森称吴理真是“雅州茶行业的守护神”。

   甚至对“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这一茶联的由来，他们也进行了考证。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是要得到一杯上等好茶，必须要具备两样东西:‘蒙顶山上茶，扬子江中水’。现在，四川人去蒙山没有什么困难，他们就住在长江周围。经常有人问我是否在旅途中遇到过这条河流，这似乎很荒谬。对长江名字的起源以及适用范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对此我们搁置不予讨论。但显然为此而研究这条普通的河流没有意义。那么在哪里能够找到扬子江中水呢？我冒昧地以自己的回忆来分析，或许可以给出这一问题的答案。

   我对好茶极为沉迷。在上海居住的时候，我有机会拜访了这个城市的地方官员。这名官员向我讲述了好水对泡出好茶的重要性，并告诉我他只使用扬子江中水泡茶，而从来不用其他水。我问他从哪里得到这种水，他告诉我是每天从镇江由轮船运来的。有一次我去了镇江，碰巧通过一个水湾，此水湾把外国租界从黄金岛分了开来。当时我看到许多小船驶入深水中，船员们把他们的水桶灌满，然后返回到岸上。经过询问，我才得知在水底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泉水。那里曾经河水干枯，河床外露，这泉水才被人们所知晓。我已经记不清这泉水（中泠泉——译者注）的名字了，但是据说在该泉之畔有一块石碑，上面有对此泉水的记载。但当长江淹没旧址时，石碑就被转移到了一个更远的泉水旁边了。这款新的泉水同样具有原泉水的优良品质，声誉很好；但那些熟悉这里泉水历史的人却依然执着，他们泡茶时仍然去取泉水。”

   此外，许多肩负着政治、经济等各色任务的“间谍”、探险家、植物学家们纷纷来到中国内地，他们利用各种关系和各种手段，破解雅安砖茶的“谜团”。罗森和哈奇森先后写出了《四川西部的茶树种植以及经由打箭炉与西藏的茶叶贸易》、《供应西藏的印度砖茶：四川任务报告》等考察报告，为印茶入藏提供了决策依据。其中《四川西部的茶树种植以及经由打箭炉与西藏的茶叶贸易》一书，在1895年出版后，百年后的2013年，印度Isha Books重印。说明直到今天，这本书依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辛亥革命以后，由于军阀混战，所有抵制印茶、整顿边茶生产运销的举措停了下来，印茶趁虚而入，渐渐地充斥西藏市场，印茶曾一度长驱直入，曾卖到了打箭炉。

   1908年，一个名叫布鲁克的英国人也走在了整修后的大相岭茶路上。

   布鲁克一边行走，一边写日记，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资料。布鲁克不仅记下了雅安印象，还记下了沿途的风物、人文以及道路情况。

   半截“功德碑”，一段隐秘史。拂去历史的尘埃，在“功德碑”背后，隐藏着的正是一场波澜壮阔的“茶叶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