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专家考察须巴神山石刻 

烟角村吐蕃时期石刻

编者按

6月7日至9日，由陕、甘、青、川、藏五省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的“2014唐蕃古道考古探险”队重走唐蕃古道，在世界高城石渠县开展为期三天的探险科考活动。去年，考古专家在石渠县发现数量较大的吐蕃时期摩崖石刻群，这一考古成果入选2013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吐蕃王朝研究专家张建林教授说，石渠的摩崖石刻群与西藏、青海的摩崖石刻属同一风格，某些石刻造像还附有藏汉两种石刻题记。为深入挖掘唐蕃古道的价值，今年，考古专家们再次走进石渠县，试图揭开世界高城的神秘面纱。

■ 记者 唐闯 文/图

2014年6月7日，由陕甘青川藏五省区考古院所组织的“2014唐蕃古道考古探险”考古活动，对甘孜州石渠县的长沙干马乡须巴神山石刻群和洛须镇白马神山石刻群、嘛呷村石刻进行再次考证。

“此次考古探险活动，就是希望有新的发现，从而加深人们对于唐蕃古道的认识。”吐蕃王朝时期与古格王国时期考古权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建林希望此次石渠之行，在考古发现方面，能有所突破。

为何重走唐蕃古道？

据考古专家介绍，唐蕃古道作为连接中原和西藏的交通要道，向南延伸至尼泊尔、印度，成为“丝绸之路”南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尽管“丝绸之路”的故事家喻户晓，但不论是学界还是普通大众，对这条由唐都长安通向“世界屋脊”的唐蕃古道了解得并不多。

上世纪80年代初，青海省博物馆、青海省文物考古所等单位就曾组织过类似的考古活动，但之后类似的考察与研究就很少了。今年，随着“丝路申遗”工作的逐步实施，中国西部文化线路遗产的考察与研究项目相继启动。

陕西“秦直道”、四川“米仓道”、川滇“五尺道”、川藏滇茶马古道、川西民族走廊等为代表的古代交通路线考察与研究项目已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为进一步保护和传承唐蕃古道这一历史文化遗产，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甘青川藏四省考古研究机构，启动了新一轮的“2014年唐蕃古道考古探险”活动。

张建林说，文成公主从西安出发，究竟走了多长时间，是由北线还是南线进入西藏，由于缺乏确切的史料记载，仍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论证。除了解答上述疑问，考古队伍希望能在石渠发现吐蕃时期的墓葬，进一步找到并确认唐蕃古道上的另一些道路分支、文化交流及传播路线，从而更准确、全面地认识历史。

据专家介绍，一般认为，唐蕃古道分为东段和西段两部分。

东段的大体走向是：长安(陕西西安)-凤翔(陕西宝鸡)-陇州(陇县)-秦州(甘肃天水)-河州(甘肃临夏)-鄯州(青海西宁)。西段就是从鄯州到吐蕃牙帐(拉萨)，这是唐蕃古道的主体部分。

西段分为南北两条支线。其中，北线是文献记载的驿道，由玉树经聂荣、那曲至拉萨；南线即从玉树经四川石渠县、德格县，进入西藏江达县，经察雅、芒康、林芝、工布江达进入拉萨，南线是近些年通过考古发现逐步确认的唐蕃古道的新支线。

专家们将西藏、青海、石渠等地的新发现的石刻造像地点在地图上连成一条线，他们发现这有可能是被忽略的一条比较重要的唐蕃时期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路线。为了进一步寻找考古学上的证据，2014年6月，五省考古专家们重走唐蕃古道。

“2014唐蕃古道考古探险”活动沿着唐蕃古道西段新发现的南线重走，共有18位文博专家、学者从西安出发，历时22天，途经5省区44处考察点，对唐蕃古道进行探险。这是我国多省区合作组织专业人员首次对唐蕃古道进行的综合性考古探险活动。

考古队伍为什么再次走进石渠？

根据近几年的考古成果，鉴于石渠的特殊地理位置，连接川青藏三地。此前，考古专家们判断，历史上，来往此处的应该是往返唐蕃两地的商人和使节。

从石渠的石刻内容上看，多为祈愿赞普、王朝和菩萨，鲜有世俗内容，而造石刻会花费不少时间和金钱，因此判断石刻或为官方行为。

这些唐（吐）蕃石刻，主要分布在金沙江沿岸和雅砻江沿岸，包括石渠洛须镇的白马神山石刻、烟角村石刻以及长沙干马乡的须巴神山石刻群，共计17幅。这些石刻内容主要包括菩萨像、佛像、飞天、供养人、古藏文题记等。

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席琳介绍，这些石刻造像的头部有高筒状的头冠、有高三叶冠，服饰上有翻领大袍，造像风格为吐蕃样式，这种样式在敦煌壁画以及西藏仍保存的石刻、壁画中都能找到。

专家们认为，这批石刻融汇了汉、藏及尼泊尔艺术，也证明了石渠是唐蕃交通要道上的重要连接点。该发现填补了青藏高原东部唐蕃古道研究重要资料的空白，为研究吐蕃时期佛教史、佛教艺术史、唐和吐蕃关系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考古专家们表示，鉴于石渠曾是唐蕃古道的重要枢纽，曾有大量商人往来和人员生活居住，不排除沿金沙江和雅砻江发现大规模的墓葬遗址。

6月8日，天气炎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正在手机上看一张与石刻有关的照片，提供照片的人是石渠县洛须镇的一位乡干部。此前，石渠县的几次考古发现的线索的提供者都是当地工作人员和老乡。

看了照片，高大伦不敢大意，急忙召集专家们前往石刻所在地。在洛须镇的一处山沟，专家们实地考察了这幅石刻造像。造像为八臂十一面观音，从其造型，初步判断，非吐蕃时期造像，专家们推算该石刻造像大致为明清至近代时期的文物。

在回程的路上，在一处疑似唐蕃古墓遗址处，专家们发现了陶石，这些陶石年代久远，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说，它们可能成为四川省首例吐蕃墓葬发现的证据，但一切还需要进一步的科学鉴定和认证。

石渠县还有多少未知之谜？

尽管，在此次重走唐蕃古道的科考活动中，考古专家们并未给出任何论断，但这些新发现已开始让参与了此次考古活动的专家和记者们浮想联翩。

石渠考古的价值在哪里？

张建林教授已不只一次来到石渠，他说，中外学者论及“唐蕃古道”大同小异，所依汉文文献不外唐蕃使臣往来及两次唐公主进吐蕃相关记载。但玉树经那曲至拉萨一线至今未发现吐蕃时期的遗迹存留。而藏、川、青一带吐蕃佛教造像多有发现，从青海玉树至四川石渠，再至西藏江达、察雅、芒康，南北贯通，更有林芝米瑞第穆萨摩崖碑铭、工布江达洛哇傍卡摩崖造像东西呼应，形成了一条与唐蕃古道并存的佛教传播路线。

在照阿拉姆石刻，吐蕃风格的佛像下，记者看见用汉文刻写了“楊二造仏也”（异形字“仏”，同“佛”）。张建林教授介绍说，汉语题记也印证了汉藏文化在此早有交流。而在西藏和玉树地区的石刻造像也完整保留了汉藏两种文字的题记。张建林说，这些都有力说明了，佛教传入西藏不是单向传播。

“在石渠，数量众多的吐蕃佛教石刻多以大日如来造像为主尊，反映出吐蕃时期大日如来信仰的流行。”张建林认为，造像风格可以看出印度和中原地区的影响，更有吐蕃自己创造的“吐蕃样式”佛教造像风格，展现出8至9世纪吐蕃吸收、融合印度、中原地区佛教文化的情况。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席琳博士认为，“照阿拉姆”、烟角村、须巴神山大日如来造像均具有吐蕃时期胎藏界大日如来造像的典型特征：造型简约、结禅定印、身体较直、头戴三叶冠、斜披帛带、单尊像的座为莲花座、莲瓣圆润饱满等。

席琳认为：“这些特征与卫藏地区同时期的胎藏界大日如来题材造像基本相同，再次证明了吐蕃时期的大日如来信仰及造像系统直接源于吐蕃密教，也表明吐蕃时期该题材造像在川西北地区也是十分流行的，而非只在藏东地区流行。”

考古专家们认为，从青海西南部到四川西北部再到西藏东南部这条以胎藏界大日如来题材造像为代表的吐蕃佛教造像集中分布地带无疑也是一条重要的古代通道。

“打通”了这条重要的古代交通要道，突破了以往学术界在唐蕃古道路线研究上的局限性，必将极大地促进吐蕃时期佛教史与交通史的研究。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考古研究室主任夏洛旺堆说，自己是第一次考察石渠的石刻造像，他认为这些石刻造像表明，历史上，吐蕃王朝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佛教信仰体系，才能如此大规模修建石刻群。

“梵像与吐蕃像，两种风格谁先谁后？是同时并存吗？为什么并存？为什么后来人们放弃了大日如来的信仰？”夏洛旺堆表示，接下来，自己将顺着这一思路展开研究。

6月8日，考古专家离开石渠，人们开始期待石渠能继续考古发现领域的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