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昌平
  我们家共七兄妹，在老家长住的有五兄妹。1998年的大年三十，我回去团年，家中聚齐了六兄妹，都为84岁的老母和79岁高龄的陈老哥子敬酒祝福。两位老人享受着天伦之乐，快乐非常。吃过团年饭，大家酒足饭饱，各自回自己的小家自由活动去了。我和爱人、孩子一起陪母亲和陈老哥子看完春节联欢晚会后已是大年初一凌晨，我搀扶着陈银章老哥子，送回镇政府专门为他租的房内，护理员罗成安出来迎接。
  “两位哥子请喝茶。”罗成安给我们各泡了一盅茶放到面前。
  “谢谢！今晚我陪老哥子住。”我说。“年坎守过了，那我回家明天再来？”罗成安说。“要得，你慢走，明天见。”我说。
  罗成安走后，我照每次回老家的规矩，摸出200元钱放到老哥子手里说：“这是我给你的零花钱，老哥子要好好保重身体哦。”
  “谢谢幺弟。”老哥子握住我的双手望着我，老泪像断了线的珍珠滚了下来。以往这种情景他虽然感动，但绝对不会流泪，上了70岁以后，他便开始流泪。或许人老了就是这样，我母亲每次送我离家时都会泪流满面地对我说：“儿啊，我已经是活一天算一天的人了……”我懂陈老哥子此时嘴上虽然没说，其实他的心里也是在说这句话。
  “老哥子，自从去年你说出了真名后，我心中的疑惑始终不能消除，总想找机会问问你？”“问吧，幺弟你今天怎么这么客气？”“好，那我就不客气了！以前我们都只知道你是红军留下来的伤员，只晓得在贵州人们都叫你陈老幺，直到去年才第一次听你说你的原名叫陈万请。我始终不理解，你怎么会等到去年疗养腿伤时才说出你的真名？为什么要把你的真实身份隐瞒这么多年？并且到现在还不想向世人公布呢？”
  听完我的话，沉默了好一会儿，陈老哥子才开口：“幺弟，白色恐怖时红军的身份都不敢暴露，只有极少数村民晓得我和孙名山是红军留下来的伤员，说出来就有生命危险。后来得到幺爸、幺婶和外公、大舅的帮助，为了躲避清乡队的追查，我才隐瞒了真实身份，为此我还拜你大舅为干爹改了名。解放初期虽然红军身份不怕暴露了，但是当时在泸定一直用陈银章的名字已经习惯了，村民们也叫惯了，我觉得就没有必要说出我的真名。”
  “可是你的真名，能证明你是强渡大渡河的第17位勇士啊！”
  “幺弟，‘勇士’是解放以后的说法，当时叫‘奋勇队’，说真心话，我当时强烈要求参加‘奋勇队’，一是想报答红军让我脱离苦海的恩，同时也想立功受奖。我识字不多，过去很多年都不知道有17勇士的说法，后来还是有关书籍和电影是这样描写的。我想既然已塑造成勇士、英雄，我就更要隐瞒原名了。”
  “为啥呢？”我问。“我留在泸定后，幸亏得到幺爸、幺婶和外公、大舅的相救，否则我早就没命了。因此就成了大地主程官志——你外公的干孙子和程清文——你大舅的干儿子，又在有‘小土地出租’的家里生活过12年多，我是不可能同我的这些恩人们划清界限。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都以阶级斗争为纲，如果暴露了真实身份，别说人们会指责我辱没英雄形象，就是我自己也觉得为了亲情，确实丧失了阶级立场。由于我和这些长辈们长期生活在一起，所以我很清楚外公、干爹的家业虽大，但都是靠行医济世、救人挣来的钱，和其他地主不一样。他们有善心、爱心，对下人好，遇天灾还会无偿救济灾民，而且非常爱国。曾经还为抗战积极捐资，是难得的大好人，但是这些事情不是所有人都明白的。年轻人更不会理解，他们都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主都不是好人。我在龙巴铺工作队时，在组织召开的贫协会上我和工作队队长，为划分我家的阶级成分争得面红耳赤，就是怕把我家划为地主，幺爸、幺婶就会成为阶级敌人，挨批斗。事实上我们虽不是亲兄弟，幺爸、幺婶和我们兄妹都没把我当外人待，我不可能瞒昧良心承认别人说的那样——我是幺爸、幺婶请的佣人。随着年岁增大，近几年我也想过是否把这些秘密带进棺材的问题？去年摔断右腿，想到我年岁已高，你千里迢迢回来看我一趟不容易，没憋住就把我的真实姓名说出来了。”
  “现在政策这么好，国泰民安，你还有啥子怕的嘛？”我说。 “幺弟啊，时世难料，我们这代人经历的苦难太多，年岁大了再也受不起折腾。我是放牛娃出身，本来就是穷人，我们贵州说的‘干人’，这么多年当普通人，已经习惯了，突然要当英雄，我不适应。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已进入老年，根本就不想再出风头。现在都快80岁的人了，更不愿意再出风头。还是那句话，当初在亲情和前途面前，我选择了亲情。现在我虽然没有找到贵州的亲人，但我在这里有这么多的亲人，我觉得我的选择没有错，今生在泸定有这么多亲人我已经知足了。幺弟，我已平淡惯了。求求你，请为我保密，就让我好好地度过安闲的晚年吧。你不晓得，我最怕面对记者的提问了，那样的场面我想都不敢想啊！请答应我，至少在我有生之年为我保密。”
  我和陈老哥子默默地对望了片刻，看着他诚恳的目光，我只好向他点头。 “拜托了，幺弟，我还有东西要留给你呢！”老哥子双手拱抱胸前，我边点头边握住他的双手。
  他冲进里屋，取出一个包得非常严实的红布包，小心翼翼地打开，捧出一个银元，递给我说：“幺弟，我年岁已高，不知道那天就会到马克思那里报道去了，今天我决定把这东西交给你保存。”“还是你保管吧！”我说。“幺弟，说真心话别人我信不过，我最喜欢你也最信任你，可是你离老家又远，我怕一口气上不来，东西就丢了，这是我留给你的纪念品。” 我立即伸双手捧过东西并对陈老哥子说：“好，我一定好好保存，珍惜你留给我的宝贝。”陈老哥子接着对我说：“这是当年部队决定把我留下来时，为了便于隐蔽，让我把枪、刀等武器都上交了，临别时熊尚林连长亲手交给我三个银元，当时我晓得部队十分困难，就强行退了一个给连长，自己留下了两个，困难时我用了一个，剩下的这一个我无论再困难也没有用，对于我来讲这是最珍贵的纪念品。”我捧着银元的双手颤抖起来，我懂得这些东西在陈老哥子心里的分量。
  “看得出来你很想多了解我以往的情况，我们面谈的机会有限，现在我就全告诉你，反正我在人世的时日不多了，你可以记下来。”陈老哥子说。
  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多年想问但不便开口，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立即取纸笔记录整理他的口述如下：我是贵州遵义茅草铺人，真名叫陈万清，虽有这个学名但平日里村民、父母都只叫我陈老幺。曾跟一位见我好学而同情我的穷先生学习认字，虽不算文盲，但也是个半文盲。7岁亡父，12岁亡母，有个哥哥人们都叫他陈老大，全名叫陈万林。我9岁到地主家放羊后我们就很少见面了。参加红军前，给地主家放羊为生。1935年1月12日（因我的生日是1919年7月12日，参加红军那天恰好是12日，所以记得具体时间），那天我赶着地主家的一大群羊到红军驻地，把羊全部献给了急需补给的红军。那年我还不满16岁，没和任何认识的人道别，就参加了红军。参加红军后，我是聂荣臻首长领导下的红一团一营二连战士，不久因熊尚林连长见我机灵又识得一些字，很喜欢我，于是我就成了他的通讯员。团长是杨得志，一营营长是孙继先，一营二连连长是熊尚林。我1935年4月加入共青团。1935年5月24日的中午，我随先遣队，从擦罗出发，晚22时夜袭安顺场成功，消灭安顺场守敌两个连，夺得木船一只。1935年5月25日凌晨采取耍小孩子脾气的方法，竭力争取下参加安顺场①强渡大渡河的‘奋勇队’（即后来称的17勇士）的第17个名额。1935年5月29日下午14时许，在向前线各排长传达连长‘不惜一切代价务必在天黑前拿下石门坎’的命令后，在二排排长罗会明的阵地上因敌人炮火猛烈而参加战斗，在此被手榴弹炸断了右腿。 1935年5月29日17时许，攻克石门坎。1935年5月30日凌晨，我被送到龙巴铺三圣宫庙内养伤。后来在泸定的情况你都晓得就不再叙了。”
  “你父母的名字叫什么？”我问。“旧社会，不像现在，几岁的娃儿都晓得父母的名字，不瞒幺弟，我就是因为不清楚父母的名字，哥哥也下落不明，所以解放后我曾三次到贵州毛草埔，曾经还有一次有乡政府的干部陪同我去寻亲，都没有找到贵州那边的亲人。”“哦，太遗憾了。看来就是我今后有机会到贵州也无法帮你找到贵州那边的亲人了！”我说。 老哥子摇头无语，眼泪滚落下来，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
  陈老哥子终于毫无保留地向我讲述了他隐瞒了70多年的秘密，解开了我心中的疑惑，可见他是多么信任我，探访陈哥子，了解到第17位强渡大渡河勇士的秘密或许是我这次回老家最大收获。
  【地名解释】①安顺场位于四川省西南部的大渡河中游南岸，距石棉县城11公里。是太平天国著名的军事将领石达开全军覆灭的地方，也是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革命纪念地。1996年安顺场先后被正式命名为四川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全国中小学生百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4年5月，由江泽民亲自题写馆名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建成，该馆坐落在安顺场北，同纪念碑一起在规划中的遗址公园内，馆内保存有二百多件文物，实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