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党史办 本网记者
    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径甘孜藏区、先后在我州15个县（市）经过、驻扎。在这里团结藏汉群众、播撒革命火种，开展武装斗争，书写了飞夺泸定桥、甘孜大会师等历史篇章，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史无前列的伟大奇迹，推动中国革命的生死转折，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彪炳史册的不朽丰碑。
    1935年5月26日，红一方面军分左、右两个纵队从石棉安顺场出发，逆流而上，奔袭泸定桥。5月29日晨，左纵队2师4团一昼夜奔袭240华里抵达泸定。下午4时，发起了对泸定桥东岸的强攻，经2个小时激战飞夺泸定桥，粉碎了蒋介石让朱、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的梦想，打通了红军北上抗日的通道，泸定桥因此成为红军长征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被国际友人赞誉为“十三根铁链劈开了通往共和国之路”；毛泽东同志也为此写下了“大渡桥横铁索寒”的壮美诗篇，飞夺泸定桥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的奇迹。红一方面军飞夺泸定桥成功以后，又迅速突破敌飞越岭防线并实现了一、四方面军会师，彻底宣告蒋介石了“南追北堵”、将红军“截击其为数段”图谋的彻底破产。
    为接应红一方面军，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康区。两个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北上方针，红四方面军南下执行《绥崇丹懋战役计划》《天芦名邛雅大战役计划》，进入甘孜藏区大渡河流域。百丈关战役遭受重大损失后，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开始怀疑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此时又接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严厉批评，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的坚决抵制和劝说下，张国焘接受了1936年1月16日中共中央以中共秘书处名义电告红四方面军的瓦窑堡会议精神，1936年2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以刘伯承为中国抗日红军先遣军司令员，率红30军翻越党岭雪山向道孚等地挺进，开始西进康北，相继攻占了道孚、炉霍、甘孜、瞻对（新龙）等康北重镇，并在这一地区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休整。同时，红四方面军帮助藏族人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自治政权，积极作好会合红二、六军团共同北上的准备。
    红二、六军团在准备离开云南中旬进入康南时，为了尽力量减少穿越康南时部队可能发生的粮食困难，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决定从1936年5月5日开始，分两路进军，即：红六军团经定乡（今乡城），稻城，理化（今理塘），瞻对（今新龙）至甘孜，红二军团经得荣、巴安（今巴塘）、白玉至甘孜。1936年6月23日，红六军团到达甘孜普玉隆孜苏寺，与红军总政治部会师及30军88师会师；红二军团5月5日从中甸出发， 6月30进抵甘孜绒巴岔地区，受到了红30军88师、波巴政府代表及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7月2日，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县城城郊举行了会师大会。会后，红二、六军团改编组建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军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两个方面军根据红军总部电令，以松潘、包座为目标，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北上。7月下旬，北上红军三个纵队经过艰苦行军，已经先后离开西康境域，逐渐聚集于川西北与甘南结合部地带。
    红军长征在甘孜藏区15个县（市）（按现在行政区域计算，未到德格、石渠、九龙）经过、停驻和开展活动，时间长达15个月，在这里建立了党的地方组织和“波巴政府”，探索实践了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休养生息，为夺取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以疲惫之师，入人烟稀少、物产不丰、气候恶劣的藏区，并在这里休整、补充，作北上准备，此间红军数万人的粮食物质均由甘孜藏区人民供给，这对贫穷的甘孜藏区人民来说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但甘孜藏区人民经受住了这一严峻考验，为支援红军，献出了自己最后一粒青稞，最后一点羊毛，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历史性的贡献，其革命功绩永载青史。据不完全统计，甘孜藏区为红军提供粮食约900万斤，即15个县10余万人口人平为红军供应了约90~100斤粮食。红军离开甘孜藏区后，留下了众多的伤病员，藏区人民在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中，为保护红军伤病员尽了最大努力，有的还为此献出了生命。红军北上抗日时不少人为红军带路当翻译，甚至参加红军并肩战斗，有的血染疆场，有的成为后来的革命骨干。1950年，邓小平同志做出了“甘孜藏区人民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的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开国十大元帅除陈毅元帅外，长征时都到过甘孜藏区，其中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罗荣恒、聂荣臻、叶剑英七位元帅长征时经过了泸定桥，贺龙、徐向前两位元帅长征也经过了甘孜藏区。开国十位大将中，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等七位大将在长征中也曾到过甘孜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