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佐

    1935年6月8日，红一方面军攻占天全，奇袭芦山后，中共中央根据敌情变化，令驻宝兴部队进占藏族聚居区——大硗碛，开始积极准备翻越夹金山。

    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3月由川陕革命根据地挥师西进，策应中央红军。6月初，红四方面30军政委李先念率五个团挺进懋功（今属小金县）地区接应红一方面军。22日，81团从小金川下游的长沙坝渡过大渡河，在丹巴县宗达一带与川康边防军步2旅展开激烈战斗。红军两次攻打丹巴县城未果，退至大渡河东岸布防，与30团共同警戒康定方向之敌。多次派部队到金汤附近游击，孔玉民团惊恐万状。这是红四方面军首次进入甘孜藏区。

    两军会师之前，四方面军三巨头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研究迎接中央红军事宜，张国焘说：“中央红军是老大哥，比我们多五倍是肯定的……我们有六万人，五倍是三十万。”因此，红四方面军张贴出“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的口号。徐向前后来回忆录中认为，这个口号影响到了两军会师后的关系。

    张国焘是党的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曾长期担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一直处于党中央核心地位，其后逐渐掌握了红四方面军的领导权。两军会师后，1935年6月25日，张国焘在抚边见到了在雨中等候他的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委员，激动之余发现中央红军军力、军容、装备、给养远逊四方面军，他内心的“机会主义”开始蠢动，野心膨胀起来。

    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懋功县属的两河口召开（即两河口会议），经过讨论于28日作出《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张国焘虽在两河口会议时表面同意北上方针，虽勉强同意执行《松潘战役计划》松潘战役计划，率军北上，但行至阿坝后，强令红四方面军掉头南下，10月7日，张国焘以“中革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绥崇丹懋战役计划》，令红四方面军杀回金川流域，向四川进发。16日，四方面军占领丹巴，再次进入甘孜藏区。 13天时间共歼灭杨森、刘文辉、邓锡侯所部17个团及部分地方武装，守敌溃不成军，杨森、邓锡侯部全被击溃，逃往两河口，夹金山以南地区，刘文辉所部张行团3个营逃往道孚，余松琳率余部逃向孔玉、鱼通、瓦斯沟及金汤一带，沿途抢劫，人民十室九空，惨不忍睹。

    10月20日，张国焘再次以“中革军委主席”名义，发布《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及左、右两个支队，乘胜前进，向雅州地区猛扑过去。右纵队以倪志亮为司令员，率4军、32军（原中央红军九军团）分别由丹巴、松岗一带出发，28、29日在金汤、鱼通击溃川康军余松琳、刘元琮两个旅后，又分兵两路：4军主力经麦笨、乌泥岗、若泥岗、余家庄追歼余、刘两旅溃部，11月3日进占昂州（今泸定岚安），翻马鞍山东出紫石关再溃袁国瑞旅，10日攻占天全。32军则沿大渡河而下，袭击李抱冰部瓦斯沟附近的姑咱、时济、喇嘛寺阵地，牵制敌军兵力，并与4军一部配合，在泸定九叉树一带反复袭击李抱冰部阵地及余家庄等地余松琳旅阵地，击退敌李抱冰部318团增援部队，进占五里沟、干沟一带，掩护红4军主力东出天全。11月中旬，32军交防红5军（原红5军团）所派部队后集结天全，完成了战役计划第一阶段的掩护任务。

    与左，中，右三个纵队南出雅州同时，左，右两个支队也采取了积极配合行动。左支队由33军担任，巩固马圹、两河口阵地，并向杂谷脑、理番威胁，确保刚建立的金川革命根据地东部安全。右支队由5军担任，在丹巴接替4军防务后，立即派部队向毛牛方向出击，多次与李抱冰部313团激战于毛牛、奎庸、台站等地，袭击康定、丹巴之间大炮山守敌阵地。当地土头武装协防泰宁的康定区民团闻风丧胆，纷纷将各要隘放弃。11月20日以后，5军曾多次派部队进入泰宁及康定县的孔玉、鱼通地区游击，并派部队到泸定接防红32军五里沟阵地，协助金川流域格勒得沙共和国平息境域内的土司叛乱，确保了主力了红军后方及革命根据地安全。

    然而，天芦名雅邛大战役在历时18个昼夜的激战后，虽歼敌一万五千余人，仍未能冲破敌军封锁，且自损近一万余人，反而使自身处于被动地位，元气大伤。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开始怀疑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此时又接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严厉批评后，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的劝说下，张国焘接受了1936年1月16日中共中央以中共秘书处名义电告红四方面军的瓦窑堡会议精神，决定挥师康北，积极作好会合红二、六军团共同北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