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剑锋

    在红四方面军作战序列中，有着一支战功赫赫的部队——红30军。作为主力和王牌，这支部队在四方面军长征途中，几乎都由其担任着前卫、先锋部队的任务。而指挥这支部队的，除了广为人知、曾担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政委，则是由于自身原因殒命于甘孜藏区丹巴河谷、湮没在历史洪流中的四方面军30军军长——猛将余天云。

    余天云，湖北黄安人，1927年11月参加黄麻起义。此后几年，他很快由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主力营营长。在战斗中，余天云常常身先士卒。由于战功显赫，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木门扩编时，年仅27岁的余天云被擢升为红30军军长。当然，除了战功之外，更是由于张国焘认为余天云对党（其实是对他自己）忠心耿耿，自然成为高级将领的最佳人选。余天云担任军长后，不辱使命，依然身先士卒，因此多次负伤，而战功尤为卓著。

    一位年轻的军长，年仅27岁，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本有着辉煌的地位与荣誉。然而，其自身的缺陷——“军阀主义”和“狭隘思想”，却导致了他个人的悲剧。

    所谓 “军阀主义”“思想狭隘”，表现在余天云身上，一是作风霸道，动辄骂人、打人，甚至以枪毙唬人。他身边的警卫员、通讯员，无一例外都曾被他毒打。即便是同任的高级干部，若与之意见分歧，余天云也是任意打骂。一次，部队行军在羊肠山路上，在拐弯时马脚打滑，余从马上摔了下来，他拔枪便打，把马夫打成重伤。二是余天云心胸狭窄，重视打仗而蔑视政工工作，主张“枪杆子第一”。他动辄把部队中的政工干部骂得狗血淋头。据说有一次红30军在战斗中受阻，时为30军政委的李先念和一些师团干部很着急，这时军长余天云却慢悠悠地对李先念说：“政委，你去给他们上劳动课去，这个山头就能攻下来！”余天云身上的这些问题，最终导致他走上绝路。

    1935年9月，在红四方面军的一次大会上，总政委陈昌浩表扬与余天云关系不合的何畏，这让余天云非常不满，在会上破口大骂。在场的张国焘以为余天云是在反对自己南下路线，于是借着余天云随意打死号兵和挑夫等事，撤销余天云军长一职。不久，又将他调赴红军大学“学习”，任红大高级指挥科科长。红军大学校长倪志亮，何畏任政委（后为校长），刘伯承任总教官。作为学员的余天云本来就一肚子气，加之何畏和自己同样是个军长，两人关系本就不好，此时却要受他的领导，余便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时不时地发脾气。有一次，余天云受了何畏的批评，酗酒后嚷着要打何畏，何畏竟吓得四处躲藏，狼狈之极。

    余天云在红大期间，仍旧显摆他军长的架子，除了带着军长原来配备的人马外，还随身带着一个机枪排作为卫队。当他去听课时，这支卫队就在临时教室旁放哨警戒，霸气十足。余天云本来就看不起知识分子，上课时常拿教员出气，时常搅乱正常的教学秩序。一次课间，余天云率领警卫人员冲击课堂，刘伯承出面制止，而余不听劝阻。刘伯承当场让人下了余天云及其警卫员的枪。刘伯承从其傲慢、跋扈的行为里感到革命队伍中流氓无产者习气的嚣张。他认为应对此展开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党性教育。于是撰写了《余天云的思想行动表现在哪里，我们怎样去继续开展反他的斗争》，发表在1935年12月16日红四方面军的《红炉》第1期。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四方面军干部的强烈反响。当然，这也引起了余天云的强烈不满，他公然掏出枪，气势汹汹地要和刘伯承拼命，并不断谩骂。这时，就是同一部队的何畏也看不下去了，出面制止，而余竟不服，仍大喊大叫，口出狂言。结果惹得刘伯承大怒，愤然表示：学校“不处分此人，决不再上课”。张国焘闻讯急忙赶到学校，召集全校讲话，声色俱厉地训斥了余天云，命令他当众向刘伯承道歉，并当众命令警卫员缴了他的武器，随即关进禁闭室反省。

    事发之后，余天云情绪十分消沉。不料雪上加霜，同他的坏脾气差不多的妻子刘伯新过草地时捕杀了藏民的一头牦牛，结果藏民告到张国焘那里，刘伯新被张执行军法枪毙了。此事传来，余天云难以接受，在西进康北途中以行动相对抗，故意制造麻烦，让他走他不走，让他骑马他不骑，还一路叫嚷：“何畏当政委，凭什么我就当学员？”战士们没有办法，只好用担架强行抬着他走。1936年4月，当部队行至丹巴河谷一处激流边的铁索桥时，余天云也被战士们抬着走到了桥心。突然，余天云大骂了一声：“去他娘的！”一个翻身，赌气跳河自尽，时年仅30岁。据说毛泽东后来听说后表示：“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

    1945年中共七大，余天云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余天云的悲剧已渐被遗忘，但党如何培育、管理自己的干部，如何让他们克服缺陷、避免错误，更好地发挥自身的特长及多作贡献，则是今日仍需思考的话题。